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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5)

【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5)

博客



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5)

                                作者 : 文欢 

  
   中国的文人画讲究要在画好的画上面题诗,从题诗上再流露出诗的文采和书法的功夫,所谓“诗、书、画”三绝,三者缺一不可。张大千早年师承当时最著名的书 法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两位先生,学得师风的同时,甚至更青出于蓝,逐步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张大千体”。而作诗则好到“他的诗,造诣之高,恐怕许多诗人都要 让他三分”(著名文学家刘太希语)。





自古道文人相轻,文艺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派系斗争、人际关系之间的倾轧和各种恩怨纠葛这些问题,一直都很棘手。虽然周恩来总理当时一再呼吁美术界要加强团结,可历来的流派渊源实在太深,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徐悲鸿和一些画家之间也多少存在着这类问题。著名的旅法画家潘玉良和徐悲鸿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但因艺术观点及门派对立,一直存有很大的矛盾。因此,解放后国内虽多次邀请潘玉良回国,但都被她拒绝。她曾私下对朋友说过,只要徐悲鸿当权她就不会回去。

  1953年,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悲鸿在大会期间突发脑溢血病逝。中国另一大画家刘海粟曾发表诚挚的悼文,说徐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而对于刘海粟和徐悲鸿三十年代的那场无人不知、彼此间大有仇人之见的“论战”,美术界却也从此一字不提了。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美术界威望很高,而与他曾有芥蒂的刘海粟甚至连文代会都没资格参加。徐悲鸿去世后,国内朋友再邀潘玉良回国时,潘玉良犹豫了,但不久因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当潘玉良得知刘海粟、吴冠中等画家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的消息后,便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直到1977年7月22日魂散巴黎。

  随着文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画作为最传统的画种,竟被当成“糟粕”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甚至批判。主要原因是国画表现的“才子佳人”不能为人民服务, 更不能像“投枪和匕首”那样适应新时代的斗争要求。时任中央美院党委书记的江丰,便持有此观点。这位来自延安的资深革命家,固执地坚持着现实主义的美术思 想原则,以保卫革命文艺的阵地。因此,当时已没有人再画风景、花鸟等传统题材,因为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后来直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公开场合说了:风景画有益无害,可以画;国画家们才又接着画起来。

  新中国当时最推崇的艺术大师,是俄罗斯19世纪著名写实画家列宾,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当时的中国发展都以苏联经验为模式。列宾的创作便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在中国宣传最广泛的一幅画是《纤夫》,小学课本中都有。虽然在艺术史上列宾的成就远没有凡·高、毕加索、高更等同时期画家的贡献大,但在中国当时的美术界,却给予了列宾最高地位,名气大大超过其他国外艺术大师。甚至在读的美术院校的学生,都可能不知道也不了解诸如凡·高、马蒂斯等其他国外画家。中国的绘画要表现阶级斗争,画家必须先读懂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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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peterpan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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