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发展史概略

古希腊哲学有四大精要：理想主义（Idealism，也被译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Metaphysics），辩证法（Dialectics），和悖论（Paradox）。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文明进化，今天人类世界已经到了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哲学精要的价值，但遗憾的是今天的主流专业哲学界对于这些哲学精要的理解已经远远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了，这是今天的哲学的悲哀，也是今天的哲学已经死了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意涵。

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其实自古希腊开始就没有很好地理解上述的四大经典，然后随着科学的兴起，出于人类懒惰与骄傲的天性，学者们不是在这方面努力精进，而是采取了一些消极的手段来对待它们。

其中，悖论所受到的待遇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当三百来年前现代科学开始兴起之后，科学大师们用新的数学思维解释了一些古希腊时代的悖论，结果哲学界人士就以为所有悖论其实都可以用数学进行解释，只是早晚而已。因此他们更多的兴趣放在了用数学解释悖论而不是从哲学上认识悖论在人类文明中的意义，以至于悖论在今天仍然是哲学界的一大弱项。总的来说，今天的哲学界试图用数理逻辑来解释悖论的努力与当年牛顿等人用微积分来解释芝诺悖论的意义完全不同，他们今天基本上不是解释，而是试图用数学的形式将有血有肉的悖论来用符号进行表达而已，当常规数理逻辑形式不够用了，就用模糊逻辑。当然，其中也有象对于罗素悖论的研究那样的例外，其特点是那个悖论本身就是已有的集合理论的内在的悖论特性，因此对它的研究本身就是对数理逻辑理论进行发展的一部分。但是，一般地，并非现实中发现的所有悖论都是已有的数理逻辑的内在悖论，因此，用数理逻辑来表达悖论在很多时候不过是用符号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对悖论进行描述而已。比如，对于沙丘悖论（本博客特别讨论过的一个悖论），他们发现无法用一般的逻辑形式来表达，就用模糊逻辑（Fussy Logic）来表达，但那根本算不上对沙丘悖论提供一个逻辑解释，只不过换一种语言来进行表达而已。这样的工作实在不用劳烦哲学家们来做，当有需要的时候，相信任何一个比较不错的电脑程序员都能将一个悖论故事用二进制编码表达出来，不论是借助常规逻辑还是借助模糊逻辑。

相较于悖论的命运，其它三大经典就比较惨了。以辩证法为例，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贬低它，康德将它的意思解释为克服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是因为黑格尔的工作，才使得辩证法得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却常要其前面加上黑格尔三个字，以便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法进行区别。其实，对于柏拉图来说，辩证法的意义在于它是客观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特点，因此任何一个正确反映客观的理性思维一定应该是辩证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辩证法看作是客观发展（对黑格尔来说，存在是瞬间的，变化才是永恒的。这也被认为是他的辩证思维的一部分）的规律与柏拉图对辩证法的本质理解是一致的（尽管很奇怪地黑格尔对于柏拉图的辩证法的解释似乎也和其他人一样仅限于用辩证法来进行辩论这一点上）。

但遗憾地是，今天的哲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柏拉图及黑格尔心目中的作为客观存在和发展特征的辩证法，尽管“辩证发展”一词常被特定的哲学界人士使用。今天不论是对于西方哲学界来说，还是东方哲学界来说，柏拉图的辩证法基本上就是一种类似诡辩的技巧（这一点其实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定的调），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一套所谓的思辨逻辑；对中国民众来说，辩证法更主要的是毛式的二分法，这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比上述两种对于辩证法的认识更接近辩证的真谛，尽管也容易因为各种原因（如缺乏对于真理原则的坚持）而导致诡辩。

我所见过的对于辩证意义最为荒唐的扭曲就是西方的某些哲学杂志将它解释为哲学不应该把得出结论作为目标，而是应该将议题开放为无止境的辩论；相应地，他们所发表的文章通常带有“我争辩（I augue）：”这么一个八股性的字样。这种扭曲辩证意义的诡辩性实践的虚伪之处在于他们并非接受所有的人来进行争辩，而是专宠于他们自己的小圈子内的人头而已，是一种可以让自己不需对自己的不作为负责任的投机取巧，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放弃真理原则的诡辩术的典型特征。

