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栏玉砌应犹在：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 （2/4）
为什么这片地方的西式建筑，会出现这样独特的风貌呢？我觉得，根源在历史。天津和上海一样，晚清之前，都不是大都邑，近代的崛起，得益于“对外开放”，成为“十里洋场”。上海，有道是“上海滩”；天津呢？ 老话叫“天津卫”。“津”者，渡口也，天子渡河的地方，据说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难之变，起兵南下渡河而来的典故。这个“卫”字呢，明代“卫所”，驻军的地方，就象英文里面“fort，跟“威海卫”“金山卫”的卫字，来历相同。
驻军的地方么，军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冲，但本不是什么大城。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话跟北京话，河北话的腔调，相去甚远。天津话，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据说，那是因为近代，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
清季以降，一个天津，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得益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甚多，太后老佛爷脚下的北京城，怎么能随便开放呢？天津因为离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陆运输都方便，就开放给了洋人，让除开使团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纪前期那段时间，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又有九国租界，很多名人寄居于此，尤其是那些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遗老遗少，往往都在离开京城不远的天津租界，盖栋住宅当寓公。这里进可以就近观望京城政局，以图东山再起，退可以托庇于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权，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当时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资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于此。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所建的楼院，往往在设计上从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筑风格，但又不拘泥于纯正的建筑风格，而是实行“拿来主义”，自出新裁。从正统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很多都可算是不伦不类，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独特的建筑风貌。
说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敌刺杀的，这是河北路（威灵顿路）334号马场道口的民国总理张绍增旧宅。
它跟天津外语学院遥遥相对，和我家也就一个路口。当年这里是第五中药厂，现在是贵宾楼饭庄。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围墙，还有一个特别高的大铁门，门口是4路公共汽车站。铁门平时紧闭，除了上下班时间进出的工人，和扑鼻的药香之外，里面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围墙全拆了，隔着花园和喷泉，从街上就能看见这栋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我想，这楼大概可以算是巴罗克风格吧。
张绍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洋系里的将军，当过几任陆军总长，1922年黎元洪总统时当了半年内阁总理，曹锟时代张下野后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这儿当了六年寓公，可从来也没闲着，1927年北伐军兴，张绍曾积极联络政坛人物，准备响应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所忌，1928年张作霖派人刺杀张绍曾，那是当年天津英租界轰动一时的大案。
说完了下野政客，咱们再说遗老遗少。溥仪搬出故宫之后，潜逃东北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这一片。这是重庆道（以前剑桥道）55号的庆王府，1922年太监小德张盖的宅子（小德张真名叫张祥斋），1923年小德张把它卖给了第四代庆亲王载振。我初中时候去上学，有时候走重庆路，会路过它。现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办公室。
这栋房子门厅很大，从门口拍照拍不全，不过天津外事办有时候会开放给游人参观内部。主入口进去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四围的空间，是中空到顶、面积35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大罩棚式厅顶。一、二层房间沿大厅周围环绕设置，二楼大厅四周设有列柱式回廊。楼房为砖木桔构，局部三层，平屋顶，带地下室。整栋楼据说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只有局部三层的八间房，是载振加盖上去，专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楼东是花园，建有传统的六角凉亭。我觉得整体风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并非所有的洋楼主人都是中国人，毕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数外国人的房子。
这栋房子在重庆道庆王府的斜对过，主人叫Eric Liddell, 中文名李爱锐，是个了不起的英国友人。他1902年生于天津，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战车》Chariots of Fire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获得奥运金牌以后，Liddell回到中国，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学教师，（他教书的学校叫做新学中学，现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为敌侨，被抓进日军集中营，1945年病死于潍坊的日军集中营。
