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645:中国，脆弱的中产家庭
中国，脆弱的中产家庭
报道 2012年10月08日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吉林市一条繁忙的购物街上，一个商贩在打盹。在吉林等内陆城市，洋品牌的市场份额远远小于大城市。
中国吉林——王建平（音）和他的妻子淑娥（音）在中国算是相对富裕的一对夫妇。他们有相当于1.6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是中国平均城市家庭收入的两倍以上。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里拥有一套面积不算太大的三居室住房，还支付了自己的儿子去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的学费。即便用节俭的亚洲标准衡量，这对夫妇的节省程度也很惊人，他们在一家国有银行里有相当于5万美元的存款。
然而，和很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王家人仍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没有车，而且很少去购物或者到外面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的储蓄金正在贬值，虽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在这样一个偏袒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而非工薪阶层的经济体系中，政府人为地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使其跟不上中国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同时，薄弱的社会安全网、过低的工资水平，以及飙升的房价等其他由政府影响的因素，制造了一种囤积的冲动，促使很多人不断地储蓄，以防患不确定的未来。
的确，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出口和政府在高速铁路系统等大型项目上的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这十年间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投资的背后不是消费，而是家庭储蓄——13亿中国人的存款。
一些专家把这种体系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依靠把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国有银行、政府支持的企业，以及那些与该体系有密切关系、得以从中牟利的少数富裕者手中。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些正在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法享受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果实。
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前任高管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他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的共同作者。
沃尔特说，“银行听从共产党的安排来决定向谁发放贷款。所以，他们牺牲了普通家庭储户的利益，来为国有企业谋利。”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就必须培育出一个能够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然而，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显著下跌，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降到了35%。目前，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所有大经济体中位于最低水平。（即便在美国当前非常不景气的经济情况下，这个比重也在70%左右。）
一些专家发出警告，除非中国提高自己国民的消费能力，她很可能会逐渐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困境，目前美国、欧洲及日本就处于这种状况。就今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降温。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如果中国要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这个体制。他们必须停止损害普通家庭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允诺要推动个人消费。然而，这么做有一个风险，会损害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柱：为国有银行提供资金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国有银行因拥有大量的储蓄账户而资金充沛。银行以低息将这些资金借贷给企业受益人，其中包括房产开发商，进而推助了房地产投机的泡沫，使房价涨到了很多消费者都无法企及的水平。很多中国城市都靠这种模式发展。
同时，位于北京的中国央行，也依赖于中国巨额的消费者储蓄来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笔投资，从而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人民币的低汇率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低价，维系了中国强大的出口经济。但这样做使很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商品。
关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新贵阶层抢购苹果手机(Apple iPhone)、古驰(Gucci)手袋，以及劳力士(Rolex)手表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让西方做起商业美梦，以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然而，在吉林和很多内地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仍然限于暗淡的国营商场和家庭店铺。这些城市里的国际“名牌”大多是露天市场上卖的冒牌货和仿制品。
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最近一个工作日里，人们在一堆堆衣服中挑挑拣拣，其中有要价3美元的印着米老鼠图案的T恤，还有5美元一件的仿冒耐克(Nike)运动装。仅在几米之外，有一家耐克专卖店，里面出售的正品要价35美元，但却没有一个顾客光临。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太低，很多国际品牌都不屑于在吉林这样的城市开设专卖店。
随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形势走低，中国继续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受到限制。中国政府明白，赋予中国消费者更多购买力有多么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甚至还为他们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提供了一系列补贴。
问题是，政府是否能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经济体系以产生真正的效果。“中央政府承诺，要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说，“问题是，应该怎样提高。”
储户：生来节俭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中国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必须鼓励像王建平这样的人大大地改变他们的习惯。现年52岁的王建平是一个公路设计专家，与他同龄的妻子曾是一名会计，七年前因为健康原因退休。
“我们十分传统，”以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王太太说，“我们不愿意今天花明天的钱。”
