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呼“毛泽东万岁！中国万岁!”的日本间谍变为富商(图)

　　有人就说了，从口音上听这位应该是日本人，还有人说怎么这人的长相个头特别熟，应该在当年的内部通报上看到过。反正每天来喊口号的这位绝对不会是神经病，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来接近中国的，应该不是一般人，得调查调查。

　　调查下来的结果，这位是一家日本商社香港分店的老板，姓藤井，日本人。商社的名字叫做“东京丸一商事”，规模不大，只有几条拖网渔船，在中国海南岛一带捕鱼，打了鱼在香港卖，然后把卖鱼的钱拿到台湾去买香蕉，再把香蕉贩回日本去。反正就是做这种土头土脑不起眼的生意。

　　“藤井”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姓，但这人的名字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这位叫“藤井猛”。有人想起来太平洋战争前夕在东南亚一带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特工就叫这个名字，但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台湾总督府农林技师”，在马来亚一带徒步考察橡胶林，据说是在勘察作战地形，战争开始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据说这是个化名，本人的真实身份是大本营作战参谋，现在的这个鱼贩子藤井猛，是不是当年的农林技师藤井猛呢？中国人对此人展开了调查。

　　调查下来的结果是，这个鱼贩子藤井猛就是当年的农林技师藤井猛，只不过他的真名不叫藤井猛，而是朝枝繁春。


　　间谍

　　朝枝繁春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45期毕业生，193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52期。因为成绩优秀，被天皇赐予军刀，这种陆大优秀毕业生被称为“军刀组”，日后一般会飞黄腾达，战争结束时朝枝繁春是大本营陆军部，也就是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中佐参谋！

　　朝枝繁春在陆大毕业后的1939年底到1940年3月这一段时间就任的是第一军（司令官篠塚义男中将，参谋长是有名的怪人田中隆吉少将）的作战参谋。第一军的司令部在山西太原，而朝枝少佐的任务就是制定攻击延安的作战计划。

　　中国情报部门知道朝枝繁春的经历，也知道他在太原所从事的工作，但对于朝枝繁春怎么变成了“藤井猛”却有点摸不着头脑。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陆大毕业生，特别是成绩优秀者毕业后先在基层部队实习一年然后去中央机关工作，朝枝繁春被安排到了陆军省军务局。

　　军务局是陆军省最重要的部门，负责陆军的通盘计划。可这位不干，他要进参谋本部，而且是最重要的作战部作战课，因为军刀组就应该进参本作战课，现在去陆军省坐办公室管招兵养兵是屈了才，朝枝繁春认为受了欺负。这位干脆就自作主张脱了军装开小差了，跑到台湾，找到相关机构，问有没有到南洋调查的工作可干。这件事把机构负责人上村乾男少将可吓坏了，一个军刀组参谋私自溜出来算是怎么回事？在和陆军省再三商量以后，觉得这事还是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理该送上军事法庭的逃兵罪，仅仅就给了个“停止军职3个月”的处分，干脆派他到南洋去刺探情报了，这是1941年5月的事情。

　　日本人投降时朝枝繁春是大本营陆军部（就是参谋本部）作战课对苏作战主任参谋，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满洲以后，1374号大陆令（大本营陆军部命令，日本人搞的简称怪里怪气）作战方案就是他做成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这位起草了一份《参谋总长训令》让关东军投降，做成了以后就坐飞机去了满洲。

　　名义上朝枝繁春去满洲是让关东军投降，其实朝枝繁春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关东军投降只要一纸命令即可，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没有必要专门派军使的，朝枝繁春去满洲其实还有别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监督销毁731部队的所有犯罪证据。

　　1997年朝枝繁春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作证，承认他在长春对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说，“如果世界知道日本使用了活人来进行细菌和毒气及冻伤研究的话，天皇就会被作为战犯起诉。你们部队过去所进行的研究和研究的成果及其资料、器材都要从地球上永久地抹杀和消灭，不要留下一点证据”。

