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 8964 （三）

我亲历的8964（三）
一剑飘尘

今天香港的抗争还在继续，因为香港要通过所谓的国歌法，香港人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强加于人的决不会产生爱情，只会产生仇恨。中共实际上一直就是仇恨文化，是与现代文明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为什么欧美人理解不了中共的原因。因为完全是欧美的反面！站在爱的立场，不反向思维，就理解不了中共。

香港这次反送中运动从去年3月15日静坐示威开始，已经超过一年！远远超过89年学生运动持续的时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就像我前面说的，不同文化铸就不同民族性。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天生就是勇敢，哪个天生就懦弱。相反，勇敢和懦弱都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但后天生活的文化，熏陶出的人的社会性，会对个人以至整个种族的社会属性的人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说中国人懦弱，那么香港人就证明了同样华人血统，他们不懦弱。所以单单指责民族性，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文化不是一天养成的。中国人的懦弱也不是一天塑造的。比如89年的学生运动，就是一次非常好的证明，当时全国各地有上千万人的游行示威，他们远远比今天的中国人勇敢而正义，但中共开枪屠杀，不仅仅镇压了一次学生运动，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勇气和正直。

89 学运的导火索是胡耀邦逝世。我前面说了，86年学潮失败为89年学运埋下了伏笔，就是胡耀邦下台。但是非常诡异的是，86学潮学生们矛头指向之一，就是胡耀邦。其中反对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日关系。整个80年代初，是中日近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是蜜月期。这主要是中共领导层这些土包子杂碎，刚刚开放国门，被国外现代化生活方式震惊了。而他们提出的改革开放，需要海外资金的资助。日本是当时对中共最慷慨的国家。所以维持中日友好，对于总书记胡耀邦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胡耀邦在1983年11月开创中共先河，成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共名义上最高领导人。访日期间他提出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当时他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把日本当时首相中曾根康弘吓得目瞪口呆。坦白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共统治阶级大撒币的传统。虽然我对胡耀邦评价很正面，但他毕竟是中共那个体制内的最高领导人，就免不了中共党文化的浸染。中共大撒币其实是必需品，一个政权对内刻薄，必然会对外慷慨。因为它需要外部捧场，既欺骗内部奴隶，也拓展外部生存空间。

86年学生运动对于胡耀邦的指责，成为中共元老阶层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我到今天还要怀疑，学生当时对胡耀邦的指责，是不是受到了中共保守势力的利用。因为邓小平家族就是非常善于利用群众运动的。早在1976年45运动时期，邓小平的子女就充分利用了当时群众对于周恩来的怀念之情，非常聪明地把邓小平塑造成为周恩来接班人的形象。老一代的民运人士，比如魏京生，任畹町这代人，总想把89年学运形容成是45运动的继承者，这当然与他们自己的人生失败有关。这是非常可悲的。在中国从事反对事业，很长的一个时期，意味着人生的失败。但89学生运动与45天安门运动，没有继承关系！45运动其实比89学运更受到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共权斗的一部分。中共一些元老家族，都有人参与其中。所以如果有证据说明邓小平子女参与了后来的86学潮，故意把祸水引向胡耀邦，也不奇怪。

实际上，胡耀邦对邓小平在华国锋政变以后的复出，具有极大的功劳。

怀仁堂政变（抓捕四人帮）以后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中看望，并求教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胡耀邦因此被叶剑英赏识，推荐给华国锋，被委以重任。后来邓小平能够复出，两个人的作用最大，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胡耀邦。邓小平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在复出前给华国锋的两份信中，就差喊华国锋爷爷了。因此松懈了华国锋的警惕性。而叶剑英和胡耀邦的支持，也成为邓小平复出的重要力量。

从76年到86年，短短十年时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共领导层在清除了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华国锋派系之后，基本上牢牢掌握在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八老的手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当然，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相当于垂帘听政。所以中共吹嘘的这段历史，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宫廷内斗的历史，与现代政治文明一点也不搭。抓捕四人帮，就是一次典型的宫廷政变。而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斗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可以共阴谋，但不可以共阳谋。暗地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有着共同的你死我活的敌人。战胜了敌人，待台面上权力分配，就立刻引发许多矛盾。而胡耀邦也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其中他最严重的失策，就是得罪了邓小平。