比辩证法命运更糟的是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惨的可能是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因为在古希腊的时候它就开始不被待见，而在近代更是同形而上学一起被批个臭头。对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的最大曲解可能就是把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等同于宣扬超自然因而被指责为是反科学的。如我在本博客专门讨论过的，理想主义者（或称唯心主义者）并不一定接受超自然的说法。我还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中国的老子（一位不相信超自然的理想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

今天哲学之所以死了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古希腊的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辩证法，及悖论没有能活好，尤其是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被东西方哲学界联手屠宰未遂，现在仍在奄奄一息地复原中。

在回顾了西方哲学的大概的发展概况之后，现在要言归正传来讨论本文的主题“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概略”。这里在“概”字后面又加了一个“略”字，就是要表明这里要讨论的是简之又简的发展史。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一词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同老子的《道德经》被认为是后人给起的名一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也被认为是由名为Andronicus of Rhodes的人在一百多年后起的。今天有人质疑“道德经”一词是否恰当地反映了老子的该书的主题，同样今天的哲学史作家（比如现在你去查英语维基的“形而上学”条目可以看到的内容的作者）也认为“Metaphysics”所具有的“物理之后或物理之上”的意思不能正确反映亚里士多德的那部著作的真正主题。而我的观点是，对《道德经》和《形而上学》书名的质疑是表明那些质疑的人根本没读懂那两本书的最好证明。不论那些人挂着多么牛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的头衔，他们对那两个名字的质疑把他们没读懂那两本书的底曝露无遗，因为我认为给《道德经》起名的人对该书的主题的把握相当到位，而Andronicus of Rhodes用“Metaphysics”给亚里士多德的那本书起名也非常恰如其分。

今天的包括维基的“形而上学”条目的作者在内的一些哲学界人士完全不谈形而上学的最初基本意思或者说当初Andronicus of Rhodes为什么用形而上学一词来给亚里士多德的那本书命名的初衷，反而是用Andronicus of Rhodes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来否定掉形而上学当初的最基本意义；如同把辩证法解释为具体的技巧或思辨方法而不提它的基本意义一样，这些这些界人士把形而上学解释为对于具体议题的探索的综合。

那么，形而上学的最初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说Andronicus of Rhodes用表达“物理之后或物理之上”的意思的“Metaphysics”来给亚里士多德的那部著作命名是恰如其分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一个：亚里士多德在那本书里讨论的主题是有关纯存在（being qua being）的特性。所谓纯存在（being qua being）的特性指的是任何一个物件都有着与它本身到底是什么无关的，属于所有东西都共有的特性，比如所有的物体都可被数数，如果是实体那就都有大小等等。今天的哲学界如果不是为了职业上的利益而别有用心的话，那么他们很显然普遍对于有关纯存在的特性的意义感到费解，因而才出现把形而上学解释为对于纯存在的那些具体特性的研究，而不是理解为对于纯存在的研究的状况。经过他们那样一改，当读者们把注意力放在具体的一条条细则上时，就不容易看出用表达“物理之后或物理之上”的意思的“Metaphysics”来命名亚里士多德的那本书的意义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是讨论适用于任何物理（physics）背景的纯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那个命名其实是很有水准的。

在形而上学被提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形而上学的概念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扩大使用。这种发展有着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状况。在积极的一面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兴起，一方面人们对于纯存在的一些特性（比如时空特性）的认识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存在的层次的感受也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意义不一定是“物理之后或物理之上”，而有可能是不同层次的抽象概念之间的对比），这都使得形而上学不再局限于亚里士多德当初讨论的内容。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消极的一面来说，由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一样属于高智能的活动，因此在大众化的过程会由于大量的不具备相应的思辨能力的人介入而使得形而上学同辩证法一样沦为诡辩的手法，这使得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混入了一些不属于有意义的哲学思辨的糟粕，以至于休谟要提醒人们需要摒弃形而上学中的某些不好的成分。

这大概就是形而上学在由亚里士多德创立后的两千多年里直到康德出现之前的一个大概的发展状况。

形而上学到了康德那里出现了一个跳跃性的发展，这个跳跃使得康德得意地宣称形而上学的发展到他那里为止，从此以后，大家只要去学习和传教形而上学就可以了，因为他对作了形而上学终结的发展使得形而上学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而让康德如此得意的原因是他发现了所谓的形而上学其实是由人们的理性的一些基本本能决定的。换句话说，康德发现人们对客观的认识并非如自古以来以为的那样是外面有什么我们就看到什么然后就知道什么；他发现我们其实是本能地将所看到的对象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织，然后再将组织好的内容呈现给我们的意识，而这组织过程中涉及到分析与合成这个步骤。与之相应地，康德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现象与物自体（Noumenon）的区别的概念，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只能看到现象而并不了解的对象本身的特性。