　　但苏联人的动作实在太快，没花多少时间就占领了满洲的全部机场，完成了任务的朝枝繁春回不了日本了。苏联人可不管你是什么来指挥投降的军使，再说苏联人也不需要你们投降了，1945年9月6日，在长春的所有关东军高级军官分乘两架苏军飞机被押往伯力，里面也包括了大本营军使朝枝繁春中佐，那架专机当然也成了苏联人的战利品。

　　据说这位也是个不怕死的主，到了被押的苏联以后就一直和苏联人闹，以自己的身份是大本营军使，到满洲来指示关东军投降一事报告过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使用的飞机上遵照盟军的指示涂上了绿十字，苏联人既然加入了海牙国际公约，就没有理由拘捕军使。

　　就这么吵着吵着，苏联人最后还是在1949年8月7日把朝枝繁春给放了，只关了4年不到。

　　富商

　　那么这人现在见天来喊万岁又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朝枝繁春这次成天到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上班喊万岁倒没有什么别的政治动机，就是那时刚刚开始做生意，谋生维艰，想找机会和中国人套套近乎，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能做。又恐怕中国人记得当年的事，来探探风声的。

　　这种机会来了。一天，有一个人在朝枝例行喊万岁的时候凑了上去：“朝枝先生，这是我的名片，咱们谈谈？没必要找翻译吧”。

　　一听有人直截了当地叫他“朝枝”，朝枝就知道事情到了关键时刻了，再一看递上来的名片，来人是一个姓马的处长，这个名字原来在山西时就好像听说过，是抗战时中共驻太原的情报负责人。

　　马处长说：“能不能帮个忙？您知道我国渤海湾的对虾多得抓不完，能不能帮忙买一下？”

　　当时没有冷藏设备，捞了对虾除了腌虾干以外就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而当时中国又极度缺乏外汇，因此周总理指示粮油进出口公司一定要想法子把对虾卖到日本去。

　　为什么？因为日本是吃虾大户，什么寿司、天妇罗、盖浇饭，哪儿都要大对虾。战前大洋渔业、日本水产等大公司每年春秋两次来渤海湾捞虾，但现在没有了外交关系，来不了了，所以日本国内对虾奇缺，价格飞涨，已经是战前的10倍了，总理知道这事。

　　这几天的万岁没白喊，朝枝繁春胸脯一拍：“行，给我一星期时间，但是贵国渤海湾的对虾能不能由东京丸一商事包销？”

　　“当然没问题，”马处长脸上放出了光芒。

　　朝枝立即回到东京找到了大洋渔业的社长中部兼吉，问他要不要渤海湾对虾。中部社长惊讶得合不上嘴：“你能得到北京政府的确认？”要知道两国之间当时没有外交关系。

　　朝枝带上大洋渔业的对虾专家德丸，从广东偷偷摸摸跑北京去了。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王少鹏直接谈判。最后谈下来了第一笔生意，内容是1000吨对虾，1000吨海蜇，3000吨广东香蕉，1600吨天津板栗，600吨柿饼，还有其他500吨粮油食品。大洋渔业这笔对虾生意做下来的利润是预想的10倍：5亿日元。要知道当时的5亿日元怎么也得当现在的几十亿了。

　　从此，中国产的渤海湾对虾、天津板栗（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到现在日本卖的也全是“天津甜栗”）、柿饼、广东香蕉、海蜇皮就全归朝枝经手了。而中国则从朝枝手里买日本北海道海带、香菇。

　　这件事震动了中国香港，日本商人居然和中国做成了生意！因为当时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这些日本大商社全在香港驻有专人削尖了脑袋想往大陆钻，但进不去。就怀疑这个不起眼的小商社肯定有背景，但就没想到是两个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在做生意。