在睦南道东端，颇有几栋真正的豪宅，现在都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是孙殿英的宅子，现在是长芦盐务局办公楼。为什么孙殿英那么有钱，盖这么大的房子？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孙殿英刚刚炸开了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爷的坟。盗墓贼，有钱呗。
孙殿英原先在张宗昌的直鲁军里当师长和军长，北伐时倒戈投蒋，1928年驻守蓟县时盗掘清东陵，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在冯阎一边，失败后被老蒋改编。后来冯玉祥吉鸿昌搞抗日同盟军，孙殿英的队伍，正好和同盟军的地盘毗邻。蒋不放心，下调令让他率所部去青海，可青海是马家的地盘啊，所以老蒋这是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孙殿英在向青海进军途中，被马家军击溃，再被阎锡山出兵断了退路，于是下野隐居到太原，后来投靠北平的宋哲元。抗战军兴，1938年孙殿英在河北敌后招兵，成立新五军，1943年被日寇围困，投敌当了。战后仍然带兵。1947年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俘虏，年底病死。这栋豪宅建于1930年，整体上，大致算巴罗克风格吧，我觉得墙上的装饰柱有点意思：科林斯式柱头，柱身是绞股绳式的。
孙殿英旧宅隔壁，是民国总理，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后来，还作过伪满洲国领事馆。
颜惠庆是清光绪年间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还留辫子吧？颜学成回国后，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二等参赞，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国际法和外交。辛亥革命以后，颜惠庆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总长，几次兼任或代理国务总理。1926年辞职退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争取国际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但弱国无外交，又兼当时国联的地位本就软弱，虽然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又于事何补呢？1950年颜惠庆病逝于上海。这栋房子，抗战时期被占用作伪满洲国驻天津的领事馆。
在孙殿英旧居的斜对过，睦南道香港路口，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张作霖送给三姨太许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楼房是大坡顶，我觉得这个算是少见的，比较典型的风格建筑，象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新哥特-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的式样。
这三栋楼，孙殿英的，颜惠庆的，和许氏旧宅，坐落在我初中时期步行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天天要经过四遍。我记得许氏旧宅，中学时候好像是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
我们再回头来说五大道的建筑风格。因为这些宅子的主人，多数不是洋人，而是政商两界的大佬，下野军阀，遗老遗少，他们所盖的住宅，肯定要强调私密性，所以当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风的院墙，或者茂密的绿树和爬藤植物，隔开路上行人的视线，起码不让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华。那个时代不太平哦，有钱人家更不能炫富，盖的房子也要低调。这也是五大道洋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
就象这栋楼，是我们南开大学的两位创办人之一，严修严范孙先生的旧宅，确切地说，只是住宅外墙。
严修当过清朝学部侍郎。张伯苓先生，曾是他家的西席。后来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合作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严修当年特别赏识周恩来，大力资助周恩来留日留法。我见过未经证实的说法，讲严修曾有意把女儿许配给周恩来，算是野史吧。周恩来去欧洲时，带了大笔严修给他的钱，倒是事实。到达欧洲以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地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本人以支票携走以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可能是指工会，labor union），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
扯远了。再回头继续讲住宅的私密性。这是另一处私密性设计的经典，长沙道（加的夫道）和重庆道（伦敦道）交口的民园大楼，就在关麟征旧宅对面，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1937年建成。
这是栋当年的高级公寓楼，为什么它是私密性设计的经典？因为它的外墙是百叶窗式，看似是镂空的方孔，其实有两层错落开，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
看了那么多五大道建筑的照片，现在看出来了吧？五大道的洋楼建筑，真正的风貌，都是用围墙与街道隔开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五大道这里不是公共建筑展览馆，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更不象上海的外滩，这是特权阶层的住宅区，要强调私密性。不但是民国时代，就连解放以后，也是这样。
比如说，这是大理道上，云南路和桂林路之间的和平宾馆，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孙震方的宅子，意大利风格。解放以后，改成和平宾馆，属于市委机关，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那些领导人来天津，一般都住在这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也下榻于此。
这所和平宾馆，也是深宅大院，以很高的围墙与外界隔绝。从前那些领导人住在这儿，本就是图这个地区清静幽雅。
除了国家领导人下榻的和平宾馆，这栋睦南道云南路口上的小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进去的。
多少年来，我只知道这里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门槛很高，不接待一般旅客，必须有市委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和级别，才能住在这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
