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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滔滔不绝,却又啥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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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滔滔不绝,却又啥都没说

 徐敏 汉嘉女1 2022-03-10 04:38

 

蒋介石也怕他三分

© 徐敏|文

 

张奚若

 

民国时期,张奚若是有名的大炮,快人快语,是国民参政会中,最让蒋介石害怕的四个人之一。他和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四个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毒菜,力争民主,而且都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一旦发言,便言辞尖锐,毫不留情,所以蒋介石最怕他们起立质询。
 
四人中,张奚若的经历要算最传奇的。
 
张奚若是陕西大荔人,出生于富裕阶级家庭。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读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回国后,历任北京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后从事教学,任清华教授兼政治学系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张奚若随校迁出北平,最后落脚云南昆明,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这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那段时间,张奚若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陶孟和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陈岱孙、邓以蛰、钱端升、李济等,交往密切。每次聚会,总是从议论时局开始,但更多的时候,是谈论文学艺术。
 
张奚若的儿子张文朴,喊林徽因叫梁阿姨。林徽因每次来张奚若家,临走时总是叫着张文朴的小名,让他帮着把一张顺墙放的单人床竖过来放,认为这样才比较有美感。但等她一走,张奚若就立刻叫张文朴把床恢复原状,因为靠墙放更省空间。这样来来回回挪动了好几次,让张文朴不知该听谁的。
 
张奚若的性格,用周培源夫人王蒂瀓的话说:“完全是四方的。”他说话做事,总是直来直去,很难轻易改变,认准的事,要做就做到底。像挪床这样的小事,他都决不妥协。让他参政议政,他会把自己变成一名“炮手”。
 
1941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等到参政会再次开会,国民政府照例给他寄来开会的路费和通知,对此,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一向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他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上面也不追究,系主任照当。
 
1946年,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受学生联合会之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作题为《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的演讲,当时听众有六七千人。张奚若大声疾呼:“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称当权者“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强调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砖政和蒋介石的个人毒菜。他的讲演赢得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人士的热烈拥护。有关方面对他这样极端的讲话,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没有给予追究。
 
1949615日,张奚若应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征集条例时,他认为居安不能忘危,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为国歌之词。当有人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时,张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人民共和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他的意见后来得到了采纳。
 
新政权成立后,张奚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奚若所在的清华大学政治系并入了北大,他也离开了任教23年的清华大学,调教育部接替马叙伦担任部长。工资待遇定为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行政三级,全家随即搬进了中南海东侧北长街一处独门深院。除专车司机外,还配备有一名警卫员。张奚若同时还兼任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与过去一样,张奚若仍然坚持讲真话,讲硬话。当年在西南联大时,针对有人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张奚若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张奚若强调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57年,在有关方面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张奚若批评上面的做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大家都感觉他这话有危险,没想到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相当多的民主人士被划为了右派,但张奚若却安然无事。
 
民革中央的陈铭枢也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典”的批评,被划为了右派。陈铭枢的资格比张奚若还老,尚且不能幸免,而张奚若反倒躲过一劫?这件事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有人说是周恩来出面保了他,又有人说是邓小平起了作用。这些都无从判断了。张奚若自己的感觉,是他向来不拉帮结派的做法帮了他。他是无党派人士,只和陈叔通一人来往较多,从不加入任何有形的群体,实际就是一个“单干户”。
 
虽然57年没给他戴帽子,但在1958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在场的张奚若作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但又申明:“说这些话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作为呼应,张奚若在这次会上做了检讨性发言,他的这个发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表示,不是旧的一切都好,新的都不好,青岛这个城市就胜过开封、洛阳嘛。对此,张奚若并不完全服气,他对张文朴说:“谈到这个,那是我看得多,还是他看得多?”但这样的话不能公开,张奚若只敢在私下对儿子说。
 
受到批判后,张奚若从此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还一度想到辞官。19582月,张奚若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却又被任命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1960115日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国务院各部委党外正、副部长,当面肯定了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还说张奚若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体现了思想进步。
 
王楚光是60年代进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的,在办公厅担任秘书。当年,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国务院下属的主管对外文化工作的实权部门,但王楚光发现,张奚若只是每周到机关巡视一次,其他诸事不管,实际事务由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昌操办。
 
宋春丹的《晚年张奚若》,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
 
每周一上午,张奚若的专车会停在机关大楼门前,此时秘书迎上前去,拉开车门。已经年过古稀的张奚若,还是那样精神抖擞,仪表堂堂,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的深灰色中山装,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步伐稳健。进入大楼后,秘书帮他宽衣摘帽,陪他走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电梯。电梯到达三楼,秘书陪他进入办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供阅读的文件,即悄声退出。他在办公室停留约一个小时,既不约人谈话,也无人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都是悄然而来,扬长而去,常年如此。
 
一天上午工间操时,王楚光和几个秘书站在走廊聊天,见张奚若迎面走来,立即退到两侧大声说:“张奚老,您好!”或许是一时兴起,张奚若驻足与他们攀谈起来,大谈他的人生阅历:如何出走陕西,怎么参加辛亥革命;如何留洋求学,怎样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如何迎接开国盛典,怎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
 
目送张奚若离开后,王楚光久久不能平静,他能感受到一个寂寞老人的悲凉,因为无所事事,就只剩下既往的光荣还值得回顾。真是盛名之下,其鸣也哀呀。
 
但无论怎样,相比其他人,张奚若要算幸运的。文革中,他没有受到冲击。1966年底,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张奚若名列其中。
 
文革初期,张奚若一度兴趣浓厚,常去外文委机关看大字报。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感到迷惘,决心保持沉默,置身事外。有次张文朴从自己工作的教育部带了准备写大字报的材料回家,张奚若知道后叫他赶快拿走。
 
1972年尼克松访华,张奚若见到了来访的老朋友费正清。费正清印象中的张奚若,是昆明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具盛名的个人主义者。但分别二十多年后再次重逢,他看到的却是“滔滔不绝,却又啥都没说”的张奚若。
 
资料来源:
大荔当代人物专题《张奚若》
重庆统一战线《张奚若》
宋春丹《晚年张奚若》(《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782020.12.28
胡亚东《“民国炮手”张奚若》(人民政协报2016.2.25
百度百科《张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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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加州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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