上海生死签证：十七岁犹太少年与何凤山

上海生死签证：十七岁犹太少年与何凤山

 

 

在有关“中国辛德勒”何凤山（2005年为联合国所誉）的故事里，一位十七岁犹太少年在中文语境里的短暂出场，被我牢牢记住。

奔走在1938年的维也纳街头，他为家族寻找逃离纳粹危境的签证。踏尽五十家领事馆，一遍又一遍，备偿绝望的滋味。最终，他遇上何凤山，幸运领走二十份上海生死签证。

当历史掀开滔天巨浪，把父母和亲人们冲到地狱的门口，这位稚气未脱的十七岁少年，挺身而出。他失魂落魄离开领馆大门的悲声孤影，拿到上海生死签证那一刻的将信将疑，以及随之而来的欣喜若狂，都让我刻骨铭心。

绝处逢生触发的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平凡生命涤荡的这般有情有义的人性，在我心里腾起一股具有悲壮气韵的生存诗意，持久不散。

 

因缘际会，让我着意寻找他在英文世界里的足迹

多伦多Baycrest Hospital 有许多犹太裔医生和犹太裔病人，在这家医院医学研究大楼的走廊墙壁上，二十多张放大了的黑白旧照，郑重地镶嵌一幅幅相框里，穿越岁月风尘地来到人们面前，诉说着上世纪四十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往事。

旧照除了上海街头巷尾的中国儿童、黄包车夫、挑担食贩、流浪汉，屋宇楼群间的犹太人及其家庭，犹太人的集会与聚会，犹太人中国人的共处光景外，还有一些置放着市井、货郎、信件、广告、聚餐间、慈善机构等生活场景的镶嵌画。

纯文字说明的二张，其中一幅落的人名为“Eric Goldstaub。”标题为：上海隔都（Shanghai Ghetto），记忆1938-1949。下面接着是简略自述，有关早年生平、20张签证逃离奥地利、犹太人在上海等，最后几项文字表明，“上海生活虽然是艰难的，但它仍然使我们的大多数犹太移民能够生存下来，并散布到全世界开始新的富有成效的生活。”

 

从谷歌搜Eric Goldstaub ，证实是他，那个传说中的十七岁少年。涉及到他的中文文字，夹叙在何凤山的事迹里，往往只有二三行，他的姓与名也没有得到固定的翻译，或称“艾瑞克·歌德·斯德宝”“艾立克·哥特斯塔伯”；或只称名，艾瑞克，艾立克；或只称姓，高德斯陶伯，歌德斯德堡.....

不知是谁，何时，为什么，在一家医院研究部门的墙壁上，精心张贴这些飞度了七十多年光阴的旧上海记忆? 但我知道，那个令人难忘的少年，逃离了血雨腥风的维也纳，奔向对他有养育恩情的乱世上海，最终来到了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多伦多，落脚生根。

一则多伦多星报2012年5月21日的讣告，昭示着他的最终归途：Interment Beth Tzedec Section of Dawes Road Cemetery，多伦多犹太人第三公墓，维多利亚公园大道夹圣.克莱尔大道交接处的东北角。

墓碑的正面，上刻希伯来文，下留英文。英文写着，深深地怀念亲爱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和祖父，艾立克·哥特斯塔伯（Eric Goldstaub） ，1921年11月14日-2012年5月21日。

他最后的时光，是在多伦多的北约克医院，在三个子女和三个孙儿女的围绕下，安然离世，享年91岁。告别曾经大波大澜的世界，他平和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

回首艾立克一生，被时代裹挟，流离播迁。

 

血雨腥风维也纳，街头奔走少年人

艾立克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家境富足的犹太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是阿道尔(Adolf Goldstaub)，母亲为卡米拉(Camilla Fiedler Goldstaub)。他的父亲开着一家缝纫、缝纫配件并供应布料给成衣制造商的大店。1938 年，艾立克还是17 岁的学生，生活无忧无虑，学体操爱运动，舞蹈闪才华。其父也是体育爱好者，为当地体操协会的成员，亦为马卡比犹太人体育组织的成员。

1938年3月13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吞并后的第一周，奥地利的犹太人梦魇开始。犹太儿童被要求在他们父亲商店的窗户上写下“Jud”，普拉特斯特恩的犹太人被迫躺在地上吃草，对犹太人的骚扰、羞辱、殴打每日每夜爆发。艾立克和父亲被奥地利警察和纳粹冲锋队集中起来，被迫在维也纳的十七和十八区清扫街道。当时维也纳的犹太人超过20万， 不计其数的犹太人被迫清扫街道，擦洗选举标语等等。情况越来越糟，“到6月中旬，犹太人已经被赶出公共生活，无数的犹太雇员失去了工作，数百名犹太人自杀。”一些犹太人被纳粹逮捕送往德国的集中营。

艾立克回忆说，“每隔一天，就会有反犹太人的条款出台，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犹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房子，犹太人的护照上被盖上大大的“J”，犹太人的生意也被侵占。”