由此又有一些议论：现在很多人在批评社会丑恶现象，比如腐败，比如权钱色交易，比如贫富分化，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怀念改革之前的社会，甚至文革期间，似乎那时候人人平等，不存在腐败现象，贫富差别，是个干净的社会。
干净吗？
干净才怪！
“过去的总是好的”而已。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金钱本位，那么当时的社会是官本位。现在是权钱交易，权力可以换成金钱，而过去，金钱倒是没有多少用处，权力本身就是一切，直接就等于享受。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穷，倒是人人平等了，做官的高高在上，谁跟你平等啊？那时候一般平民不知道，“高干”们是怎样生活的而已。那时候就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才怪，分化得更厉害。文革末期倒是搞过“批判走后门”的政治运动，你知道背景是什么？其实是中央里面以四个人为首的某一派系，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进军队的高级将领，叶帅首当其冲。其实他们自己就不利用特权了？结果，伟大领袖一个“最高指示”：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不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坏人，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最硬的后台和理论依据，连形式上的“反对走后门”都不了了之。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发布“最高指示”的这位，他自己屁股就不干净，否则毛远新怎么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我父亲当时是部队政治处的干事，二十年后退休之前，也升到了很高的级别。这么说吧，按规定是部队副师和地方副厅局级以上享受高干待遇，他则绝对不是这种“入门级”的高干。当然，那是后话了。在我小时候，家里也有长辈亲戚，是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首脑，住的是五大道地区中心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门口还挂“历史文化风貌建筑”的牌子呢。（现在军级的待遇没有那么好了，可是70年代末的省军级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别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小时候，什么叫“地位”，“关系”,“路子”，高干家庭是什么生活状态，我没吃过猪肉，但看过足够多的猪在跑。
个人认为，那时候的腐败，和现在的区别，是门槛的高低：比如现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栋这样的别墅，没问题，有足够的钱就能买，至于怎么弄这些钱，有人诚实经商可以赚很多钱，也有歪门邪道比如当官的搞权钱交易，做生意的偷税漏税，做医生的收红包，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钱。在当时，唯有达到某一个级别，才能搞一栋这样的别墅。我不想为今日社会的丑恶现象找借口，但三十多年前的社会两极分化，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这也是事实。而且那时候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更少。
扯远了，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
（未完待续）
驻军的地方么，军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冲，但本不是什么大城。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话跟北京话，河北话的腔调，相去甚远。天津话，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据说，那是因为近代，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
清季以降，一个天津，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得益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甚多，太后老佛爷脚下的北京城，怎么能随便开放呢？天津因为离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陆运输都方便，就开放给了洋人，让除开使团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纪前期那段时间，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又有九国租界，很多名人寄居于此，尤其是那些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遗老遗少，往往都在离开京城不远的天津租界，盖栋住宅当寓公。这里进可以就近观望京城政局，以图东山再起，退可以托庇于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权，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当时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资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于此。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所建的楼院，往往在设计上从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筑风格，但又不拘泥于纯正的建筑风格，而是实行“拿来主义”，自出新裁。从正统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很多都可算是不伦不类，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独特的建筑风貌。
说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敌刺杀的，这是河北路（威灵顿路）334号马场道口的民国总理张绍增旧宅。
它跟天津外语学院遥遥相对，和我家也就一个路口。当年这里是第五中药厂，现在是贵宾楼饭庄。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围墙，还有一个特别高的大铁门，门口是4路公共汽车站。铁门平时紧闭，除了上下班时间进出的工人，和扑鼻的药香之外，里面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围墙全拆了，隔着花园和喷泉，从街上就能看见这栋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我想，这楼大概可以算是巴罗克风格吧。
