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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栏玉砌应犹在: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 (2/4)

雕栏玉砌应犹在: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 (2/4)

博客
为什么这片地方的西式建筑,会出现这样独特的风貌呢?我觉得,根源在历史。天津和上海一样,晚清之前,都不是大都邑,近代的崛起,得益于“对外开放”,成为“十里洋场”。上海,有道是“上海滩”;天津呢? 老话叫“天津卫”。“津”者,渡口也,天子渡河的地方,据说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难之变,起兵南下渡河而来的典故。这个“卫”字呢,明代“卫所”,驻军的地方,就象英文里面“fort,跟“威海卫”“金山卫”的卫字,来历相同。

驻军的地方么,军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冲,但本不是什么大城。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话跟北京话,河北话的腔调,相去甚远。天津话,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据说,那是因为近代,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

清季以降,一个天津,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得益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甚多,太后老佛爷脚下的北京城,怎么能随便开放呢?天津因为离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陆运输都方便,就开放给了洋人,让除开使团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纪前期那段时间,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又有九国租界,很多名人寄居于此,尤其是那些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遗老遗少,往往都在离开京城不远的天津租界,盖栋住宅当寓公。这里进可以就近观望京城政局,以图东山再起,退可以托庇于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权,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当时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资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于此。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所建的楼院,往往在设计上从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筑风格,但又不拘泥于纯正的建筑风格,而是实行“拿来主义”,自出新裁。从正统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很多都可算是不伦不类,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独特的建筑风貌。


说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敌刺杀的,这是河北路(威灵顿路)334号马场道口的民国总理张绍增旧宅。



它跟天津外语学院遥遥相对,和我家也就一个路口。当年这里是第五中药厂,现在是贵宾楼饭庄。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围墙,还有一个特别高的大铁门,门口是4路公共汽车站。铁门平时紧闭,除了上下班时间进出的工人,和扑鼻的药香之外,里面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围墙全拆了,隔着花园和喷泉,从街上就能看见这栋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我想,这楼大概可以算是巴罗克风格吧。

张绍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洋系里的将军,当过几任陆军总长,1922年黎元洪总统时当了半年内阁总理,曹锟时代张下野后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这儿当了六年寓公,可从来也没闲着,1927年北伐军兴,张绍曾积极联络政坛人物,准备响应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所忌,1928年张作霖派人刺杀张绍曾,那是当年天津英租界轰动一时的大案。

说完了下野政客,咱们再说遗老遗少。溥仪搬出故宫之后,潜逃东北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这一片。这是重庆道(以前剑桥道)55号的庆王府,1922年太监小德张盖的宅子(小德张真名叫张祥斋),1923年小德张把它卖给了第四代庆亲王载振。我初中时候去上学,有时候走重庆路,会路过它。现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办公室。





这栋房子门厅很大,从门口拍照拍不全,不过天津外事办有时候会开放给游人参观内部。主入口进去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四围的空间,是中空到顶、面积35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大罩棚式厅顶。一、二层房间沿大厅周围环绕设置,二楼大厅四周设有列柱式回廊。楼房为砖木桔构,局部三层,平屋顶,带地下室。整栋楼据说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只有局部三层的八间房,是载振加盖上去,专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楼东是花园,建有传统的六角凉亭。我觉得整体风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并非所有的洋楼主人都是中国人,毕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数外国人的房子。



这栋房子在重庆道庆王府的斜对过,主人叫Eric Liddell, 中文名李爱锐,是个了不起的英国友人。他1902年生于天津,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战车》Chariots of Fire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获得奥运金牌以后,Liddell回到中国,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学教师,(他教书的学校叫做新学中学,现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为敌侨,被抓进日军集中营,1945年病死于潍坊的日军集中营。

在睦南道东端,颇有几栋真正的豪宅,现在都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是孙殿英的宅子,现在是长芦盐务局办公楼。为什么孙殿英那么有钱,盖这么大的房子?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孙殿英刚刚炸开了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爷的坟。盗墓贼,有钱呗。





孙殿英原先在张宗昌的直鲁军里当师长和军长,北伐时倒戈投蒋,1928年驻守蓟县时盗掘清东陵,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在冯阎一边,失败后被老蒋改编。后来冯玉祥吉鸿昌搞抗日同盟军,孙殿英的队伍,正好和同盟军的地盘毗邻。蒋不放心,下调令让他率所部去青海,可青海是马家的地盘啊,所以老蒋这是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孙殿英在向青海进军途中,被马家军击溃,再被阎锡山出兵断了退路,于是下野隐居到太原,后来投靠北平的宋哲元。抗战军兴,1938年孙殿英在河北敌后招兵,成立新五军,1943年被日寇围困,投敌当了。战后仍然带兵。1947年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俘虏,年底病死。这栋豪宅建于1930年,整体上,大致算巴罗克风格吧,我觉得墙上的装饰柱有点意思:科林斯式柱头,柱身是绞股绳式的。

孙殿英旧宅隔壁,是民国总理,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后来,还作过伪满洲国领事馆。





