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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和林彪结怨源自两个女人的矛盾

贺龙和林彪结怨源自两个女人的矛盾

博客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贺龙与共和国元帅》(顾永忠著),叙述了贺龙南征北战的戎马一生,再现了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共和国元帅共同革命、并肩战斗的一些经历,展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披露了贺龙与林彪结怨的一些内情。

贺龙对林彪婚恋的态度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部部长,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 1942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县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贺龙夜见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贺龙从家中坐车直奔人民大会堂,在东门下得车来,来到浙江厅。他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的指示,来拜访林彪,征求意见的。

由于毛家湾的房子要进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暂住。浙江厅是一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方形大厅,顾名思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浙江省代表团开会的地方。林彪住进来后,由于他怕风、怕光、怕水、怕出汗,对大厅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浅绿色的,沙发是浅绿色的,房间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色的,整个大厅全是浅绿色的。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贺龙走进浙江厅,由于里面光线晦暗,一时不太适应。林彪走上前去同贺龙握手,贺龙见林彪由于怕见阳光,整天在阴暗的地方生活,脸色苍白得吓人,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过去对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早有耳闻,今日亲眼所见,想不到他竟怕到这种地步。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工作人员给贺龙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会客厅只有林彪同贺龙两人。寒暄过后,贺龙把来意说明,他诚恳地说:

“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林彪假惺惺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坚持想听听林彪的意见。

沉默了一会儿,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却有明显的威胁性,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寥寥数语,把他对贺龙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贺龙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

林彪既然已把问题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贺龙自然要给予明确的回答。他想起过去毛泽东同他谈起对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岂能同你这种搞阴谋诡计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同样短短数语,但把贺龙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拥护毛泽东那种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胸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贺龙的话,正气凛然,字字千钧,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再也无话可讲,贺龙便从容起身告辞。

这次谈话,表面气氛相当平静,没有激烈的争论,但贺龙同林彪终于面对面地最后摊了牌。林彪本想通过他精心导演对贺龙的诬告,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迫使贺龙就范。岂知贺龙软硬不吃,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此刻,林彪终于明白,要想让贺龙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

在林彪、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随后,又有晏章炎诬告贺龙历史上有企图“叛变投敌”的事。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诬陷贺龙的问题,包括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证据”,向大家展示。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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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雕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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