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自圣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
不用说，埋头家务治家有方的女子，实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爱孩子，令人厌烦。男人死后，女的入庵为尼老气横秋的样子，即使是男人死后也令人扫兴。
不管是怎样的女子，朝夕相处相见，就没了吸引力，也就厌烦起来。作为女的来说，被丈夫讨厌，又不能离去，会处于悬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时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经年累月依然是断不了的情侣吧。男人突然来访宿夜什么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鲜吧。
吉田兼好是一个天生的和尚，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曾向父亲请教“佛为何物”。虽然他有如此早的觉悟，却在31岁的时候才出家，大概是在体验了婚姻生活之后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欢思考那样的问题。
虽然10世纪末的高僧源信(942—1017年)极力向日本人宣扬无性欲要求的净土世界，讲了许多犯淫戒受处罚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并记录在他的《往生要集》中，本想借此规范越来越不守色戒、越来越堕落的日本僧人，结果又如何呢？那些被邀请到宫廷讲经的高僧或被请做贵族家里的护持僧们，总是爱利用一些讲经的机会向宫女或贵族女性调情。后来源空(1133—1212年)等和尚虽然在源信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日本的净土宗，确立了新的戒条，可源空的弟子却仍有不少人犯淫戒，其中影响很大的是住莲、安乐两弟子和宫廷的宫女私通之事。他们犯戒之事在《寓管抄》一书中有记载。
住莲与安乐这两个和尚每当按照中国净土宗高僧善导流传的法仪修“六时礼赞”时，总是伴之以哀婉动听的曲调来念佛、唱诵，他们那充满磁性的声音不仅让寂寞的深宫旷女们着迷，也因此受到尼僧们的皈依。最后连宫妃白拍子龟菊，即当时被称为“院小御所女房”的女官，或称为“伊贺局”的那个女人，以及“仁和寺御室”的御母，即道助法亲王的母亲，后鸟羽上皇的妃子，被称为“坊门局”的贵妇人，都与他们有秘密往来。住莲与安乐甚至外出夜宿不归，无疑是去走访女人了。《皇帝纪抄》中记载说，源空的弟子“密通贵贱并人妻、可然之人女”。当时日本皇子出家即称法亲王，他们竟然偷情到天皇的头上，朝廷再也无法容忍了，终于在建永二年 (1207年)二月下令，禁止专修念佛，并命令把住莲、安乐二人处以死刑，把他们的师傅源空流放到土佐国(今高知县)，并令其还俗。
源空后来被朝廷赦免，死后随着净土宗在日本的盛行，他被奉为教祖。新兴的净土宗教主源空的主张不同于平安初期真言宗的教主空海、天台宗的教祖最澄，后两人都禁止女人进入他们所特别划定的界线之内，源空的净土教义不排斥女人，他与弟子在传教中也积极吸收女子入伙，甚至鼓动一些宫女妃子跟他们出家入教。源空在流放土佐的途中都还不忘向游女(妓女)说教，劝她们出家。
12、13世纪的贵族女人是很容易被高僧引诱的，就是在11世纪时也是如此。像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才女清少纳言、紫式部那样的女人，一旦选进宫中就被剥夺了与其他男人相见的自由，她们经常能见到的只有被请进宫中诵经作法的僧人或下级的侍从。所以在她们的眼中，这些光头和尚都是高贵、优美、颇有风度的，她们的日记中有许多对高僧身姿的赞美。
平安后期以来，一些日本僧人蓄有妻室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1173—1262年)就蓄有妻室。亲鸾9岁投天台宗出家，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叡山修学达20年，思考如何达到解脱的方法，到建仁元年(1201年)终于下山找了一个女人做妻子，体验解脱之道。而亲鸾最出名的一个妻子竟然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惠信尼，惠信尼本是日本越后国豪族三善为教(属地方上的武士)之女，亲鸾流放到越后之后大概是借传教之名“走访”了她，于是正式结婚。亲鸾可能还不止有一个妻子，在日本佛学界至今还有二人说乃至三人说的争论。亲鸾和尚和惠信尼等一共生了6个小和尚和小尼姑，全家在日本关东各地传教，他们的子女后来大多成为一寺的住持或一派的长老，其中最有名的数小女儿觉信尼。
觉信尼自关东回京都之后，曾侍奉当时的太政大臣久我通光，担任他的女房(女官的名称)，称“兵卫督局”，后来与亲鸾的从兄日野信纲之子日野广纲结婚，生下了光寿(出家后称觉惠)和女儿光玉。广纲死后她又嫁给了小野宫禅念，生了维善。亲鸾的子孙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结婚生子，成为日本有名的和尚世家。由觉信尼掌管的东山大谷亲鸾庙堂到觉惠的长子觉如手上改为本愿寺，此后又经过一代一代的血统相承，逐渐发展为日本真宗内势力最大的本愿寺教团。其实与亲鸾大约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俊宽、澄宪，真言宗的良快、法印，报恩寺的道琳，净土宗源空门下的圣觉、隆宽等名僧都有妻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敬”。
时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没有不娶妻生子的了，我在日本留学的那个佛教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儿养女，他们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经营小寺院。该校一些学生家里经营一个寺院，毕业就回去继承家业，当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和尚们还经常包养情妇。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一书中就说，江户时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该书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装成一个流浪武士通过一个帮闲的介绍拜访一个寺院的住持，认识之后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时“从厨房里飘来的荤腥味一直不断”。饭后，好色女与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步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好色一代女按照这个价码，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最后发现，“没有一处寺院不归于女色之道这一宗一派，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虽然井原西鹤的记录未免夸张，却也说明了一些事实，因为该书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后来，一个寺院的住持对好色一代女特别痴心，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烦，于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好色女就这样成了这个寺院住持的姘头。好色女还发现，寺院的香火越盛，进的钱越多，和尚们的行为就越放纵。当时的和尚们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经，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虽未去逛妓院，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寺院里修造了藏纳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挖一个深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伪装，墙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说话的声音。女人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和尚的寝室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