　　1957年6月18日的《南华早报》上有一张笑容满面的朝枝繁春的照片，边上的说明是“3个月的访问，定下了120万英镑的合同”，要知道那是一英镑能兑换1500日元的时代！

　　到1996年被并入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为止，东京丸一商事的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只有几条小渔船的公司发展成了一个专做农副产品的大商社，除了最早参与中国市场这一有利条件之外，当时的政治气候也对东京丸一商事很有利。当时日本贸易公司的对华贸易受到严重限制。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1970年4月中国发表过一个被日本称为“周恩来四项原则”的对日贸易原则，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1972年为了遵守“周恩来四项原则”，丰田汽车公司不得不从韩国完全撤退。

　　那时候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日本各大商社都是采用设立一个影子公司的办法。比如伊藤忠公司就建立过一个叫做“新日本通商”的影子公司来进行对华贸易。但在“周恩来四项原则”以后，这种方法也不行了。那些不愿放弃在中国台湾、韩国和南越的巨大投资的公司，就只好停止对华贸易，这样农副产品生意就被包揽给东京丸一商事了。

　　1957年2月27日，周恩来在深夜接见日本客人时突然向朝枝说：“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作陪的廖承志说：“朝枝先生在中日贸易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总理点了点头：“好。”

　　周总理那次接见的日本客人是日本参议院议员辻政信，朝枝繁春在辻政信当选议员以后一直是辻政信的政治秘书，辻政信这次访华本身就是朝枝繁春的杰作。

　　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周总理的朋友石桥湛三出于尽量减小美国的影响力的考虑，有过支持搞一个“AA集团”的构想，也就是联合帝国主义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之外的国家，搞一个不结盟中立和平主义的运动。但这种不结盟运动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最早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这个字以表示这种不卷入美苏间冷战，而将争取民族独立、发展经济作为主要目标的思路，1955年的首届亚非国家首脑万隆会议以后，不结盟运动开始成为了一种潮流，石桥就想抓住这个机运，促成召开第二届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但石桥很清楚日本的国际地位及日美关系使得日本搞不了不结盟运动，所以也仅仅是停止在构想阶段，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只能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或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这些人。辻政信知道了这个构想以后立即把这个构思付诸实施，1957年年初，辻政信和朝枝繁春出访这些国家，1月25日在开罗会见了纳赛尔，31日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铁托，商谈有关事宜。

　　2月14日，这两人去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朝枝繁春对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感到迷惑不解的辻政信说：“我们去北京见周恩来。”

　　辻政信吃了一惊：“能见得到？”

　　朝枝繁春的回答是：“不知道，有可能，去了卡拉奇就知道了。”

　　原来1月5日，朝枝繁春私自去卡拉奇的中国大使馆，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询问过有关辻政信希望面见周恩来总理的可能性问题。

　　耿飚大使接见了朝枝繁春，对他和辻政信的访华申请表示欢迎，但对于周总理能否接见他们则仅仅表示他会将这个要求转达给周总理。朝枝繁春今天拉着辻政信就是来听准信的 。

　　耿飚大使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北京，仰光的中国民航办事处将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北京，事不宜迟，你们最好现在就动身，但是到北京以后周总理能否抽得出时间来接见你们则还不能保证”。

　　这时候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日本公安委员会正在卡拉奇翻天覆地地寻找这两位，因为辻政信政治上的死敌、外务大臣岸信介已经得到了辻政信可能要去中国的消息，下了命令要阻止辻政信成行。

　　在日本警方找遍了卡拉奇所有的酒店旅馆要找出这两位的时候，辻政信和朝枝繁春已经到了仰光，2月22日乘坐中国民航飞机，经昆明、重庆、西安到达了北京。

　　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2月27日晚上23点接见了辻政信和朝枝繁春，接见时间长达3小时，到周总理亲自送这二位出门的时候，已经是28日早上两点钟了。

　　周总理就是在门口问起了朝枝繁春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