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婚姻走到老

© 徐敏｜文

 

熊庆来和姜菊缘

 

1909年，正在昆明读书的熊庆来，接到父亲的家书，称祖母病重，盼见孙儿一面。他来不及多想，便匆匆上路了。待他风尘仆仆赶回家中，才知道原是等着他回去成亲。女方是弥勒县当地一位教书先生的女儿，姓姜，因为生于农历九月九日，正是重阳节赏菊之时，故取名菊缘。姜菊缘是典型的旧式人家的女子，没上过一天学。仅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使她和熊庆来走到了一起。两人这一年正好都是16岁。

姜菊缘不知道见过世面的熊家少爷，会不会喜欢自己。但心思细密的她，从熊庆来进洞房前的一个举动，已经知道这桩婚姻待她不薄。

按照当地的习俗，进洞房前，新娘要向新郎叩头，谓之“挑水头”，意思是这个头叩过之后，往后家里挑水这一类粗重活计，就仰仗丈夫做了。叩头之后，新郎还要跨过新娘头顶，意思是从今往后老婆就当任由丈夫欺负。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当姜菊缘向熊庆来叩头之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熊庆来，没有遵行礼教传统，反而将新娘扶起来，向她深深作了个揖。这让新娘十分感动，也赢得了在场宾朋的众口称赞。

婚后没过几天，新郎便返回昆明上课。当年的交通远非今日发达，很多路程要靠徒步行走。熊庆来出生的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地处偏远，离县城要走两天，离法国人修建的开远站要走一天。开远站是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滇越铁路的起始站是昆明，终点站在越南的海防港。

地处这样一个环境，要想读书期间回家，就只能是在寒暑假。这也注定了姜菊缘这辈子，和丈夫经常是聚少离多。

1913年，云南当局启动了派遣学子赴欧美留学的计划，在省教育司的主持下，经过层层考核，最终选定了13人公费留学，来自弥勒的熊庆来考了第三名。因为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实业救国的立场考虑，熊庆来选择了去比利时学习采矿。

这一年熊庆来20岁。留学旅程确定后，熊庆来回了一趟老家，与家人告别。夫妻短暂相聚几日便又分离。临别，姜菊缘对丈夫说：“你放心念书去吧，家里事不用牵挂，我会侍候太婆、孝敬公婆。孩子出世，我定会好好带大，你先给孩子取个名吧。”熊庆来想了想说：“如果生男，就取名秉信；如果是女，就叫秉慧。”

姜菊缘记在心里，将丈夫送到路口，夫妻俩挥手别过。这一别就是八年。

与熊庆来同行的杨维浚，也是一个专业方向。两人到达比利时后，先在预科班补习数学和相关学科。正学到兴头上时，遭遇一战爆发，比利时被德军占领，两人只好转赴法国，但此时的法国，矿业学校也因战火蔓延而关闭。杨维浚很快做出了抉择，改学化学。熊庆来却经过一番迷茫，才最终确定学习数学，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听到一位著名的法国老师说：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要发展科学，必须数学先行。熊庆来闻听，豁然开朗，从此与数学为伍，终身不易。

在法国求学期间，由于时局动荡，熊庆来往往不能按时收到国内汇款，这使他经常陷入窘境。更为艰难的，是他在照顾患有肺结核的同乡好友李汝哲时，不幸也染上了这种疾病。李汝哲是当年云南赴欧考试的第一名，最终因结核病客死法国。原本，熊庆来也很难逃脱厄运，幸亏在瑞士疗养时，遇到了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使他转危为安，终获痊愈。

回到法国，熊庆来进入蒙柏里大学学习，陆续拿到高等微积分、理论力学、理论天文三个学位，并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19年，熊庆来又转入马赛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拿到了高等普通物理学证书。至此，八年的旅欧生涯，熊庆来共计就读于四所大学，获得了五个学位证书。

最为可贵的是，整个读书期间，他始终洁身自好，不入豪华半步。他曾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戏院、酒店、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男以努力读书为要。”他之能坚守如此，除要对得住家人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志向，就是“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

1921年春，28岁的熊庆来学成归国。经长途跋涉，在春节后回到家乡。临近村子，要过一条叫甸溪的小河，在渡船上遇到一位留着长须的族兄。对方与他招呼，唤醒了他深埋心底的乡音。他后来有诗记录此事：

