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少爷—共产党员—旅美学者 一位耄耋老人对往事的回忆（转）
作者：若水 原文链接：
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1813春节期间探访友人，见到他的亲戚，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人，从闲聊中得知，解放前他曾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在校时竟然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这种经历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与这位老人的邂逅纯属偶然，远隔重洋，人海茫茫，能够再次相逢的几率基本为零，我甚至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研究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但那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捧着一杯清茶和他隔着一张小圆桌而坐，听他将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一情景会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无意去追寻老人所讲的故事中提及的史实，只是从一个当年意气飞扬的年轻地下党员到定居美国的学者，他的思想变化十分吸引我，更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他回忆往事的情绪，一如手中的那杯绿茶，清清淡淡却余韵悠长。
老人的故事：
我的祖籍是安徽歙县，但我祖父那一代就到南京来了，也算是老南京人了。我父亲是留美学生，从事金融行业，我家抗战前住在靠近现在上海路那边的一幢小洋楼里，80年代末我第一次回来时那楼还在，后来道路改造拆掉了。抗战时大家都纷纷离开南京，许多人家跟着政府往内地走，因为我母亲的亲戚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有房子，我父亲当时认为日本人不敢公然与英美对抗，租界是比较安全的，另外他也觉得上海教会学校的教育水准比较高，可以保证孩子们的学业不受战乱的影响，所以我们全家搬去了上海。我上的是教会中学，在徐家汇附近，那个学校的旧址前些年还在，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
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每周还要集体去教堂做礼拜。但对学生的思想倒是没有太大的限制，我们在私下经常传看一些左派作家的著作和有关俄国革命的翻译作品，我的激进观念基本上是在中学时期形成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搬回了南京，考大学时我想去北平投考十分向往的清华大学，但我父亲因为生意上的原因总是在香港、上海多一些，在家的时候不多，我是家里的独子，如果我走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两个妹妹，母亲因此不肯让我离开她身边，所以考了中央大学。进了大学不久我就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新青社的活动，这是学生中的一个进步组织，我开始只是帮着写壁报、组织活动时跑跑腿什么的，后来对政治活动的兴趣越来越大，参与的事情也就逐渐多起来。
当时在中央大学，进步学生中家境富裕的人不少。那时国民党官僚机构办事能力低下，官员腐败，民生艰难，国家战事频频，积贫积弱。这些都使国民党政府丧失了民心。当年的中国大学生人数很少，能考上大学的都有点未来社会中坚的优越感，也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满怀热情和理想。在全社会对国民党政府失去期望的情况下，青年学生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激进的思潮，在那时候的大学生中，思想左倾也可算得是一种时尚。
大概在1947年初，我刚进校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北平美军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都上街游行抗议，南京各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几千人上街游行，不只是中大的学生，还有金陵女大等其他学校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游行，十分新鲜也非常兴奋，我和一些同学忙着写标语、发传单，最后游行到现在的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递交了抗议书。
我参加的最大的一次运动是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大游行，事先我们忙了好多天，联络各校学生、做横幅、写标语、印传单等等，我记得有两天几乎没时间睡觉。那天北平、上海、杭州和南京其他学校的大批学生集中到中大，加上我们学校的学生大概有七、八千人，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我负责几个学校之间的联络，传递消息，跑来跑去，嗓子都喊哑了。出了校门还没走到珠江路就遇到大批军警拦路，先还是只阻拦，后来学生太多拦不住，就开始用高压水龙头扫射，还有些警察用棍子打人。被激怒的学生与警察对打，很多人被打伤，警察也开始往警车里抓人。我浑身上下全湿透，身边有两个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警察又在追着抓人，非常混乱，我就带着他们往回跑。路上又遇到一个同班的女生，也受了点伤，我把他们带回我家，我母亲吓坏了，但还是打电话把一位熟悉的医生喊来，给他们包扎治疗。直到吃过晚饭街上平静了，才叫我家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回学校，但死活不让我回去。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听说最终还是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冲到了国府路，现在叫长江路的路口，又遇到大批骑马的宪兵拦阻，但没有打起来，最后学生代表去交涉，政府收了学生的请愿书，游行才结束。我当时十分懊恼没有坚持到最后。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了，后来我们系的一位高年级同学开始给我一些地下党的宣传品看，也慢慢给我讲一些共产党的知识，我也越来越向往参加共产党。我们那时候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对毛泽东描述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人民拥有极大权力的新中国无比期待，文章中的许多内容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一段时间我真正是满怀热诚地做组织上安排给我的各种任务，办壁报、组织进步学生的晚会等等。因为我家经济情况很好，我母亲对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又百般宠爱，要钱比较方便，所以为各种活动筹款我也是最积极的一个。有同学上了黑名单要找地方躲几天，也经常住在我家，我母亲对我带朋友回家住从来不干涉，但父亲在家的话我一般不敢带外人回家。我入党后还有两位从南方到解放区去的人在我家住了一晚，我接受了任务，把他们带回家，我猜想其中一位定是个领导人，但不能问，这是纪律。