康德的这一发现其实是挺厉害，他一定有他发现这一现状的心路历程，不过，他并没有真正介绍他的心路历程，而只是论证他的认识是正确的。康德的论证比较复杂，复杂的原因之一是他所说的主观对客观进行组织的机制其实应该属于今天所说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范畴，但他那个时候还不具备相关的概念，因此他需要用一般的语言来讨论属于潜意识的议题。

所以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亚里士多德研究存在的特性的形而上学改为研究主观意识如何形成（反映）客观的特性的形而上学。根据康德的理论，在人们对于客观的形而上学的认识主要分为四大类：定量（Quantity），定性（Quality），关系（Relation），以及形态（Modality）。而定量又包括了单一（Singular），特定（Particular），一般（Universal）；定性包括了肯定（Affirmative），否定（Negative），无限（Infinite）；关系包括了类别（Categorical），假定（Hypothetical），析取（Disjunctive）；形态包括有问题的（Problematic），断定的（Assertoric），自明的（Apodictic）。

几十年后，康德自认为是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发展的理论受到了来自黑格尔的强烈挑战，使得形而上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挑战说起来是比较古怪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但同时又一种进步的。

黑格尔首先挑战康德所说的人的认识是主观对于客观的重组的结果，从而把形而上学从康德的主观形而上学又拉回到了客观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黑格尔又天才性地自创了“思维现象学”来细致地探索思维是如何在意识中产生现象的，这又等于是完全支持了康德提出的现象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的主观产生的理论。黑格尔的这种自相矛盾性恐怕也是导致几十年后他的“思维现象学”被基本上废弃了的重要原因；而被胡塞尔用来取代黑格尔的“思维现象学”的所谓现代现象学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其实远不如黑格尔的现象学，但是黑格尔对待康德理论的在很大程度上的自相矛盾的态度恐怕大大增加了他的现象学原本就由于他所使用的语言之古怪而造成的理解难度。这恐怕是他的思维现象学那么容易基本上被废弃的主要原因。

黑格尔对于康德的区分现象与物自体理论的批判既合理也不合理。首先，现代心理学证实了康德所说的我们所感受（看，听，尝，摸，等）到的其实都是经过大脑加工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错的；但是，康德的理论的一个缺陷是他只考虑了对于物理现象的观察，而没有考虑对于抽象的文化意识的认识。在文化意识这一层次，如黑格尔在他的现象学中认识到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思想内容是知道的，人们在文化创作中的思路也是明确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一本的物自体是什么，但是我们却能知道那本书中作者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又是正确的。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的现象学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发展，因为他是从意识的运作角度来看待现象是如何产生的，那么自古以来的所有和形而上学有关的议题就自然都应该是包括在里面了。当然，他只在其中非常有限地涉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关心的议题。随后，他又在他的现象学的基础上又创作了他后来被称为辩证逻辑的逻辑学。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里继续批判康德的物自体的理论，而他的理论之所以难懂除了他用的语言古怪之外就是他在论述中一直隐性地穿插着对康德的物自体理论进行批判，所以如果读者对于这一背景不熟的话，在有些地方可能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某些话。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虽然表明他不是反对形而上学，而是要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进行统一，但是他的主要论述都是以他的特有的辩证观点来贯穿，以至于后人不但以为他是要用辩证法来否定形而上学，甚至认为他是要用所谓的辩证逻辑来取代形式逻辑。

总之，康德与黑格尔这两个人的理论对形式上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扰动。尽管他们的理论本身的内容确实属于形而上学理论应该包含的一部分，但是一方面，他们的理论表述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又具有把人们对于客观世界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形而上学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方面来的作用。因此，本来就属于高深的形而上学到了他们这里就成为连专业哲学界都不容易把握的内容了，再加上黑格尔的看似自相矛盾又不容易读懂的理论叙述，形而上学从他们开始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因此若干年后便成为了专业哲学界进行攻击的众矢之的，而人们常用来攻击形而上学的武器恰恰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与黑格尔在论述他的辩证法的《逻辑学》一书中的下述感叹形成了讽刺性的对比：