渡尽重洋渡甸溪，归心煎迫如调饥。

髯翁向我惊呼弟，勉作乡音叹久离。

过河后，已经有乡亲听到熊庆来回乡的消息，纷纷出来欢迎。人群中就有他的儿子秉信。秉信是熊庆来出国5个月后出生的，已经8岁大了，父子初次见面，血缘天生，秉信立刻跑上前来把父亲的手紧紧牵住。

熊庆来回国之前，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立志要改变云南没有大学的现状，决定筹办东陆大学，为此特地邀请熊庆来回云南执教。

等熊庆来回到国内，却赶上顾品珍发动政变，唐继尧流亡香港，熊庆来只好去了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也是好运当头，没过多久，熊庆来就收到了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寄来的聘书。这让他非常意外，一是他远在云南，居然会被大学聘用；二是按资历本应从讲师做起，居然直接聘为教授；三是还被委以重任，居然担任了该校数学系的主任。

无须权衡，熊庆来立即带着妻儿离开昆明去了南京。

熊庆来后来才知道，东南大学聘请他到南京执教，是何鲁推荐的。何鲁是东大的数学教授，也是从法国归来的留学生，因为要去上海另谋高就，便向郭秉文推荐了熊庆来。

熊庆来到东南大学后，发现国内数学领域还没有成熟的教材，而直接采用国外的教材又不适合，他便亲自编写了《平面几何》、《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偏微分方程》以及物理学的《力学》、《动学》等十余种教材，后来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最早的教材之一。

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熊庆来去北京创办算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熊庆来欣然北上，决心为清华撑起了一片数学的天空。为了培养研究型人才，熊庆来在清华创办了数学研究部，并开始招收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其中陈省身、吴大任都是当年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受熊庆来影响，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都先后出国学习数学，成为数学界的大师级人物。陈省身后来回忆说，熊庆来“在清华那一段时期，不动声色，使清华数学系成为中国数学史上光荣的一章。”

1932年7月，世界数学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熊庆来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时的熊庆来，年届不惑，可谓功成名就，已经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以他的学界地位，本可以不再拼命奋斗，但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会议期间，熊庆来了解到，法国数学家波莱尔在有穷级函数的研究上获得了完美的定理，但在无穷级函数方面，世界数学界尚还缺乏与之媲美的研究成果。鉴于此，熊庆来毅然决定，再次访欧，去法国学习两年，对无穷函数进行深入研究。

两年的学习时间，其中有一年是清华的带薪例假，超期的一年则是自己主动申请，费用需要个人承担。考虑到这种情况，动身之前，熊庆来对家人做了相应安排。大儿子熊秉信此时已经就读于清华地学系，老二熊秉明可随自己远赴法国，另外三个小一点的孩子，则由妻子姜菊缘带回南京邓府巷居住，那儿有早年间买的一套房子，这样可以减少在北京的开支。

像第一次支持丈夫赴欧留学一样，这一次赴法学习，姜菊缘再次深明大义，全力支持，没有一句怨言。熊庆来赴法国学习期间，姜菊缘一个人带着两子一女在南京生活，粗衣淡食，只求温饱。日子最窘迫的时候，姜菊缘就在自家院里种菜，将空着的房屋出租换钱贴补家用。无论怎样艰难，也决不写信诉苦，让丈夫分心。

在法国普旺加烈学院的图书馆里，熊庆来皓首穷经两年，埋头钻研，不断思考、验证和演算，最终绽放出了惊艳的光芒。1934年，熊庆来的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发表，不但在法国数学界，而且在国际数学界都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他在这篇论文中定义的无穷级函数，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定理”。1934年6月，巴黎大学授予熊庆来博士学位。

此时的熊庆来，国际知名，荣耀加身，只要他愿意，欧美各大学的研究机构，都会向他发出聘书。而此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经启动全面侵华，战争正在逼近，如考虑留居国外，举家外迁，正是时候。但熊庆来完全不予考虑，便在1934年秋天，又回到了清华继续教书。直到1937年7月，熊庆来才离开清华去了云南。

从东南大学到清华大学，十六年间，熊庆来一面教书育人，一面奠基，将东南、清华两校的数学系，从筚路蓝缕的草创，到成为行业翘楚，最终成长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学术中心，可谓居功至伟，堪称第一。而更值得欣慰的，是熊庆来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