胡耀邦相对来说，是中共领导层中不可多得的比较光明磊落的人。但是在中共这种黑箱作业的体制中，这种人最终结局一定是失败。

邓小平对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方面的改革，我们都知道就是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其实这并非邓小平专利，而是当时经历过毛泽东的文革，被文革整怕了的中共领导阶层共识。邓小平亲自做了许多老一代杂种们的工作，让他们退居二线，到所谓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这也形成中共后来一直延续到胡锦涛时代的，老人干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退还是不退呢？作为邓小平自己，当然要表态谦虚一下，这是中国统治阶级几千年以来的伪道学。所以，在一次内部小规模会议上，邓小平就故意说自己也要退休。但是这显然是相当于赵高的指鹿为马。中共老杂种们当然也是不愿意邓小平退休的，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不放心，政治上不放心。中共这些老杂碎，和现在习近平这个新杂种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在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因为有了这样的领导权，他们才可以做人上人，才是红色权贵。所以，那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挽留邓小平。这里就看出胡耀邦这个人，确实不适合做专制制度里面的傀儡领袖。也许他自己倒死也没有明白，那个总书记就是个傀儡。他竟然是这次会议上唯一一个说“同意”的人。会议最终无果而终，邓小平心理却对胡耀邦失去了信任。

第二件事更严重，胡耀邦接受当时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采访，这个人也是后来赵紫阳被软禁期间，采访赵紫阳的人。这次谈话，陆铿整理出专访，发表在香港百姓杂志，里面谈到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现在大家提及中共派系，都是以党魁为首，什么江派、团派等等。已经完全是利益派系。而在八十年代，中共派系是以改革派和保守派划分的。也就是理念之分。这篇专访，让邓小平彻底对胡耀邦失去信心，他认为胡耀邦是故意通过这样的专访，打击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后来的历任王储，或者傀儡，都学聪明了，只要大权一日没有到手，就夹着尾巴做乌龟王八蛋。

不过胡耀邦作为当初参加中共所谓长征的红小鬼，资历本来就很高，是现在的这些傀儡所无法相比的。而他是本身个理想主义者，所以要他夹着尾巴做傀儡，也真是勉为其难。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宫廷政治的危险性，他属于老一代比较简单的中共党员，相信所谓组织原则。而中共在经历过毛泽东的文革之后，也是刚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还有中共那种强硬的革命党特色的比较单纯的组织纪律存在，另一方面已经出现了人际关系为主导的更有影响力的组织网络。中共正在从理想主义的革命党向一个世俗化的执政党的过渡阶段。

早在1986年春天，邓小平已经找胡耀邦谈话，说的非常委婉，就是13大邓小平退出常委，退出中顾委主任，让胡耀邦接手，胡耀邦不再当总书记。胡耀邦信以为真，还去找赵紫阳，要赵紫阳接手总书记。赵紫阳相对来说要狡猾一些，就说：我们年龄相当，没有这样你下我上的道理，让胡启立干吧。

对于这两个领导人，我都是很有好感。但是这也不能阻止我批评他们。大家从这段对话里看看，中共所谓的组织性体现在哪里！完全和我们夫妻唠嗑差不多：让大儿子接班，还是小儿子接班呢？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所谓组织性纪律性，把领导马屁拍足，组织部长就是你小老婆。

其实现在看，邓小平当时要胡耀邦卸任总书记，就是想一个平稳过渡。根本上是要胡耀邦下台。但胡耀邦没有等到十三大的召开。等到了86年学潮。学潮的过程中和事后，胡耀邦还组织中共讨论，认为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民主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认为这次学潮也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中国总体来说，是健康的，安定的。

可以说，中共台面上的领导人胡耀邦他们对于学潮的定性还是正确的。但是邓小平这些幕后的老人集团，却已经忍无可忍。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里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严厉批评学潮，认为中共领导层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是造成学潮的根本原因。更直指胡耀邦：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在受到邓小平严厉指责之后，胡耀邦感受到极大压力，就于1月2号写了辞职信给邓小平。看看，是不是很荒诞？就是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中共总书记也是党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竟然向一个军委主席写辞职信。

1987年1月10号到15号，由薄一波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批判胡耀邦！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薄一波自己就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给他平反的。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传统封建皇朝的伦理，胡耀邦也是薄一波的恩人。但是薄一波这个杂碎却反目成仇，落井下石。所以后来他儿子薄熙来出事，也就有人说是报应，此言不虚。而在这场生活会上，唯一为胡耀邦鸣不平的，正是目前定于一蹲蹲茅厕的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由此，习仲勋也在中共权力体系中被边缘化。习仲勋的这段经历，让他在中共话语圈中充满了悲剧色彩，对于习近平最终能够上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谁能想到，他的儿子是这么一个货色？

胡耀邦正式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赵紫阳粉墨登场，代理总书记。由此，中共开展了持续大半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86学潮的结果，不仅没有让中国更加自由民主，反而让中共历史上最开明的领导人黯然下台，更是让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到打击。89年学生运动，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

20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