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应对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战书（组图）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此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废除了官员的终身制，建立起了离退休制度。邓小平还身体力行，带头退居二线，并在1990年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为官员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表率。在复出之初，邓小平也没有忘记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战书。

王洪文

王洪文曾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也是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四人帮当中，他的职位最高，排行第一。

1975年2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关于“邓小平主管外交，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的建议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这一举措使王洪文感到接班的希望落空，他便跑到上海叫嚷：“十年后再看。”这是刚满40岁的王洪文向71岁高龄的邓小平公开下的一道“战书”。

王洪文在上海说的话传到了中南海，邓小平当即找到李先念等人交谈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邓小平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中共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领导者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然而，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潜在威胁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1977年12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醒：“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9 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又说：“1975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也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一是因为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许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中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二是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让这些人掌权，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

1979年9月5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央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官员、改革官员制度作为当前迫切的任务来抓；中共的组织工作问题准备三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不用在全党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

1979 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讲到培养接班人问题时，又提到王洪文说过的那句话。他说：“1975年我出来主持工作，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十年后，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在座的老同志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如果我们在三五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以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邓小平念念不忘王洪文下的那道“战书”，先后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到“十年后再看”那句挑战性的话，邓小平也为解决好身后的接班人问题费尽了心思。

培养接班人障碍重重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中共高层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很不一致。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意见：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198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启动，但中共年轻官员培养断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邓小平忧心忡忡。于是，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官员，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道：“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五中全会提出废除终身制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五中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讲话。邓小平指出：“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官员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轻官员进入中共领导层腾出台阶。

提出建立退休制度

1980 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官员制度改革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官员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他还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

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这年的9月10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人也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闭会以后，中共中央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召开座谈会，传达陈云关于加快干部年轻化的意见。邓小平表示：“对陈云同志的建议，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双脚赞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官员让路，中青年官员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 

设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虽然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官员让路，中青年官员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薄一波在中顾委一次全会上

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推动下，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实现官员的新老交替上写下了新篇章。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有 211人，其中就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共第三代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是39岁的胡锦涛，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在十二大上，还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创举，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安排。

早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7 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员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9月1日至11日，十二大在北京开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

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如果党允许我马上退”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中共中央摸索出了一套集体培养接班人、集体交接班的新制度。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老官员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

邓小平也多次表达了退休愿望，并坚决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早在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只靠顾问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国际上“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说：“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1986 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但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代表要求邓小平不要退。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两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接替）。

1989年9月，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三个月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高层已开展工作，国内政局趋于平稳。邓小平认为实现他退休想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与会者，感谢全会接受他的退休请求。

9 月4日，邓小平约请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专门商谈他的退休问题。邓小平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职请求：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全会把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全会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同意他的请求。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邓小平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1990年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邓小平在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后说：“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