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梁漱溟与毛泽东交往与翻脸始末

　　不信奉共产学说，但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有过或亲切动人，或虽不融洽却明晰且理性的友谊的，梁漱溟可谓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年。在他们几近跨越世纪的交往中，曾有多次角色倒换：

　　起初，梁是大学教授，毛是北上求师问道的小职员；

　　接着，梁是“领袖”的座上客，毛是被“领袖”追逐、偏踞一隅，然而信仰坚定、信心百倍的“匪酋”；

　　再往后，梁是飘泊无定所且斡旋无效的中介人，毛是对峙的两强中的一方；

　　最后，毛是亿万人的大救星，亿万人命运的主宰，而拒绝出走国外的梁成了接受提名的客卿。

　　作为哲人与教育家，无论以什么角色身份出现，梁漱溟的行为不带功名利害色彩。他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周旋于大大小小的政治操作者之间，只因为他信奉“不为作学问而作学问”，信奉冷静的思辩，却热切地介入的人生哲学。不能说他不曾有过判断与措置的失误，他的学问既非“句句是真理”，也非“句句皆谬误”。如果说他的一生中有过不少岔子，往往是见识所限，并非利害使然。他与人们——包括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的交往，只基于一点：对认知的穷源竟委。在所有的人都没有兴致、没有胆量，或者没有底气争下去的时候，就算只剩下他一个，梁漱溟也坚持着，且一生乐此不疲。

　　毛泽东是一代雄主。伴随一代雄主的，总是对他身边人物轮番交替的恩宠与猜忌。中国历史上几乎无一人例外。毛泽东的文化人朋友可谓车载斗量。在他灼灼的光环下，他们大都个个心醉神迷；略微有些知觉了，则要么敛气屏声，要么敬而远之。梁漱溟可谓极其特别的一位。可惜毛对他的观感，我们后人所知的，只剩下发表在《五卷》中的一连串插话。这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着述，也不是理性思考后的演讲。仅由此来判断毛泽东与文化人包括顶撞过他的文人之间的交情，笔者窃以为是不公正的。遗憾的是，历史四年后（1957）、六年后（1959）又曾给过他机会，我们所期望的他的另一面仍未见表现出来，直到田家英的死谏——连这也没有使他动心。但我们仍倾向于《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我们期待新史料的发布。

　　下面就是这两位世纪人一生交往中的几段故事。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梁比毛早生七十天。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因此，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家登门拜访。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前来应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从不加入。梁漱溟私忖，这青年或许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却也从未打问。后来，杨先生无意间道出，这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求师问道也者。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为这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块大洋的小差事。他白天在北大供职兼修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将这位青年的名字告诉梁，但梁并没有记住。不久杨怀中先生不幸病故。因为身后萧条，蔡校长便出面发动，希望大家资助办丧事，凡杨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资，梁是其中之一。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一番话，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二十年的片断记忆。他吃惊地向这位世人瞩目的游击英雄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历时七年的乡村建设工作维持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拉开序幕，时局更见紧张。其次，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南京，决心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军淞沪一战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党国要员无心抗日，或舍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或伺机中饱，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感到从未有过的悲观。继而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梁漱溟早年曾读过一些共产主义学说经典着作，而李大钊先生是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二十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而其中心就在陕北的延安。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作为国民参政员，梁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蒋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

　　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见所闻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

　　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此时心里不由的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从来没有像毛泽东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当时不知道的是，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卷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时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着作——《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着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的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两个人都反覆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应邀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一派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差别。恰如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他远离政权中心，仅作为一名观察者而立世的打算遂告结束。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或许因为梁漱溟新近才到北京，或许考虑到他与共和国主席的私谊，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迎候队伍的头一个。毛主席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染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作客，长谈，再干一个通宵也成！”毛主席如对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主席走到梁的座席，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的居处作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毛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已在院里了。同去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堂彼此一一寒暄之后，毛泽东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抽了一口烟，这位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吗？”最后这句像是不经意说出的话，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当时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尚有疑问。在当时，梁漱溟不但身份奇特，想头也十分奇特——起码与“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就截然不同。在毛泽东亲自盛意邀请面前，他想的是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劳。若参加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他当时真是这样想，却又觉不便说出。迟疑片刻，梁漱溟答覆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这答覆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外，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到了开晚饭的时候，主人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开饭时除毛、梁、林三人外，还有江青。但梁漱溟只同她点点头，彼此没有说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毛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这一盛情，是难于推却的。

　　1950年4月至9月间，梁漱溟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所到之处，这位前第三条道鼓吹者受到意想不到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谭启龙，东北的高岗、林枫等领导人都亲自出面会见，并征求他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这一位又一位“重臣”并非真的看重他的学识与见解。他的座上客身份仅缘于毛对他的情份，而这身份的失却将也只由于这唯一的原因。梁先生曾有“当代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却少了世俗儒士沁入骨子里的依附意识。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二十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四个月。

　　在1953年9月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二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犯了荒唐的错误。”——当然这只是梁漱溟自己的评断。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十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在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较真儿”。私下里或许还可容让，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认死理。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他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信，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毛泽东。毛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二十分钟，但梁认为时间不充分，连复述原来发言的内容都不够。说完后匆匆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此时内心是很失望的，但不肯让步，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当即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到了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这个发言，“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直到三十多年之后，即八十年代中期，梁漱溟的感觉仍是：“实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有：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

　　这些讲话，嵌在他老人家已正式发表的二百万字当中，实在打眼得很。很难揣摩该卷的选编者这样干，究竟怀了怎样一副心肠。如果说今天还没有哪位政治或经济学者就言论自由、政府工作程序、国会提案与辩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法宝——剪刀差等等对这场辱枪舌战作一个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剖析的话，只能说，对这两位不同凡响的老人的研究，从而也是对国情与党情——包括民主党——的研究，还差得远着呢！

　　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梁漱溟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在当时的情景下，他显然已经失去了机变的能力，一门心思想着话不说清不行。在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人讲完后，梁漱溟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主席台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多达二百几十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以来没有过的，其中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他们的用心，可能各有千秋。对这点，即使在这样紧迫的时刻，梁也看得很清楚。当时，梁漱溟正迫不及待地要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

　　“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毫不放松：“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选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至此，会场大哗。这种与毛主席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场面，自遵义会议之后可能就不曾有过。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看看主席台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他拿定主意，他的作法是符合会议程序的，别人怎么喊都可以不理。

　　主席台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

　　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再度形成僵局。会场又一次哗然。有几位即席发言，指斥梁漱溟的态度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

　　批了一阵之后，毛泽东说话了。他态度安详从容，与梁漱溟的急迫倔强恰成对照：“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又出现高潮。梁漱溟站在讲台，情形就这么周而复始，闹了好一阵子。

　　毛泽东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时，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虽然如此回答，却并未从讲台上下来。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让不让梁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泽东补充说：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参加。

　　表决时，毛泽东带头举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毛泽东边举着手边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高岗接着宣布不赞成梁讲下去的举手，到会者的大多数，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立即举起手来。梁还想再说一句话，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梁漱溟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李维汉同志派人告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参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他居家读书学习，什么地方都没再去。大概过去一两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他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

　　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依旧是全国政协委员，工资也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四年后（1957年）当另外五十五万名知识分子应党之邀，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而被戴上“右派”政治帽子的时候，他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也就此结束了。

　　戴晴，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