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熊庆来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后来又和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每月按时给他汇寄生活费。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寄钱给刘光。刘光是十年后才听说这件事的，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已经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刘光，还常常动情地提起这段往事。

在清华担任教授期间，熊庆来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发现了数学天才华罗庚。1929年，一位叫苏家驹的中学物理教师，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代数式的五次方程之解法》，江苏的华罗庚读了后，发现其中有计算错误，就写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文章，刊登在同一家杂志上。

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图书馆看到了华罗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篇数学论文，发现华文层次清楚，论证周密，具有相当高的数学天分，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到处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这才了解到华罗庚仅有初中学历，是南方一所中学的教务员。熊庆来断定华罗庚是个人才，决定将他调入清华大学工作，由数学系聘任华罗庚担任教授助理。在熊庆来的培养下，华罗庚很快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数学家。

1937年初夏，熊庆来收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电报，邀请他回家乡昆明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一职。

当时，云南大学爆发学潮，将校长何瑶赶出了学校。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陆大学，何瑶上任后将该校从私立改为省立，初步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该校教师的工资水平仅仅是国立大学的三分之一，再加上其他因素，何瑶还是成了学潮攻击的主要对象。

无奈之下，龙云只好换人，经多人推荐，龙云决定请熊庆来回滇担任校长。

为乡梓教育尽力，义不容辞。熊庆来收到龙云的邀请电后，向清华提交辞呈未被批准，只好请假返滇。1937年6月，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熊庆来乘火车经天津来到南京，与国民政府相关人员商讨云南大学的办学经费等问题。随后途经上海、香港、海防、河口抵达昆明。

与龙云见面后，熊庆来提出五项要求：一，将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二，将教师工资提高到国立大学的水平;三，省政府不得干预学校事务;四，校长有招聘和解聘教职员的权力;五，学生入学需经考试录取，不得凭条子介绍。

对于这五条事关教育独立的基本条件，龙云不仅全部认可，而且马上照办。随即，龙云亲自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获得允准，将云南大学从省立改为了国立。

为表明捐资助学的态度，龙云每年要向云南大学捐赠数万甚至数十万元。龙云的夫人顾映秋还用自己的私房钱为云南大学盖了一幢女生宿舍。该宿舍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取名“映秋院”。

1937年9月16日，熊庆来亲自主持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云南大学努力的方向：“一、教授方面，聘请学问湛深、经验宏富者数人以为领导，俾学生得善诱之誉;二、设备力求充实，……以成良好学人，为他日学术上之栋梁;三、教授之著作及研究结果设法发表，以增加学校精神。”

上任之后，熊庆来即开始落实自己的办学宗旨：一是慎选师资，以提高学校地位;二是严格考试，以提高学生素质;三是整饬校纪;四是充实设备;五是培养研究风气。

抗战爆发后，熊庆来八方延揽人才，先后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前来云大任教。其中文史学者顾颉刚、张奚若、潘光旦、冯友兰、汤用彤、刘文典、钱穆、费孝通、施蛰存、白寿彝、尚钺、华岗……，自然科学家陈省身、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曾昭伦等，无一不在云大上课兼课。

那段时间，虽条件艰苦，日机频频飞临昆明上空，投弹轰炸，云南大学被迫外迁，到战后方又回迁，可谓历经磨难。但云南大学非但运行不坠，反而蒸蒸日上。在熊庆来主政云大的12年里，一所战时东奔西跑的西南二流院校，一跃而跻身于全国著名高校之列，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15所中国著名大学之一。

1949年初，熊庆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大会。在巴黎期间，他因患脑溢血住院治疗。第二年，云南大学因政权易手，他的校长身份不被认可，已经另换他人。

熊庆来赴法国开会时，并未带妻子同行。云南“和平解放”后，妻子姜菊缘在土改中被打成地主押回老家监督劳动。1953年华罗庚去云南出差，到昆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师母。当时姜菊缘刚从老家弥勒回来，住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华罗庚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了师母。他没想到，当年誉满天下的熊庆来的夫人，会住在这么偏僻的小巷里。更令他感到蹊跷的是，他同接待他的人找到这条小巷时，后面一直有几个黑影跟着他们。华罗庚怀疑是遇上土匪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云南省政府派来的保卫人员。