【当一个国家对它的宪法理论，它的国民情操，它的伦理道德漠不关心的时候，那是令人震惊的；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自我思考之灵已不再存在于一个国家的生命之中。】

康黑之后的形而上学的遭遇可以用“一场浩劫”这个很多人所熟悉的词汇来形容。形而上学不但在学术界成为一个可以使人望之胆颤的禁忌，而且还成为政治斗争的标签。多少人因为被贴上这个标签而身败名裂。到了本世纪初，距现在不到20年前，如果你到美国的大书店里去，都会有个赫然醒目的标有“Metaphysics”的书架，上面全是风水算命看相的书籍。就是今天你上网还是可以在中文网站上查到一些批判形而上学的文章。

当然，在这期间形而上学也仍然有一些值得称道的进展。对于汉语文化影响圈的哲学界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由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将西语中的Metaphysics译为中文的取自《易经》的“形而上学”。同当年的Andronicus of Rhodes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起名为Metaphysics一样，井上哲次郎的这一翻译凝聚着他对于形而上学的精要的深刻理解（比现在的维基作者强太多了），这对日后形而上学的发展显然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英国的怀特海对于形而上学也做出过不错的阐述，还有其他少数哲学家也直接间接地为形而上学发过一些声。

但是，一方面在这期间形而上学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跳跃性的发展，另一方面，这期间对于形而上学的发展的力量和声量远比不上对于形而上学的挞伐批判的声量。比历史的劫难更为严重的是，今天的主流哲学界居然不敢正面面对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而是很莫名其妙地想要把它悄悄地抹去。十年前的维基关于形而上学的条目上还羞答答地提了一句说形而上学曾经被攻击（用的不是常见的criticism一词，而是attack一词），但是今天连那句话都不见了，这样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本身就带有政治性的意味。

所以，从亚里士多德到本世纪初，西方的形而上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亚里士多德开创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潜移默化的拓展，康黑对形而上学的扰动，形而上学的灾难。

自本世纪初到现在，形而上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实质性的新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来自专业哲学界，因为形而上学在专业哲学已经死的差不多了，这一点从维基和斯坦福哲学百科对于形而上学的介绍中便可品味出。

形而上学在这个阶段的新发展主要来自本人！哈，不服是吧？没关系，不服的人尽可以到过去几十年的专业哲学的论文中去寻找可以与本博客（以及本人的英文哲学作品）在过去十年里在形而上学方面所作的工作相比肩的作品来。尽管去找。别的不说，如果你能找出和能与本人对于形而上学的概念的叙述相媲美的，就可以算那个人在形而上学方面的造诣还不错。

当然，本人对于形而上学的贡献主要不是如本文这样来讨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极其发展概略，也不是如传统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家们那样地来研究那些传统的形而上学中典型的大问题，而是运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对人文，社会，经济，政治，自然进行分析，另外也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讨论的内容中的缺陷或忽略的方面进行补足性讨论。这都是之前的形而上学发展或不具备的或非常弱的。而这些工作原本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而上学后就开始的，但遗憾的是，形而上学很显然在它的最初的两千年里并没有得到这种应有的成长，一方面可能与社会上真正了解把握形而上学的人不多有关，另一方面更主要恐怕还是与当时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的局限有关。而随后由于康黑的特异性影响及之后的劫难，这种应有的发展就迟到了两千多年。

而当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后，当形而上学再一次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的时候，主流专业哲学界还没有真正从上一次的劫难种恢复过来，同理想主义（或称唯心主义），辩证法，悖论一样，形而上学显然还是他们的一大软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这个专业哲学圈外的人获得了如笛卡尔当年声称的促使他出来写哲学的那种启示之后，便在形而上学这方面把当今的专业哲学界拉在了后面。当然，他们并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从他们一味排挤封杀我的文章这一点上便可以看出。但是，我的文章已经写出来了，日后人们自会有公论。

另外，这个世界的哲学仍在死亡中，而人类却因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而急需新哲学。尽管我努力地向世界宣传我的新哲学，但一方面受到主流哲学的排挤封杀，另一方面如很多读者已经发现的那样，哲学文章写短了可能因为论述不够细而容易误解，写长了更会因为不容易读而无法理解，因此需要有人当面讲解，尤其是作者本人当面讲解才比较容易把握，而我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去给读者进行当面讲解。因此，虽然历史给了人类一个接受新的形而上学并形而上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但是我们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机会因为不应有的原因而错过--- 这就是我写本文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