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当时17 岁的艾立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求得签证，不管去哪里，必须尽快离开欧洲。因为纳粹当局规定，只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容许犹太人离开奥地利。

糟糕的是，美国移民条件苛刻，配额有限，而且面向奥地利人的额度已经用完。英国限制到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并且，1938年7月13日，32 个国家在法国里昂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没有雪中送炭，反而停止给犹太难民签证。

可想而知，冒着骚扰和殴打的危险，穿行在纳粹横行的街头和领事馆区，等待艾立克的签证结局，会是什么样。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 “一个领事馆接一个，一扇门接一扇门地敲” 跑遍维也纳的领事馆，等待他的，都是徒劳，“所有的回答都是NO。”虽然年届八十九岁，艾立克想到这一幕，在加拿大国家邮报的记者面前，他的怒火还是压制不住，蹭地就上来，情不能已。

在为签证奔走二个月后，1938年7月19日，奇迹来了，他走进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他回忆其情其景，“出乎意料啊，友善的微笑，温暖的接待。”何凤山对他这样说：“明天来，带上你所有的护照，我将会为每张护照盖上到上海的签证！”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病逝前的一个月，2012年4月的一天，他对多伦多星报的记者说。“真的，我甚至不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往事在艾立克的脑海里依然历历在目。

家人们的护照被迅速集中起来，第二天，即1938年7月20日，他交给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随即拿到了前往上海的所有签证-20张逃离地狱的“生死签证”

他们获得的船票，日期是1938年11月28日，从意大利出发前往上海。但是11月9日，爆发了可耻的的“水晶之夜”，大量犹太教堂被一夜烧毁，几千个犹太人的商店被洗劫一空，3万名犹太人被捕送往集中营。

“他们搜刮了我父亲的商店，没收了我们的资金，拿走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再把我们关进了监狱（学校）。”  艾立克回忆道。

“带走我们的警察很了解我们，我们有离开奥地利的签证证明，这样，他们放了我们。”

在水晶之夜，艾立克的父亲被捕和被拘押了几天，艾立克被德国冲锋队成员拘留在学校，在出示了签证和船票后，两人得以获释。

1938年11月13日，艾立克、父母及亲人们拿着上海签证开始了大逃离。背着仅有的衣服，他们乘上前往意大利的火车，离开了十分危险的维也纳。在意大利热那亚，他们同几百个维也纳犹太难民一起，匆忙登上一艘名为Conte Biancomano的意大利海轮。

 

上海往事，细雨梦回鸡塞远

上海，神秘的东方大都会，对极度渴望逃离欧洲的犹太人来说，上海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安全天堂。

长风送航，意大利海轮一路颠簸。

远方隐隐出现这座远东城市，漂泊茫茫大海上的逃难者无人知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在航行了将近一个月，穿越了半个地球后， 1938年12月下旬，少年艾立克及其亲人们终于抵达上海。

“大灾难”啊，谈到初到上海的情景，一位犹太难民回忆。淞沪会战才发生在一年前，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烂炸似乎犹在耳边，无数建筑葬身火海，上海城历尽沧桑。战争的废墟上，到处是流离失散的难民，大片的贫民窟。物资缺乏，卫生消毒用品也短少。

近2万名犹太人逃难上海。已在上海的犹太人中，有些人的祖上在十九世纪中叶从中东来，他们设置免费发放食物的场所，把难民临时安置在仓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逃离俄罗斯反犹清洗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也和国际犹太组织一起，帮助从欧洲逃难来的的犹太移民。

艾立克一家，先是住在维克多.沙逊拥有的河滨大楼里。 1938年以来，犹太难民接待站设于此，数百名难民以此为临时住所。这个难民所，由前匈牙利驻上海领事科莫尔领导的国际难民委员会（IC）管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铺开，作为纳粹占领国的侨民和其他无国籍犹太人，被日本占领者限制在虹口隔离区（Shanghai Ghetto ），艾立克一家住到了塘山路一带的建筑里。

 

艾立克在科莫尔的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上海期间，他一直在这家公司做进出口生意，一干就是近十二年。

艾立克和进出口公司其他雇员，也为科莫尔领导的上海国际难民委员会（IC ）开展相应的工作。

除了上述这些工作，二十岁不到但已具创业精神的艾立克与合伙人一起，在犹太人虹口隔离区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每天傍晚来临，至少有40人来此跳舞。多少年过去，当人们提起上海往事，这段光影依然闪烁在人们的脑海里。

艾立克也是犹太人足球联盟的领导成员之一。他所在的S.J.C 足球队曾经赢得1943年5月举行的上海犹太难民委员会杯冠军。

1943年5月，S.J.C球队赢得上海犹太难民委员会组织的足球比赛冠军。前排下蹲最右边的为艾立克。

“对年纪较大的移民来说，（移民生活）适应比较困难，但对我来说，充满着冒险、友情、运动等（乐趣）”，艾立克说。

 