我是1948年10月入党的，我记得是过了双十节没几天，我的入党介绍人说要找个地方宣誓，在学校找来找去没合适的地方，于是到我家，在我的卧室里把门锁上宣的誓，我实际上只当了不到半年的共产党员。
当时学校里有同学去了解放区，我对此也十分渴望，在我们心里解放区是一个理想中的伊甸园，在那里是能够大干一场的，再者我也期待能够脱离我的剥削阶级家庭，彻底投身革命。本来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有一次出了事，一批学生临行之前，带队的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捕了，招出了他们的集合地点。先去的几个学生被抓到，后面的人反应比较快逃脱了。后来学校组织了营救活动，不久被捕的人放了，但此后就没有听说送学生去解放区了。
1949年初，局势已经开始紧张了，国民政府要求首都各大学南迁，中大的校长也在筹备选址，一会儿说去广州、一会说去台湾，学生、教师都有些人心惶惶。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校，动员教授和学生们抵制迁校。那年春节，我父亲从香港回来，与母亲谈起准备把家搬到香港去，我因为学校事情很多，另外我的一位同学因为组织学生运动的繁忙，以致于期末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开学要应付补考，我还要帮他补课，所以对父亲的话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作好打算不会跟他们走就是了。
开学后没几天，我家的司机到学校找我，说我父亲回来了，让我回家一趟。我到家一看，佣人们都在收拾东西，家里乱糟糟的。父亲说已经买好了机票，过几天全家就都去香港，要我不要回学校了。我实在没有思想准备，我在学校里成天动员别人不要走，自己先去了香港，这成什么话？只好找借口说行李还在学校要去收拾，打算先回学校，然后想办法到别的地方躲几天。但父亲大概从母亲那里得知我这两年的激进表现，坚持不准我出去，让司机去学校替我请假并把行李拿了回来。我情急之下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大怒，但他很忙没空再理我。我母亲怕我不告而别，整天看着我，晚上还把我的卧室门从外面锁起来，听我妹妹说我的同学曾到家里来找我，被我母亲以我去了外地为由打发走了。我急得要命，也无可奈何。
又过了两天，我想一定得设法逃出去，盘算来盘算去只有夜里跳窗跑了，但我的卧室在二楼，下面还有一个半地下室，离地面很高，底下又是水泥地，跳下去很危险，说不得只好冒险了。那天半夜，我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和衣服什么的统统丢到楼下，这样跳下去可以起点减震作用。然后我把床单剪开接起来拴在窗边的下水管上，顺着水管慢慢溜下去，然后翻过不高的院墙，终于逃出来了。
跑出来后，不敢回学校去，心想跑远一点，这样我父母不易找到，过几天等他们走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一路走到下关，天也亮了，除了南京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上海了，别的地方我没有去过。于是买了一张去上海的散舱船票，买散舱是防备万一家里人追来，散舱人多好躲。到了上海不敢去找亲戚朋友，找了家小旅馆躲在里面，出来时身上没带多少钱，只好把手表当了，混了几天，心想家人可能已经走了，得出去借点钱回南京，只要回了学校就有办法了。
亲戚家不能去，只能去找中学时最要好的朋友，先去一家，人家已经搬走了，又去找另一个中学同学。打算在他家门口让看门的把他叫出来，借了钱就走。走到他家附近，因为几年没去过了，正在找门牌，不巧这位朋友的父亲正好坐着汽车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在东张西望，跳下车一把抓往我，把我拉进他家。他太太正在客厅里，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孩子果真跑到上海来啦，你姆妈都要急死了！”我想这回糟了，自己碰到网里来了！
他们打电话给我家亲戚，我父母来把我带到亲戚家。父亲一直铁青着脸对我不理不采，母亲边流眼泪边埋怨我。原来我出走后，父母在南京遍寻无着，想着我出门不多，假如离开南京只可能去上海，所以让管家夫妻带着我两个妹妹和大件行李先去香港，他们到上海再来找找看。找了两天没有见我的踪影，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如果今天再找不到我，也只好不管我了。人生的际遇就是这么奇特，只差一天，我后来的命运就会大不一样了。
后来想想我那时候实在是个养尊处优的少爷，经过的事情太少，没有经验，那时不像现在通讯这样发达，我刚到上海时父母肯定来不及到朋友家询问，到了上海马上就去找人借钱，然后再躲起来才是比较安全的。
到了香港后，我还是想回南京，不得已只好向父亲摊牌。我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期待划江而治什么的根本没有可能。新的国家会有很多事情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去做，希望父亲能放我回去，也希望父亲将来回大陆为新中国工作。父亲对我的说辞无动于衷，他斥责我年轻无知，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父亲说他对国民党也很失望，但对共产党根本就不抱希望。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观念，但国民党由于派系林立、组织机构松散等等因素，所以不可能实行完全的独裁，国民党还是有希望实行英美式的民主体制的，而共产党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的皇权观念再加上从苏俄学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念，将来掌握了国家政权只有可能实行更彻底的独裁。我们父子之间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了一段时间后，父亲让我先去美国完成学业，看看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来我学成后想不想回大陆由我自己决定。我想来想去，同意去美国读书，我想到了美国摆脱了父亲的干扰，也许能有机会回到大陆。但是我这几年参加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现在反而要到帝国主义那里去读书了，心里总觉得有点滑稽。
