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杭子牙

新冠疫情（COVID-19)是面照妖镜，它照出了中西方的社会文化不同，照出了中西方社会制度与政党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公共危机时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操守落差，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西方制度、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集体迷思，让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找到了民族文化与历史自信，同时在一国、一个城市之内，也暴露出很多人们之前所忽视的严重问题。

北京市最近公布了两例新冠肺炎感染者的行程轨迹，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已经不容再忽视的社会公平问题，而且以一个构成强烈反差对比的具体案例，折射出中共正力推的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必要性。

这两位新冠病毒感染者，一位是从山东到北京打工谋生的流动务工人员，从官方发布的行程轨迹可以看出，在整整14天时间里，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而且绝大多数都时间都是从深夜开始通宵达旦工作，从一个工地奔赴另一个工地，从事着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在春节前回家的火车上获得确诊消息被隔离。

行程轨迹公布后，媒体进一步采访调查还发现，他到北京打零工务工除了维持一家生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寻找自己已经失踪两年多的儿子。很多人看完这位父亲的生活轨迹都极为感慨，人生的苦难与担当，在这位普普通通的男人身上被淋漓尽致的呈现，它触动了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那最柔软最善良的部分。

与这位底层务工人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感染者的生活轨迹。这位在银行工作的女性不仅从事着更体面的工作，日常生活也多在高档食肆商场消费，两人的生活场景与生活质量对比构成了巨大反差，让人看后极为感慨。

事实上，不仅北京，可能整个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差异都在这两份流调中有所反映，只是在多数时间，这种带有强烈对比冲击的反差，没有进入媒体舆论视线罢了。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2012年创作的科幻中篇小说《北京折叠》，就以一个冷峻的视角关注过这个在中国极易引起社会共鸣的话题，并获得了2016年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贫富悬殊的生活并不会引起太多人关注，虽然西方最近频繁爆发根源于贫富悬殊的严重示威、骚乱，但是，资本镂刻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已经使很多人见怪不怪，社会发展应该服务于多数人的本质意义已经被扭曲异化，精英与底层之间的鸿沟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纽约市的富人区和主要由黑人、外来移民构成的贫民窟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这种情况在新德里、伦敦、巴黎都不陌生。长久以来，没有谁会想着如何去弥补这个差异，政府与政党政治人物也不会将改变这种状况视为自身应尽的管理职责。

在中国传统封建或奴隶制社会下，这种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的社会结构，除非到了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要爆发革命，也不会有多少人提出挑战。

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因为这个国家长期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关注于社会公平与人类经济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情况注定无法被长期忽视，终究有一天必然会引发社会讨论，进入政府与政治人物的决策视线。

在同一个城市之内，为什么不同阶层的生活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怎么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这种发展落差？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思想家持续关注了两千多年的话题，也是一个在当下中国极易引发社会大众深思的问题。贫富悬殊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落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家庭与个人身上，都会有具体的呈现。如何改变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趋势，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同时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当下的社会热点，也是中共给自己出的一道历史必答题。

中国社会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在治理价值层面向社会主义回归，更注重于社会公平建设，必须给弱势群体以更多实质关爱，让他们更多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西方由资本主导形成的已经固化了的贫富悬殊结构，决不能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

在新冠病毒围剿下，西方多数国家已经无奈“躺平”，任由病毒收割国民财富与生命健康，中国是少数几个能战胜病毒围攻，使国人可以免受病毒威胁的国家，完成了一个在西方视角下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它能不能在解决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再次创造奇迹，完成另一个在西方资本主义观念下根本无法完成、也无需完成的自设任务，是一个非常值得跟踪关注、值得积极鼓励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