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

 

“与世界接轨”——是一个时髦的口号。不过这里有一个逻辑错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何来接轨？除非，中国人潜意识里把自己排除在世界之外，才有接轨一说。

的确，在很多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就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CCTV的“国际新闻”专指中国以外的新闻。于是乎， “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北大历史教授罗志田说：“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

日本人要“入欧”，中国人要“与世界接轨”，当然，我们要接轨的那个“世界”，不是亚非拉的穷兄弟，而正是欧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

但是，当今部分中国人又极力否认“世界”的存在，他们要么大肆宣扬“西方伪史论”，西方一切的一切（从微积分，五线谱，量子力学，到腓尼基文字等等）都是剽窃中国人的发明。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西方的所有奇技淫巧不过尔尔。

不由得想到了一段故事。

早在18世纪，西方国家就派使臣进入中国。然而，中国直到清末都没有正式的使臣回访，一来，我天朝只有万国来朝，岂有朝拜他国之理。更麻烦的是，外交上不好办。用恭亲王的话说就是“礼节一层，尤难置议”。因为，欧洲国家的使节来大清不肯行跪拜之礼，吾皇一直回避接见。大清的使臣去了欧洲，如果对他们的君主行跪拜之礼，那将有辱大清体面；不跪拜而改行欧洲的鞠躬之礼，又会成为欧洲国家来华使节也不行跪拜之礼的借口。难啊！

1866年春，大清海关关长，英国人赫德要回国结婚。他向总理衙门请了6个月的婚假，并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人随行，亲眼看看世界的模样。

思前想后，恭亲王总算想出一招：从同文馆选3名学生，让这些不入品的小人物出去走两步，与出访使节无关，没有那么多的外交礼仪，也不损害大清的颜面。而负责看管这三个娃娃的是赫德的中文秘书，曾做过山西襄陵知县，63岁的旗人斌椿以及他的儿子。

这5人，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丢脸，朝廷没有给考察团任何具体任务。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听从赫德的安排，去夷邦走走看看，将各地风土人情“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考察团，不如说是第一个出国旅游团。

当然，对于斌椿本人，总理衙门还是认真考察了他的政治思想，结论是，斌椿自幼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不会被蛮夷所惑，是一个“老成可靠之人”。

是年3月，旅游团从上海启程，经一个多月的航行，抵达法国马赛港。他们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余国。

旅游团游览了马赛、里昂、巴黎、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他们坐了火车、乘了电梯、打了电报、用过冷热水龙头与抽水马桶；他们参观了各类工厂、医院、博物馆，还听了歌剧。

斌椿特别喜欢歌剧院。他们在巴黎看了一场唐璜， “山水楼阁，顷刻变幻”，演员“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台上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

斌椿一行对于欧洲城市 “夜夜元宵” 惊叹不已，因为那时的中国城市，还没有普及电灯，也丝毫没有公共卫生、公共设施这种概念，赛金花曾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郑观应1890年代在上海见到的是“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

无疑，当时的欧洲对于这些满清旗人是一种震撼，但是出于对清廷的忠诚，斌椿并没有对西方的奇巧表现过多的兴致。当赫德为斌椿安排了一些外交和政治层面的活动时，斌椿以身体不适等理由拒绝了，并坚决要求回国。同年10月，旅游结束，5人回到上海。

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斌椿有选择性的详细记录了城市风貌，风景园林，但任何有关政府运作和官员的交往，都一笔带过，甚至用诗歌应付了之。

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斌椿把他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加以中国化。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的原理和作用，却大发感叹说《庄子》里的寓言早就提到过了；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甚至于在歌剧院听女高音，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斌椿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知道这描述的是白金汉宫的舞会？

斌椿身处异乡，但仍然自我陶醉感爆棚：“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我不用堂堂仪表，我的文采就足以让蛮夷折服，蛮夷美女为我簪花，皇宫贵族也为我的才华倾倒。

回国途经埃及时，当地爆发瘟疫，海关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斌椿自认是中医圣手，跃跃欲试：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遗憾的是，清王朝并没有嘉赏这位爱国大臣。虽然斌椿把蛮夷的一切做了中国化处理，将欧洲人称作“蛮貉”，但他的游记传入帝师翁同龢手中时，还是引起了这位大人物的愤怒。他痛骂斌椿“盛称彼中繁华奇巧”，将夷酋称作“君王”，将夷官称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实乃“甘为鬼奴者耳。”

二十一世纪，哪怕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斌椿和翁同龢的徒子徒孙还大有人在。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