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也怕他三分

© 徐敏｜文

 

张奚若

 

民国时期，张奚若是有名的大炮，快人快语，是国民参政会中，最让蒋介石害怕的四个人之一。他和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四个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毒菜，力争民主，而且都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一旦发言，便言辞尖锐，毫不留情，所以蒋介石最怕他们起立质询。

 

四人中，张奚若的经历要算最传奇的。

 

张奚若是陕西大荔人，出生于富裕阶级家庭。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读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回国后，历任北京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后从事教学，任清华教授兼政治学系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张奚若随校迁出北平，最后落脚云南昆明，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这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那段时间，张奚若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陶孟和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陈岱孙、邓以蛰、钱端升、李济等，交往密切。每次聚会，总是从议论时局开始，但更多的时候，是谈论文学艺术。

 

张奚若的儿子张文朴，喊林徽因叫梁阿姨。林徽因每次来张奚若家，临走时总是叫着张文朴的小名，让他帮着把一张顺墙放的单人床竖过来放，认为这样才比较有美感。但等她一走，张奚若就立刻叫张文朴把床恢复原状，因为靠墙放更省空间。这样来来回回挪动了好几次，让张文朴不知该听谁的。

 

张奚若的性格，用周培源夫人王蒂瀓的话说：“完全是四方的。”他说话做事，总是直来直去，很难轻易改变，认准的事，要做就做到底。像挪床这样的小事，他都决不妥协。让他参政议政，他会把自己变成一名“炮手”。

 

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等到参政会再次开会，国民政府照例给他寄来开会的路费和通知，对此，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一向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他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上面也不追究，系主任照当。

 

1946年，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受学生联合会之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作题为《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的演讲，当时听众有六七千人。张奚若大声疾呼：“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称当权者“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强调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砖政和蒋介石的个人毒菜。他的讲演赢得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人士的热烈拥护。有关方面对他这样极端的讲话，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没有给予追究。

 

1949年6月15日，张奚若应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征集条例时，他认为居安不能忘危，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为国歌之词。当有人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时，张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人民共和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他的意见后来得到了采纳。

 

新政权成立后，张奚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奚若所在的清华大学政治系并入了北大，他也离开了任教23年的清华大学，调教育部接替马叙伦担任部长。工资待遇定为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行政三级，全家随即搬进了中南海东侧北长街一处独门深院。除专车司机外，还配备有一名警卫员。张奚若同时还兼任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与过去一样，张奚若仍然坚持讲真话，讲硬话。当年在西南联大时，针对有人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张奚若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张奚若强调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57年，在有关方面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张奚若批评上面的做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大家都感觉他这话有危险，没想到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相当多的民主人士被划为了右派，但张奚若却安然无事。

 

民革中央的陈铭枢也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典”的批评，被划为了右派。陈铭枢的资格比张奚若还老，尚且不能幸免，而张奚若反倒躲过一劫？这件事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有人说是周恩来出面保了他，又有人说是邓小平起了作用。这些都无从判断了。张奚若自己的感觉，是他向来不拉帮结派的做法帮了他。他是无党派人士，只和陈叔通一人来往较多，从不加入任何有形的群体，实际就是一个“单干户”。

 

虽然57年没给他戴帽子，但在1958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在场的张奚若作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但又申明：“说这些话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作为呼应，张奚若在这次会上做了检讨性发言，他的这个发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表示，不是旧的一切都好，新的都不好，青岛这个城市就胜过开封、洛阳嘛。对此，张奚若并不完全服气，他对张文朴说：“谈到这个，那是我看得多，还是他看得多？”但这样的话不能公开，张奚若只敢在私下对儿子说。

 

受到批判后，张奚若从此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还一度想到辞官。1958年2月，张奚若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却又被任命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国务院各部委党外正、副部长，当面肯定了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还说张奚若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体现了思想进步。

 

王楚光是60年代进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的，在办公厅担任秘书。当年，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国务院下属的主管对外文化工作的实权部门，但王楚光发现，张奚若只是每周到机关巡视一次，其他诸事不管，实际事务由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昌操办。

 

宋春丹的《晚年张奚若》，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

 

每周一上午，张奚若的专车会停在机关大楼门前，此时秘书迎上前去，拉开车门。已经年过古稀的张奚若，还是那样精神抖擞，仪表堂堂，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的深灰色中山装，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步伐稳健。进入大楼后，秘书帮他宽衣摘帽，陪他走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电梯。电梯到达三楼，秘书陪他进入办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供阅读的文件，即悄声退出。他在办公室停留约一个小时，既不约人谈话，也无人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都是悄然而来，扬长而去，常年如此。

 

一天上午工间操时，王楚光和几个秘书站在走廊聊天，见张奚若迎面走来，立即退到两侧大声说：“张奚老，您好！”或许是一时兴起，张奚若驻足与他们攀谈起来，大谈他的人生阅历：如何出走陕西，怎么参加辛亥革命；如何留洋求学，怎样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如何迎接开国盛典，怎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

 

目送张奚若离开后，王楚光久久不能平静，他能感受到一个寂寞老人的悲凉，因为无所事事，就只剩下既往的光荣还值得回顾。真是盛名之下，其鸣也哀呀。

 

但无论怎样，相比其他人，张奚若要算幸运的。文革中，他没有受到冲击。1966年底，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张奚若名列其中。

 

文革初期，张奚若一度兴趣浓厚，常去外文委机关看大字报。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感到迷惘，决心保持沉默，置身事外。有次张文朴从自己工作的教育部带了准备写大字报的材料回家，张奚若知道后叫他赶快拿走。

 

1972年尼克松访华，张奚若见到了来访的老朋友费正清。费正清印象中的张奚若，是昆明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具盛名的个人主义者。但分别二十多年后再次重逢，他看到的却是“滔滔不绝，却又啥都没说”的张奚若。

 

资料来源：

大荔当代人物专题《张奚若》

重庆统一战线《张奚若》

宋春丹《晚年张奚若》（《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78期2020.12.28）

胡亚东《“民国炮手”张奚若》（人民政协报2016.2.25）

百度百科《张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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