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良知

© 徐敏｜文

 

 

1975年，中共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的干部予以释放。因“周扬一案”受到牵连的林默涵被解除监护，就近分配到江西省丰城县钢铁厂工作。为此，林默涵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双目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林默涵的来信后，沉默了许久，写下这样一段话：“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付讨论酌处。”

 

12天后，周扬获释。

 

7月14日，在北京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被囚禁近9年的周扬，在二楼一个房间与家人团聚。

 

被捕前的周扬，曾是炙手可热的人物。1930年代他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担任过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后来去延安，受到器重，历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49年建政后，继续主政文化领域，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前的17年，他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最主要的领导人，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和执行者，领导和参与过批胡风、斗丁玲、反右派等一系列运动。

 

文革后张光年有次拜访周扬，感慨万端地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些什么？是不是做了婴儿杀戮的工作？”张光年所说的“婴儿杀戮”，来自早期日本左翼的同名剧作，指的是对自主创作的扼杀。张光年反思一问，让周扬深受触动。

 

当他居高临下挥斥方遒的时候，他从未想过，被人打倒的场景终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文革刚揭开序幕，他就被姚文元定性为“反革命两面派”；江青对这个不积极支持自己戏剧改革的顶头上司，更是心怀不满，公开宣称“我恨死周扬了”！周扬这才知道，昔日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文革前，江青是中宣部下属的电影处处长，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是江青的直接领导。有次，周扬去见毛泽东，毛问起江青的工作。周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江青在中宣部谈的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讨论。

 

这想法搁在平时也就罢了。等到了文革时期《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再这么傻傻的分不清是战略部署还是个人意见，不打倒你又打倒谁呢？原本自己倒也就罢了，却连带文艺界76人受到株连。相比当年逮捕胡风，有2100人受到牵连，周扬一案的规模要小了许多。

 

周扬出狱后的第3天，他过去的秘书露菲来到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他。还没进屋，就听到周扬夫人苏灵扬在屋里大声说：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进屋后，露菲才知道，苏灵扬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她怕房内有窃听。

 

当时的中组部招待所，文革后期获释的老干部都住在那儿，一个个仍心有余悸，深怕哪天又被突然抓进去了。有一天，招待所来了许多警卫人员，搞得大家相当紧张，以为又来抓人了，结果是一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要到小楼拜会一位刚“解放”的老同志，弄得大家虚惊一场。

 

复出后的周扬，对过去的种种作为开始反思，分别在不同场合，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对此，许多人士理解和原谅了他，但也有人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但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还发表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的见解。

 

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扬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文代会后，他调任中宣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这使他再次回到主管文艺领域的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意识，已经从过去惟命是从的框架中，开始寻求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一次小说评奖的颁奖大会上，周扬总结发言时，提到某位作家说，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周扬对此万般感慨，诉苦说：在某些作家心目中，他是被看作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却又把他视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

 

几十年来，他就在这样一种双重身份中，扮演着政治家或是文艺理论家的角色，做了许多违背本心的事情，也伤害了许多无辜人士。那天，周扬表现得异常激动，哽咽着，有半天说不出话来。坐在前排的作家王蒙，看到周扬竟然流下了眼泪。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并没有读懂此时此刻的周扬，他其实是在表达一种忏悔，一种反思，他决心要从过去那种双重身份中挣脱出来，力争使自己向文艺家靠近。只可惜他的这种努力，最终却没能逃出政治文化的羁绊。

 

1982年底，按上层安排，决定在第二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举行两场重要的纪念活动：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央召开；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指定周扬作大会报告。

 

为此，1983年春节刚过，周扬即通知中宣部文化局的顾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和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王元化，一同赶往天津，参与起草报告稿的工作。

 

周扬一行住进了天津迎宾馆。在周扬大套间的40平米的客厅，朝东的落地玻璃窗，阳光充足。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4人，围坐在一张小方桌旁，各占一方，秘书则在一边记录。

 

四人用了两天的时间，拟定出了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尚未动笔，王若水便因有事返京，执笔起草的任务落到了王元化和顾骧两人肩上。顾写一、四部分，王写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第一稿出来后，当晚送周扬审阅。第二天早晨，周扬将稿子退给顾骧，强调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时已临近会期。3月6日，周扬一行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由王元化与王若水在印刷厂做最后的校改、润色。

 

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如期举行，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周扬在开场白中，说明了讲话是几个人一起商量写作完成的。

 

这篇报告，一经读毕，便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会议休息时，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上前向周扬祝贺，说讲得好。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周扬“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王震说，不能换。

 

关于“异化”问题，周扬的报告是这样阐述的：

 

“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是经济领导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主要就是这段文字，后来引发争议。还在报告会当天下午，就已经出现不同声音，有人认为周扬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发表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口径很不相同的意见，极不合适。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见报的还有反驳周扬的文章。这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一场批判随之而来。这场争论不但惊动了高层，还使周扬与胡乔木最终反目。

 

3月21日，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由胡乔木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坐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周扬看得快一些。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谁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会议室里气氛紧张，令人坐立不安。于是有人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了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则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会场归于沉寂。此时有位领导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有关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这件事表面上好像是观点不同之争，而实质上是理论权威地位之争，彼此都自认为是苏共主管意识形态权威日丹诺夫的传人，这才导致周、胡二人针锋相对，彼此相恶，到最后双方剑拔弩张，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论争中，胡乔木的理论获得了上面的认可，成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了三年时间，在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宣讲了批判周扬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几十年后回头再看，异化现象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历史证明社会发展也循此规律。周扬在文革后复出，以其亲身经历，反思历史，提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再认识。能在改革之初就有如此高度敏锐的思想认识，难能可贵，堪称先见之明。

 

但周扬却因此受到批判，甚至从理论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甚至被指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让周扬愈发想不通，但他到底还是被迫做了检讨，不久便一病不起，躺在医院养病长达四年直到去世。

  

资料来源：

陈晓萍《周扬在“异化”风波中》

盛夏文《毛泽东与周扬》

邓小平谈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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