熊庆来在国外养病期间，陈立夫曾亲自登门造访，恳请他去台湾任职。与此同时，大陆新政权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54年，华罗庚率中国代表团前往瑞士参加世界数学大会，同时带来了一封周恩来的问候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了新政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熊庆来回国参加建设，并承诺给予高薪待遇，还特别强调来去自由。

1957年，身体复原的熊庆来动身回国。周恩来指示驻瑞士大使馆给熊庆来一笔安家费，以购置所需物品。但熊庆来分文未动，全部上交，仅只带了两个简单的箱子便踏上回国的路程。他出国时，曾带有一笔为云南大学购书的钱款，除去购书寄回云南大学的部分，还剩有一些余款，也一并还给了云南大学。

1957年6月熊庆来回到北京，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此时反右运动已经进入“收官”阶段。许多学界知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中科院书记张劲夫意识到问题严重，冒着风险，上下奔走，终于允许他网开一面，基本确保了在科学院没有划分一个右派。

反右运动进入后期，又来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就连华罗庚也被视为白旗面临拔掉的危险。这使从未经历过运动的熊庆来，不免感觉惴惴不安。

翻过年后，运动结束，渐趋平缓，熊庆来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更成为全国政协常務委员。那段时间，他常被安排到外地视察，让他感觉有点春暖花开的景象。

1962年，年届古稀的熊庆来招收了两个研究生，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杨乐和张广厚。当时中国科学院刚刚给熊庆来举行了庆祝七十岁生日的仪式，老先生对两位学生说：我已年逾古稀，难以对你们有具体帮助，但老马识途，提供一些指导还是可以的。几十年后，杨乐回顾往事，仍还念念不忘熊先生的教导，为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途经。

那几年，是熊庆来和老伴一生中最安定的时光。几十年来，他不是留学就是奔波在外，难得长相厮守。但无论怎样天各一方，熊庆来从未抛弃过结发妻子。夫妻二人生于同年同月，姜菊缘的生日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熊庆来比妻子晚了三天。但只要家人团聚，每年生日，两人都会合并在九月十日这天庆祝。先是头天晚上，姜菊缘会亲自动手，用鸡蛋和面，再把面擀得极薄，切得极匀，放在湿布下备用。第二天再选一只上等的鸡清炖做汤，做成鸡丝寿面，一家人围桌而坐，享受人世间的天伦之乐。面条、鸡肉、鸡汤都泛着金黄色的光泽，成为人间难忘的美味。

但谁也预料不到，1966年，一辈子服务于祖国，献身于教育，且已经73岁的熊庆来，居然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当时，熊庆来的一个学生是造反派的小头目，也积极参与其中。老伴姜菊缘怕熊庆来有个闪失，不顾家人劝阻，一定要陪着丈夫前往批斗现场。会场上张贴的标语是批判“华熊黑线”，当众人高喊揪出反动权威华罗庚时，华罗庚主动站了起来。开始熊庆来是坐着听众人批斗华罗庚，后来有人高喊“把熊庆来揪上来”。熊庆来闻听，不待造反派动手，就自己战战兢兢地走上台去。有好心人见他站立不稳，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没敢坐。华罗庚就过来搀扶老师，但华罗庚自己也站不稳。73岁的姜菊缘在台下一看这情景，赶忙上去扶住丈夫。这时，一个造反派跑过来摘掉了熊庆来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熊庆来看着周围这些似熟悉又不熟悉的面孔，感到阵阵隐痛，难道当年他不顾一切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这个？姜菊缘后来对孙女熊有德说：当时所有人都在喊打倒你爷爷，只有杨乐躲在后面一声不吭。还是杨乐有良心。

熊庆来闻听，说了八个字：“学生有错，先生有责。”他在反思，我们怎么把学生培养成了这样？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在深夜中去世，享年76岁。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华罗庚听到这个消息，向革命委员会领导申请前去吊唁。等到批准手续下来，熊庆来的遗体已经被送走了。华罗庚急匆匆赶到火葬场，在一大堆尸体中找到了恩师熊庆来。华罗庚后来对熊有德说：“没想到你爷爷，那个当年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会死得那么惨。躺在一大堆尸体中间，没有花圈，也没有追悼会……”

参考资料：

1、王事情《数学家的史诗：他当了十二年的云大校长，却说把财产留给后代毫无意义》

2、哲学园《看到这句话时，我已是泪眼婆娑！》

3、百度百科《熊庆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