1949年下半年我去了美国，读书期间我还是很关心来自大陆的消息，50年代初美国报纸对中共的评价负面的居多，我不太相信，总认为是美国敌视共产党国家的缘故。真正给我很大震动的是50年代前期的“镇压反革命”，当时听到不少从大陆去的人说起国内“镇反”的恐怖，许多无辜者被滥杀，全国被杀掉的人达六七十万之多。开始我绝不相信，我读过毛泽东的有关文章，只是说要对战犯进行打击，其他的从者既往不咎，更不要说镇压无辜者了。退一万步说，开国之初为了稳定局面对敌对分子须用重典，但不可能杀几十万人啊，如果共产党执政后还有那么多敌人，那中共的政权如何能够取得？中共一直在指责国民党的滥杀政策，总不会自己掌权后杀人比国民党还要疯狂吧？但是后来得知我在大陆的亲戚中也有人以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杀，我才有些相信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确不是国民党特务，更非恶霸。很久以后，我看到了毛泽东有关“镇反”的批示，才知道被杀者达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决非虚构。
另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大陆50年代搞的批胡适运动，在美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胡适先生和我家算是小同乡，我父亲又是留美的，和他有过一点交往，所以我知道大陆临近解放时，毛泽东曾多次托人游说胡先生，希望他留在大陆，既然是毛泽东认可的人物怎么又会被批判呢？几年后朋友给我看了大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其中罗列的许多罪名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觉得可笑。60年代我曾有一次遇到唐德刚教授，听他说胡先生当年读到大陆对自己的批判，有些文章他边读边大笑，只是叹息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被作为“胡适的走狗”横遭批判，大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感。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知识分子在大陆的日子不好过。
当我完成了博士学位时已经是1958年了，我已在美国有了家室，这时候听说国内正在大打“右派”，大陆的种种情景让我彻底绝了回国的念头。
后来就是整个中国的大饥荒，我在北京的伯父写信给我父亲说由于吃不饱导致全家浮肿，作为首都北京的居民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我父亲因为身在全中国人民都痛恨的美帝国主义那里，不敢往国内寄东西，怕给亲人带来不好的结果。我那两年在欧洲工作，于是父亲让我尽可能寄些黄油、奶粉、糖这类食品回国，后来接伯父来信说有两次东西从海关拿回来时发现少了许多，可能是海关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拿去了，当时大陆人人都饿，出现这种事也可谅解。伯父还要求我不要多次寄东西给他们，以免被政府知道对他们孩子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我太太看了信评价说，这真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80年代末，我第一次回国讲学，特地到南京、上海转了一下，当年的老朋友、老同学见面恍如隔世，百感交集，许多人已逝于反右和文革种种运动之中。
1973年我父母金婚，那年我也得了美国科学院的一个奖。我们兄妹为父母举办了一个很大的庆祝派对，亲朋好友来了一百多人。在致词中我说“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母当年把我从大陆带出来，送我到美国读书，否则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的确很难想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当年留在大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近些年在美国也看到过当年的老共产党员写的一些文章，有人说当初参加共产党是上当受骗，这种观念我不能认同。那时候在中大的学生中，亲共、反共、中立的圈子都有，没有人强迫你去信仰什么主义，参加共产党都是自愿的。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生的确思想上比较幼稚，误以为改变了一种社会制度就能够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是非常不切实际和理想化的想法，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也万万没有想到党内还会有那么多的政治斗争。但这些更多的还是自身认识上的缺陷，不能简单归结于上当受骗。
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还是问题多多，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巨大进步是让世界惊讶的，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改善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要想融入世界就一定要不断进步，最近这些年虽说政治上的改良程度大大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但终归还是在往前走，只要不出现大的动荡，政治上民主的进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可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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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玉洁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