在隔离区，生活是困难的。难民物质生活贫穷，住房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还要面对日本军队迫害的危险。

尽管艰难，犹太人积极开展生意，努力经营。因为林立的咖啡馆、商店和夜总会等，看上去类似德国或奥地利的城市风貌，一条热闹的街道被称为“小维也纳”。

许多难民受过良好教育，其中不乏知识精英，他们是医生、律师、教师、建筑师、工程师、药剂师、记者、编辑、演员、会计、艺术家、音乐家....他们干所能找到的所有工作，也逐步建立起教堂、学校、医院、商会、剧团、乐团、俱乐部等等，从足球到乒乓球等运动队也纷纷涌现，数十种杂志和报纸也在传播和扩大影响力。

 

“我们没有受到歧视。受过迫害的中国人对新来的难民感同身受。”“中国人总是对我们很好，他们爱孩子。” 艾立克对记者说。他的许多相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战后，当600万犹太人死于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的犹太人才知道到欧洲发生多么恐怕的事件，他们家人的噩耗也纷至沓来。艾立克舅妈留在奥地利的亲戚，全部遇难，成为纳粹魔掌下种族清洗的冤魂。

二战后，上海犹太社区的各种限禁被取消， 艾立克相册里存有朋友和家人的大量照片，此段时间居多。

1948年，上海解放迫在眉睫，一部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一部分去美国，还有少数人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1949年上海解放前一周，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之后，艾立克离开了上海，乘海轮到达加拿大，时在1949年的夏天。

他从此在多伦多永久安居了下来。

 

告别人生的动荡，创家立业多伦多

来到加拿大后，艾立克很快获得了出口经理一职。二年以后，他向上海时的邻居，已经与家人一起回到以色列的尤塔（Jutta Pendzel）求婚，尤塔回到了多伦多他的身边，他们一周之内结了婚。他俩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丹尼，二儿子罗恩，女儿佩吉。

艾立克于1966年创立了一家名叫Ergo钟表公司。这家公司进行钟表的批发销售，主要通过认可的零售商和分销商进行。1989年，艾立克七十八岁时，相伴近半个世纪，伉俪情深的妻子尤塔去世。到了八十岁，艾立克仍然每天去公司上班。再往后，他的大儿子丹尼负责起公司的运作，艾立克挂上了公司名誉总裁的头衔。即使不再负责公司实际事务，大多数清晨，他仍然会去多伦多郊区的公司办公室坐坐，看看报，喝着茶，与雇员聊聊。

丹尼曾对记者说，他的父亲热爱运动，喜欢足球、滑雪，人到九十岁了，每天早晨，仍然要去游泳、散步。

 

伴着历史和感恩，长眠绿地芳草

回望多伦多的生活，婚姻幸福美满，生意成功，生活富足，拥有三个儿女和三个孙儿女的天伦之乐，想到这些，艾立克常说，他所有的幸运、富足和美好的生活，是何凤山博士带来的，“没有何博士，就没有这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半年，他经常念及何凤山，念及上海。

2011 年11月，他对加拿大国家邮报的记者说，“如果我没有去敲那扇门（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我将在集中营中死去，我确信我们整个家庭也将不存在。”幸运的是，“我们遇上了何凤山，他拯救了我们，这是一个奇迹。”

2012年1月，艾立克出席了多伦多三名国会议员举行的追念中国辛德勒何凤山的活动。

2012年4月，他临终前一个月，还在留着一些上海时期旧饰品的家里，接受多伦多星报记者的采访，追忆过去的历史，表示他和他所有的家庭成员，对何凤山和上海充满感激。

艾立克对记者说，那些从上海漂泊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始终认为上海是故乡。“我们是shanghailander(上海 人)。”“聚在一起，仍然感觉是关系密切的一家人。”

他晚年常对儿子孙子们说，没有何凤山和上海签证，他和他的家族不知归在何处。

这段家庭的历史，他的后代记住了。艾立克的长子丹尼对CNN记者说，看看我们的家族，没有何博士，许多生命将不会存在。

在世的时候，艾立克几乎每天都吃中国菜。在他家里和过去办公的地方，一直置放着中国风格的装饰物。他曾有言，“我是半个中国人。”

艾立克一生具有历史价值的经历，以照片、文字记载、微电影、口述历史和剪贴薄(他剪切保存的上海英文报纸例如“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有关犹太人的资料)的方式，被记录在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中。

正是通过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997年11月，艾立克成为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联系上的第一个保留着上海签证的大屠杀生存者。中国辛德勒何凤山一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海面，艾立克是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的表弟哈里.费德勒至今保留着一张80年前何凤山签发的上海签证，序列号是#1193，签发的日期是1938年7月20日。

也曾度过风波劫难，也曾迎来安定富足。乘桴于海时，沉浮随浪间，多少变迁。 那个传说中的十七岁少年人 ，一生有情有义，始终未变。

多伦多犹太人第三公墓，夏日芳草如茵，越冬白雪晶莹，艾立克·哥特斯塔伯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