但是，明天的钱也许不像今天的这样值钱，尤其是在储蓄账户只有3%的利率，而通货膨胀率达6%甚至更高的情况下。
然而，除了把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存放到银行里，王家人找不到更好的选择。他们害怕把钱投到中国因波动剧烈而恶名远扬的股票市场。而且，中国法律严格限制了他们在海外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把资金转移到境外的能力。
王家人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或者足够的勇气，去参与房地产投机。目前，一些中国人把这种方法视为获取投资回报的少数几种方法之一，泡沫一旦破裂，就能证明这样做是多么冒险。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王家人存款是因为他们担心飞涨的食品价格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人民共和国早已不提供公费医疗了。他们也为能否给儿子买一套房而担心，在中国，人们指望父母能为自己的儿子结婚时承担这项花销。
“如果你有女儿，花费就不会这么大，”王淑娥说，“但如果有儿子，你就得存钱。”
房价已经成为推动百姓增加储蓄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说，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也正在把财富从普通家庭手中转移出去。
以王家人为例，他们正在被迫搬迁，为市政府授权的新房地产开发项目腾地。中国各地政府都把这类开发项目当做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途径。
虽然王家人和其他住户都得到了一定数额的拆迁补偿，但是吉林市政府把那块土地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而这个开发商则打算拆除现有的住宅楼，修建一个更高密度、更加昂贵的新住宅区。
王家人不知道他们能否用所得到补偿金买到一套与自己现在住的差不多的房子。但据估计，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将会共同获得超过相当于5000万美元（约3亿元人民币）的利润。
政策的历史：防止了一次危机，却培养了一种习惯
中国希望最终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为什么故意压制能够帮实现这个目标的消费者市场呢?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政策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所形成的习惯。那时，中国庞大且无竞争力的国营企业的膨胀，几乎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突然间，随着国有企业濒临破产，国有银行里充斥了几千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很多银行也随之面临破产。
为了避免发生危机，中国政府批准国有企业让几千万职工下岗。1999年，其中一家、也就是大型石油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宣布解雇了100万职工。为了支撑银行，政府加紧了对利率的控制，包括大幅度降低支付给储户的实际利率。定期储户在2002年可以得到排除通胀因素之后3%的利率，而如今，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的话，这些储户实际上会损失3%到5%。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行能够给国有企业提供极其廉价的资金，同时也能获得大笔利润的原因。这也是银行能为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提供充裕资金的原因。除了高铁，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
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破了存在已久的“铁饭碗”制度，不再提供终生就业和由国家包管生老病死的福利。政府将社会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的高额成本更多地转嫁到了普通家庭和私营企业身上。
所有这些措施形成了现在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控制下的市场体系。这些措施十分有效，不仅帮助中国行将破产的银行和国有企业死而复生，还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个体系也让国民个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我们也想花钱，但是在交完各种费用之后，我们真的已经所剩无几了，”34岁的杨阳（音）说。她是一所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当警察的丈夫，还有10岁的儿子住在吉林市。“虽然我们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我们仍需要支付课外补习班的费用，每个孩子都要上补习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的压力也很大。”为了省钱，杨阳一家三口最近搬去和她的父母同住。
据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计算，仅2008年一年，政府政策的结果相当于向中国普通家庭征收了高达相当于360亿美元的隐性税，大约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拉迪说，过去十年间的隐性税总量也许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钱实际上是银行从消费者手中拿走的。
实际上，这些扭曲的政策所造成的普通家庭花销可能更高，因为拉迪的计算中还没有考虑人为抬高进口商品价格这类的隐形成本。
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促进了经济腾飞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开始产生相反的结果。
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许小年说，“中国早已进入收益递减规律效应明显的阶段。”
许小年认为，中国有重复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犯的错误的危险。当时，日本过久地依赖于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忽视了国内市场，并且允许房价飙升。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经济从未曾真正恢复元气。
“如果我们不改革的话，就会步日本的后尘，”许小年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谓的日本病的早期迹象。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少。”
对变化的预测：激进彻底的改革，但却触手可及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将会有重大变化出现。他们指出，中国政府有财力，也有能力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大调整，就像90年代末期那样。但这一次，会对人民有利。
“过去，中国曾面临更严峻挑战，”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教授魏尚进说。“我并不怀疑他们想改革。问题是，他们能够成功策划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吗？”
当然，像麦当劳、耐克和宝洁(Procter & Gamble)这样的跨国公司扔在投入几十亿美元的赌注，认为中国将会在近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然而，增长消费必然要求中国对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需要让国有银行摆脱对吮吸普通家庭积累的依赖，还要强制国有企业付出更高的借款利率。这也意味着，要让人民币上升达到其自然价值。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要彻底打破当前让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说，“为了让消费快速地增加，你必须停止从普通家庭的口袋里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