颜惠庆是清光绪年间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还留辫子吧?颜学成回国后,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二等参赞,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国际法和外交。辛亥革命以后,颜惠庆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总长,几次兼任或代理国务总理。1926年辞职退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争取国际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但弱国无外交,又兼当时国联的地位本就软弱,虽然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又于事何补呢?1950年颜惠庆病逝于上海。这栋房子,抗战时期被占用作伪满洲国驻天津的领事馆。


在孙殿英旧居的斜对过,睦南道香港路口,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张作霖送给三姨太许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楼房是大坡顶,我觉得这个算是少见的,比较典型的风格建筑,象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新哥特-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的式样。



这三栋楼,孙殿英的,颜惠庆的,和许氏旧宅,坐落在我初中时期步行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天天要经过四遍。我记得许氏旧宅,中学时候好像是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


我们再回头来说五大道的建筑风格。因为这些宅子的主人,多数不是洋人,而是政商两界的大佬,下野军阀,遗老遗少,他们所盖的住宅,肯定要强调私密性,所以当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风的院墙,或者茂密的绿树和爬藤植物,隔开路上行人的视线,起码不让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华。那个时代不太平哦,有钱人家更不能炫富,盖的房子也要低调。这也是五大道洋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

就象这栋楼,是我们南开大学的两位创办人之一,严修严范孙先生的旧宅,确切地说,只是住宅外墙。



严修当过清朝学部侍郎。张伯苓先生,曾是他家的西席。后来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合作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严修当年特别赏识周恩来,大力资助周恩来留日留法。我见过未经证实的说法,讲严修曾有意把女儿许配给周恩来,算是野史吧。周恩来去欧洲时,带了大笔严修给他的钱,倒是事实。到达欧洲以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地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本人以支票携走以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可能是指工会,labor union),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

扯远了。再回头继续讲住宅的私密性。这是另一处私密性设计的经典,长沙道(加的夫道)和重庆道(伦敦道)交口的民园大楼,就在关麟征旧宅对面,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1937年建成。



这是栋当年的高级公寓楼,为什么它是私密性设计的经典?因为它的外墙是百叶窗式,看似是镂空的方孔,其实有两层错落开,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


看了那么多五大道建筑的照片,现在看出来了吧?五大道的洋楼建筑,真正的风貌,都是用围墙与街道隔开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五大道这里不是公共建筑展览馆,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更不象上海的外滩,这是特权阶层的住宅区,要强调私密性。不但是民国时代,就连解放以后,也是这样。

比如说,这是大理道上,云南路和桂林路之间的和平宾馆,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孙震方的宅子,意大利风格。解放以后,改成和平宾馆,属于市委机关,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那些领导人来天津,一般都住在这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也下榻于此。



这所和平宾馆,也是深宅大院,以很高的围墙与外界隔绝。从前那些领导人住在这儿,本就是图这个地区清静幽雅。

除了国家领导人下榻的和平宾馆,这栋睦南道云南路口上的小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进去的。




多少年来,我只知道这里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门槛很高,不接待一般旅客,必须有市委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和级别,才能住在这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

由此又有一些议论:现在很多人在批评社会丑恶现象,比如腐败,比如权钱色交易,比如贫富分化,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怀念改革之前的社会,甚至文革期间,似乎那时候人人平等,不存在腐败现象,贫富差别,是个干净的社会。

干净吗?

干净才怪!

“过去的总是好的”而已。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金钱本位,那么当时的社会是官本位。现在是权钱交易,权力可以换成金钱,而过去,金钱倒是没有多少用处,权力本身就是一切,直接就等于享受。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穷,倒是人人平等了,做官的高高在上,谁跟你平等啊?那时候一般平民不知道,“高干”们是怎样生活的而已。那时候就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才怪,分化得更厉害。文革末期倒是搞过“批判走后门”的政治运动,你知道背景是什么?其实是中央里面以四个人为首的某一派系,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进军队的高级将领,叶帅首当其冲。其实他们自己就不利用特权了?结果,伟大领袖一个“最高指示”: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不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坏人,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最硬的后台和理论依据,连形式上的“反对走后门”都不了了之。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发布“最高指示”的这位,他自己屁股就不干净,否则毛远新怎么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我父亲当时是部队政治处的干事,二十年后退休之前,也升到了很高的级别。这么说吧,按规定是部队副师和地方副厅局级以上享受高干待遇,他则绝对不是这种“入门级”的高干。当然,那是后话了。在我小时候,家里也有长辈亲戚,是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首脑,住的是五大道地区中心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门口还挂“历史文化风貌建筑”的牌子呢。(现在军级的待遇没有那么好了,可是70年代末的省军级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别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小时候,什么叫“地位”,“关系”,“路子”,高干家庭是什么生活状态,我没吃过猪肉,但看过足够多的猪在跑。


个人认为,那时候的腐败,和现在的区别,是门槛的高低:比如现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栋这样的别墅,没问题,有足够的钱就能买,至于怎么弄这些钱,有人诚实经商可以赚很多钱,也有歪门邪道比如当官的搞权钱交易,做生意的偷税漏税,做医生的收红包,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钱。在当时,唯有达到某一个级别,才能搞一栋这样的别墅。我不想为今日社会的丑恶现象找借口,但三十多年前的社会两极分化,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这也是事实。而且那时候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更少。


扯远了,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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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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