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在思维方法上的原因

读书札记: 理查德·尼斯贝特的《思维版图》

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是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思维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讨论了中西文化差异在认知观念上的原因。


作者认为东西方的世界观的差别可以溯源到他们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别。东方人的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性与他们全面的、重视背景的认知观以及认为事件是复杂的、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信念是一致的。西方的个人主义则与西方更关注脱离背景的特殊物体是一致的。

东方看重人际关系，西方看重个人意识。中国人对幸福的看法与希腊人不同，认为可以自由施展才华的生活并不是幸福，幸福是一种与人和谐、淡泊宁静、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维持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能比个人的成功更重要。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不在于树立一种优越感或独特性，而是在相互支撑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和谐，和谐重于优越。

中国人公开对自己的评价较低。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比北美社会更要求人谦虚。实际上，中国人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是谦虚的，内心则不以为然。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

东方人会感觉自己是包含在他们所属的群体之中的，而与圈外的人有距离。他们感觉自己与群体内的成员很相似，他们比较信任圈内的人，而不太信任圈外的人。西方人并不严格区分圈内和圈外的人。东方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

中国人不重视范畴和分类等抽象研究。中国人极力追求的是合理性而不是理性。 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喜欢归类而东方人更强调各种关系。相对来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关注背景和环境，西方人更关注中心角色和前景。中国人倾向于把行为归因于背景，而美国人则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做事的人. 东方人在对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情境性解释，而西方人则更可能将行为动因归结于个人性格。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倾向于对物体进行归类；发现把有关各种属性的规则运用到具体事例中，按照物体归属范畴分类。

心理学家把同样的图片给美国和中国的儿童看，美国儿童喜欢按物体属性分类；而中国儿童喜欢根据关系对物体进行归类。后者更喜欢把牛和草归为一类，因为牛吃草。换句话说，美国儿童喜欢按名词分类，中国儿童喜欢按动词分类。

汉语语言本身就是极为具体的，抽象词比较少。例如，汉语里面没有与“size”相对应的词。Foot size被译成脚的大小。汉语里面也没有与英语中的后缀“ness”相对应的后缀。因此，汉语里面没有“whiteness”——只有天鹅一样的白和雪白。

希腊人对个人的意志的意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通过对客观事物和事件的归纳，发现规律，认识世界，发展出科学。希腊人对范畴的推崇很快在科学方面得到了回报。希腊人喜欢思辨。在一个辩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们认识到，其结构导致矛盾的辩论是无效的，发展了辩证法。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艾伦·克罗默说：“科学是雄辩术的延伸。它是在希腊发明的，也只能在希腊被发明出来，因为希腊的公共集会使辩论艺术声名远播……几何学上的逻辑证明就是……最终的辩论形式。”

西方思维强调逻辑，中国思维重视东方辩证法。逻辑非黑即白，不允许矛盾，因果关系清楚。辩证法讲究全面地、历史地、变化地看问题。但常常中庸化，三七开、各打五十大板，面面俱到，八面玲珑，有投机取巧之嫌。走到极端，就是诡辩。

西印度群岛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但其产生的优秀人士远大于这个比例。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出自这个群体。据1970年统计，第二代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都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水平。和南方的黑人不同，西印度群岛移民和其他的外国移民群体颇为相似。他们能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把赚来的钱积攒起来，然后自己经营或盘下一些小本生意，他们宁愿放弃奢侈品或生活必需品，也要保证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西印度群岛移民从事高级职业和高级职位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本土的黑人。这一数据说明美国黑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美国的种族歧视，而决定于他们自身的勤奋和工作态度。

一个修道士问修道院院长，他能否在做祷告时吸烟。院长大吃一惊：“当然不行，这近乎亵渎圣灵。”另一个修道士问修道院院长：“我能否在吸烟时做祷告？”修道院院长回答：“当然可以，上帝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聆听我们的声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解释框架的重要性。

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 在超市中摆一个果酱展示台。一个实验展示了 6种果酱，另一个实验展示了24种果酱。在第二个实验中，停下来品尝的人明显更多。但是，第一个实验中，购买的人比第二个实验多10倍。当消费者面临过多的选择时，他们知道所耗费的机会成本增加而选择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