张绍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洋系里的将军，当过几任陆军总长，1922年黎元洪总统时当了半年内阁总理，曹锟时代张下野后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这儿当了六年寓公，可从来也没闲着，1927年北伐军兴，张绍曾积极联络政坛人物，准备响应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所忌，1928年张作霖派人刺杀张绍曾，那是当年天津英租界轰动一时的大案。
说完了下野政客，咱们再说遗老遗少。溥仪搬出故宫之后，潜逃东北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这一片。这是重庆道（以前剑桥道）55号的庆王府，1922年太监小德张盖的宅子（小德张真名叫张祥斋），1923年小德张把它卖给了第四代庆亲王载振。我初中时候去上学，有时候走重庆路，会路过它。现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办公室。
这栋房子门厅很大，从门口拍照拍不全，不过天津外事办有时候会开放给游人参观内部。主入口进去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四围的空间，是中空到顶、面积35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大罩棚式厅顶。一、二层房间沿大厅周围环绕设置，二楼大厅四周设有列柱式回廊。楼房为砖木桔构，局部三层，平屋顶，带地下室。整栋楼据说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只有局部三层的八间房，是载振加盖上去，专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楼东是花园，建有传统的六角凉亭。我觉得整体风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并非所有的洋楼主人都是中国人，毕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数外国人的房子。
这栋房子在重庆道庆王府的斜对过，主人叫Eric Liddell, 中文名李爱锐，是个了不起的英国友人。他1902年生于天津，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战车》Chariots of Fire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获得奥运金牌以后，Liddell回到中国，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学教师，（他教书的学校叫做新学中学，现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为敌侨，被抓进日军集中营，1945年病死于潍坊的日军集中营。
在睦南道东端，颇有几栋真正的豪宅，现在都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是孙殿英的宅子，现在是长芦盐务局办公楼。为什么孙殿英那么有钱，盖这么大的房子？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孙殿英刚刚炸开了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爷的坟。盗墓贼，有钱呗。
孙殿英原先在张宗昌的直鲁军里当师长和军长，北伐时倒戈投蒋，1928年驻守蓟县时盗掘清东陵，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在冯阎一边，失败后被老蒋改编。后来冯玉祥吉鸿昌搞抗日同盟军，孙殿英的队伍，正好和同盟军的地盘毗邻。蒋不放心，下调令让他率所部去青海，可青海是马家的地盘啊，所以老蒋这是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孙殿英在向青海进军途中，被马家军击溃，再被阎锡山出兵断了退路，于是下野隐居到太原，后来投靠北平的宋哲元。抗战军兴，1938年孙殿英在河北敌后招兵，成立新五军，1943年被日寇围困，投敌当了。战后仍然带兵。1947年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俘虏，年底病死。这栋豪宅建于1930年，整体上，大致算巴罗克风格吧，我觉得墙上的装饰柱有点意思：科林斯式柱头，柱身是绞股绳式的。
孙殿英旧宅隔壁，是民国总理，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后来，还作过伪满洲国领事馆。
颜惠庆是清光绪年间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还留辫子吧？颜学成回国后，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二等参赞，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国际法和外交。辛亥革命以后，颜惠庆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总长，几次兼任或代理国务总理。1926年辞职退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争取国际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但弱国无外交，又兼当时国联的地位本就软弱，虽然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又于事何补呢？1950年颜惠庆病逝于上海。这栋房子，抗战时期被占用作伪满洲国驻天津的领事馆。
在孙殿英旧居的斜对过，睦南道香港路口，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张作霖送给三姨太许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楼房是大坡顶，我觉得这个算是少见的，比较典型的风格建筑，象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新哥特-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的式样。
这三栋楼，孙殿英的，颜惠庆的，和许氏旧宅，坐落在我初中时期步行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天天要经过四遍。我记得许氏旧宅，中学时候好像是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
我们再回头来说五大道的建筑风格。因为这些宅子的主人，多数不是洋人，而是政商两界的大佬，下野军阀，遗老遗少，他们所盖的住宅，肯定要强调私密性，所以当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风的院墙，或者茂密的绿树和爬藤植物，隔开路上行人的视线，起码不让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华。那个时代不太平哦，有钱人家更不能炫富，盖的房子也要低调。这也是五大道洋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
就象这栋楼，是我们南开大学的两位创办人之一，严修严范孙先生的旧宅，确切地说，只是住宅外墙。
