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李家兄妹与张大千有着如此之深的渊源之外，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也同是张大千的至交好友，其中渊源同样感人至深。

    徐伯郊1952年在香港见到张大千时，其公开身份除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外，同时还肩负着一项秘密的重要工作，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乃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为收购国宝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

    此身份因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便公开，又因徐伯郊一直生活在香港，另一负责人郑振铎又过早地因飞机失事而故去，所以这段收购国宝的经过在国内外都鲜为人知，充满了传奇和曲折，颇有神圣的“地下工作者”的味道。其间工作就包括收购张大千所收藏的两幅世人瞩目的国之瑰宝：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这两幅稀世珍宝的去向在当时曾引起过种种猜测，最后如何被大陆所收购藏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内幕，也成为当时乃至现在的谜团。而收购这两幅古画的经手人正是徐伯郊。

    为中国的文物收藏事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徐伯郊，由于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香港，加上深藏若虚的淡泊个性，使这重大事件的前前后后也随之深埋。以至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离奇的经历时，他只一句轻淡的“那是该做的事”，便了却掉许多沧桑浮云。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举重若轻的文人傲骨。

    谈徐伯郊得先从他的父亲——我国古文物鉴定大师、著名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被全球文物考古界誉为“中国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学家”之一的徐森玉老人谈起。

    徐森玉的母亲徐闵氏出身于浙江湖州一个世代以刊刻为业的名门望族（明万历天启年间“套邑闵刻本”曾风行天下），写得一手好字，徐森玉自幼受母亲教导，所以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加上天资过人，刚念了两年家塾便考进了著名学府白鹿洞书院，师从著名学者于式枚先生。1900年，他因听一位亲戚说学工科可以留洋深造，便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在校期间被人称做“奇才”。

    当时的山西大学堂的校长、著名学者宣熙非常赏识徐森玉的才华，常找他谈古论今，因而两人成了“忘年交”。由于这位宣熙先生酷爱收藏，并对皇族清宫里的收藏及掌故有很多了解，所以每新得到一件古物，都会把徐森玉接进府中，连夜引经据典、分析考证。所以使得徐森玉的古文物考证与鉴定研究的水平得到了飞快提高。后来他曾对人说，他的许多古物知识都得益于宣家。两家交往也因此一直延续到后代。

    辛亥革命后，徐森玉接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成为同事后又成为朋友，常常和鲁迅一起研究古碑拓片。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后，徐森玉被派驻到国民党政府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担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而张大千那时也因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国画指导教授，遂常和徐森玉研究古书画，两人由此结下深交。

    这次清点工作让徐森玉既伤心又愤怒，原来故宫里很多珍贵的文物都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去卖掉了。有一张甚为重要的溥仪“赏溥杰单”上的许多文物珍品更不知去向。那张单子上的文物珍品可都是价值无法估算的国宝啊！直到后来徐森玉看到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才知道，那张单子上的文物都是他叫溥杰偷运出去的，准备卖掉充当他们出洋的费用。而这单子里的大部分珍品都被日本关东军劫往东北，已经流散到各地了。

    直至20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期间，一些家有收藏的贵族富家眼见局势不稳，纷纷把藏品拿出换钱，一时间，上海成为南方最大的一个古文物市场。一些文物商人趁机南下抢购，还有国外的收藏家也乘虚而入，甚至美国各大学都派人到上海收购古董古玩。美国哈佛大学曾委托北平燕京大学代为收购古籍书画，所以今天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才会有如此丰富的中国善本。

    面对国宝的一次次遭劫，文物专家们痛心疾首，深感自己的责任艰巨。于是几个文物专家联合起来，致电给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希望政府能出面挽救国宝。并于1939年年底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任务就是把流散到上海和香港两地的珍籍善本收买回来。这几个同志会成员除了有徐森玉外，还有当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的郑振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均是国内一流的著名学者和文物专家。因此，一场自发地轰轰烈烈的乱世国宝大抢救行动开始了。

    据记载，从1940年开始短短两年间里，“同志会”就组织收购善本古籍达3800余种，数量之多几乎达到了当时北平图书馆（后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的总和，使一大批珍贵文物免遭了日寇的劫难。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国民党政府也仓皇南撤。临行前，国民党的文化部门让徐森玉赶造文物清册，将文物分出一二类等级尽可能全部运到台湾。如运力不足，实在不能全部带走，就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把一类文物全部带走。时年已七十岁的徐森玉，实在不想让这些多灾多难的国宝再一次离开故宫，竟冒险使用了掉包计，在实际装箱时，把一二类的文物对换了许多，把最珍贵的文物依旧留在了北京故宫里，而运往台湾的二类文物居然瞒过了国民党的督办大员。此举真可谓大智大勇，造福后人。

    装箱完毕后，他对跟随他多年、他最为器重的弟子庄严（慕陵）说：“现在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得不一分两半，咱们师生也必须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留在北京的一半，你负责看管运走的另一半。你要替我在台湾看管好这批家当，不可有丝毫损失。我相信它们迟早会回来，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你我的责任啊！”

    庄严表情凝重地点头说：“先生放心吧，人在东西在。”

    这批文物运到台湾后，庄严遵照老师之言，对这批文物精心爱护、尽职尽力。他后来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更感肩头担子之重，在去世前曾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详记这批文物的故事，以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