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看来，最直接、最有效的“稳增长”方式可能还是依靠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迅速提高需求。

2009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最重要问题是，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严峻，也更加难以解决。目前的中国经济比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初，面临的内外部困难更大，情况更复杂，这是大家一致承认的。要想实现稳增长，政府投资项目非常可能超过4万亿。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根据形势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准备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

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经济政策重点由“调结构”向“稳增长”的转向。

今天的经济困境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爆发，2007年开始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而是用短期扩大投资的方式把问题往后拖了一下，但是拖的结果是越到后面问题爆发得越厉害。

记者查阅国家发改委网站发现，今年4月份项目审批核准数量有显著增加，最引人注目的是5月21日当天，公布审批项目近百个，为平日数量的两到三倍。“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重大基建投资进度明显加快，所以国家发改委项目审批速度也有所加快。”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近日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小4万亿”投资来袭

在官方看来，最直接、最有效的“稳增长”方式可能还是依靠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迅速提高需求。受访专家一致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以投资来拉动内需是短期内稳增长有效的办法，但对于经济长期的影响则偏于负面。

鲁政委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他并不担心稳增长能否实现，“政府启动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拉高增长率，但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难以评估。”

王建也认为，“中国经济要由外需主导型向依靠内需为主转变需要长时期的结构调整。”这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以及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来实现。“只有让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中低收入阶层有钱可花，才能真正扩大消费。”

近日有媒体报道铁道部再次获得2万亿授信。鲁政委对此表示，此次“稳增长”的思路基本上跟2009年的4万亿投资是一样的，力度可能要比2009年小一些。

经济学家马光远5月24日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表示，由于今年面临的经济困难的特殊性，要想实现稳增长，政府投资项目非常可能超过4万亿。

他从三个方面向记者详细解释了他近日发明的新概念“4万亿2.0版”。

首先是目前的中国经济比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初，面临的内外部困难更大，情况更复杂，这是大家一致承认的。

其次，货币政策宽松但金融机构授信意愿不足，因为经过2009年4万亿投资引发的大规模信贷宽松，银行已经积累了大量隐形的坏账，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现在面临展期。

第三，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下降，地方财政有近一半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融资，究竟还剩下多少好地可卖，值得怀疑。2009年面临的困难只是把经济稳住，现在的困难是要先填补2009年挖下的坑，再进一步稳住增长率的问题。

同时他认为，“负面效果也将超过上次，负面效果最迟将在2014年兑现。”

“稳增长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保增长，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经济下滑，换来结构调整，解决长期问题的空间。”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表示，全年7%至8%的增长率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政府投资应当仅限于一些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不应该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庄健认为，投资拉动应该让民间资本唱主角，“新36条”细则要尽快出台。

王建认为，今天的经济困境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爆发，2007年开始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而是用短期扩大投资的方式把问题往后拖了一下，但是拖的结果是越到后面问题爆发得越厉害。

“对于全行业亏损的钢铁业，为什么还要批准湛江的新建项目呢？”王建质疑道，“根本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引起的产能过剩，我们越是躲避这个长期的经济调整，矛盾会更严重。刺激消费、扩大投资、放松信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政府主导式增长存隐忧

“无论7.5%还是8%都只是一个数据，如果只考虑把数据做得好看很容易。”马光远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不是GDP增长数据,而是解决影响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层面的问题。

政府大规模投资，加上信贷宽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化。马光远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是2009年4万亿救市的直接后果。然而，“稳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地产调控正在悄然变化。

5月初，江苏扬州宣布对购买精装修房进行补贴，在此前类似补贴性新政曾被中央果断叫停。而此次扬州的举动却意外地获得了官方肯定。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梁小青不久前表示，“扬州新政”并非救市，而是针对住宅产业化进行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应当予以支持和肯定。

记者注意到，近期地方楼市微调进入活跃期，这也引起了马光远对房地产调控前景很大的忧虑。

数据显示，在4万亿投资和9.5万亿新增贷款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获得8.7%增长，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2.3%。

鲁政委认为，由于短期行为的存在，大量投资其实缺乏经济合理性，包括给缺乏现金流的融资平台投放贷款，引起了严重后果，造成今天的后遗症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其一，货币投放太多，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和通胀，地方融资平台依靠宽松的信贷环境迅速扩张，在经济下滑时形成坏账；其二，一部分投资缺乏效益，没 有现金流，不可持续，形成烂尾工程。

王建则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2009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最重要问题是，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严峻，也更加难以解决。

“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也到了必须调整的阶段了。”王建向记者强调，我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

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投资占比过高，导致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与政府投资活动相关的少部分人得益，而普通居民并不能享受到“稳增长”带来的好处。

鲁政委告诉记者，“如果投资消费比例进一步失衡，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转型，只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