严修当过清朝学部侍郎。张伯苓先生，曾是他家的西席。后来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合作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严修当年特别赏识周恩来，大力资助周恩来留日留法。我见过未经证实的说法，讲严修曾有意把女儿许配给周恩来，算是野史吧。周恩来去欧洲时，带了大笔严修给他的钱，倒是事实。到达欧洲以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地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本人以支票携走以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可能是指工会，labor union），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
扯远了。再回头继续讲住宅的私密性。这是另一处私密性设计的经典，长沙道（加的夫道）和重庆道（伦敦道）交口的民园大楼，就在关麟征旧宅对面，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1937年建成。
这是栋当年的高级公寓楼，为什么它是私密性设计的经典？因为它的外墙是百叶窗式，看似是镂空的方孔，其实有两层错落开，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
看了那么多五大道建筑的照片，现在看出来了吧？五大道的洋楼建筑，真正的风貌，都是用围墙与街道隔开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五大道这里不是公共建筑展览馆，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更不象上海的外滩，这是特权阶层的住宅区，要强调私密性。不但是民国时代，就连解放以后，也是这样。
比如说，这是大理道上，云南路和桂林路之间的和平宾馆，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孙震方的宅子，意大利风格。解放以后，改成和平宾馆，属于市委机关，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那些领导人来天津，一般都住在这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也下榻于此。
这所和平宾馆，也是深宅大院，以很高的围墙与外界隔绝。从前那些领导人住在这儿，本就是图这个地区清静幽雅。
除了国家领导人下榻的和平宾馆，这栋睦南道云南路口上的小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进去的。
多少年来，我只知道这里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门槛很高，不接待一般旅客，必须有市委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和级别，才能住在这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
由此又有一些议论：现在很多人在批评社会丑恶现象，比如腐败，比如权钱色交易，比如贫富分化，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怀念改革之前的社会，甚至文革期间，似乎那时候人人平等，不存在腐败现象，贫富差别，是个干净的社会。
干净吗？
干净才怪！
“过去的总是好的”而已。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金钱本位，那么当时的社会是官本位。现在是权钱交易，权力可以换成金钱，而过去，金钱倒是没有多少用处，权力本身就是一切，直接就等于享受。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穷，倒是人人平等了，做官的高高在上，谁跟你平等啊？那时候一般平民不知道，“高干”们是怎样生活的而已。那时候就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才怪，分化得更厉害。文革末期倒是搞过“批判走后门”的政治运动，你知道背景是什么？其实是中央里面以四个人为首的某一派系，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进军队的高级将领，叶帅首当其冲。其实他们自己就不利用特权了？结果，伟大领袖一个“最高指示”：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不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坏人，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最硬的后台和理论依据，连形式上的“反对走后门”都不了了之。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发布“最高指示”的这位，他自己屁股就不干净，否则毛远新怎么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我父亲当时是部队政治处的干事，二十年后退休之前，也升到了很高的级别。这么说吧，按规定是部队副师和地方副厅局级以上享受高干待遇，他则绝对不是这种“入门级”的高干。当然，那是后话了。在我小时候，家里也有长辈亲戚，是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首脑，住的是五大道地区中心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门口还挂“历史文化风貌建筑”的牌子呢。（现在军级的待遇没有那么好了，可是70年代末的省军级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别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小时候，什么叫“地位”，“关系”,“路子”，高干家庭是什么生活状态，我没吃过猪肉，但看过足够多的猪在跑。
个人认为，那时候的腐败，和现在的区别，是门槛的高低：比如现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栋这样的别墅，没问题，有足够的钱就能买，至于怎么弄这些钱，有人诚实经商可以赚很多钱，也有歪门邪道比如当官的搞权钱交易，做生意的偷税漏税，做医生的收红包，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钱。在当时，唯有达到某一个级别，才能搞一栋这样的别墅。我不想为今日社会的丑恶现象找借口，但三十多年前的社会两极分化，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这也是事实。而且那时候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更少。
扯远了，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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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顾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