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败论”与《国富论》
“国败论”与《国富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Warum Nationen scheitern (Why Nations Fail)
富裕、成功的社会或国家能一直持续下去吗？为什么有的社会或国家的富强宛如昙花一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的富强者却能维持数百年之久？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一书。这两位在各自领域享有顶级地位的学者，宛如黄金搭档，以全球史为素材，运用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与政治学洞见，全面检视欧美亚非等地的历史发展，对“国家何以失败”这个困扰国家治理者和普通大众的问题提出了简洁有力的理论解释。该书被称为“国败论”，与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富论》并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1930－2014）赞扬说：“作者以说服力十足的方式阐明，国家只有在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摆脱贫困，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制度与竞争。更具独创性的是，他们认为当国家拥有开放的多元政治体系，可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同时新政治领袖有机会崛起时，才比较可能发展出适宜的制度。他们重大贡献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紧密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显现在他们对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一项重大问题极为有力的研究中。”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苏格兰经济学家暨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其首份中文译本是来自翻译家严复的《原富》。
第1部，共11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
第2部，共5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分析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的性质；
第3部，共4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的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政策的原因；
第4部，共9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
第5部，共3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后来的经济学家基本是沿着他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部著作也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无形之手’自行调节”的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理论；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宏观调节的方法。
目前的经济理论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尚没有任何一种尽善尽美、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发展的方法；但《国富论》这本书仍然可以看作是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对经济学研究仍然在起一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发展它或反对它。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分析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is a book by economist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It summarizes and popularizes previous research by the authors and many other scientists. Building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obinson and Acemoglu see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 a set of rules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s that exist in society — the main reason for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tates, considering, that other factors (geography, climate, genetics, culture, religion, elite ignorance) are secondary.
The authors contrast two types of institutions: extractive — aimed at excluding the majority of society from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clusive — aimed at including the widest possible strata of society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With the exclusion of broad strata of society,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inevitably leads to an attack on the economic rights of all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 elite. And the lack of reliable guarantee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income from their enterprises among wide sections of society leads to a halt i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n the absence of plurali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is impossible.
The authors cite numerous historical examples in support of their point of view, refer to the studies of many other historians and economists: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book contains more than 300 scientific works. The countries of Sub-Sahara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he Russian, Austria-Hungary, Ottoman and Qing empires, the USSR, the PRC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Uzbekistan and others are examples of states with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The examples of countries with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re the British Empire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he USA, Australia, France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Japan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authors created and until 2014 maintained a website in English dedicated to the topics of the book.
作者通过例举、分析和比较各个国家的兴衰原因，区分广纳式（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式extractive institutions）制度，从而获得自己的完整理论——历史上的小差异，由于“制度漂移”、关键时期的选择以及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最后发展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广纳式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带来长久的经济繁荣，是因为催生了广纳式的经济体制，从而创造出了大量的经济诱因，即激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的同时鼓励了科技的创新。广纳式经济制度又推动政治制度朝更广纳的方向发展。相反，榨取式政治制度则极力遏制创新性行为的出现，该制度下精英的首要目标是争夺政治权力，通过榨取多数人的利益，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此甚至会制造贫穷的选择。
具体而言：
第一，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区分为广纳式制度和榨取式制度。像韩国或美国这种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人们自由选择职业等等，因此能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作者特别指出，政府维持公共秩序，且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因此无可避免地与经济制度紧密交织。广纳式的经济制度需要并且实际上借助政府的力量。而像朝鲜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则是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
为什么经济制度，有些国家是广纳式的，有的是榨取式的呢？这是由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政治制度也分为广纳式和榨取式两种。广纳式政治制度必须具备两种条件：政治多元化（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权力受到节制）和足够集权和强大的政府（否则，政府将无法执行最起码的治安以支援经济活动、贸易，甚至保障人们的基本安全）。如果这两种条件有任何一种付之阙如，则为榨取式治制度。
同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间有强大的相互促进效应。广纳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混合通常并不稳定。在广纳式政治制度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通常不可能长期存在。类似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将不会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得不到它的支援；它不是转变成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牟利，就是其创造的经济动能将动摇榨取式政治制度，打开广纳式政治制度兴起的大门。
第二，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可为什么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因为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精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与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变为多元化的道理一样，也没有往政治集权发展的自然倾向。
第三，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长可能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发生。
其一，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精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例如，苏联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其二，榨取式政治制度允许某种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例如韩国在朴正熙统治时期的快速工业化。到1970年代，韩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广纳式的了。不过，与苏联和大多数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不同，韩国在1980年代从榨取式政治制度转型为广纳式政治制度（这个成功的转型是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当然，苏联并未发生这类转型，因此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1990年代更进一步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权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发生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第四，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政府可能短期间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是有限的。当达到极限时，成长将停止，就像1970年代苏联的情况。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成长的措施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可能崩溃，或者很容易把被榨取式制度本身产生的内斗所摧毁。事实上，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会产生内斗的倾向，因为它们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另一个群体可以接管权力，他们将成为享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人。因此，权力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内战，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
最后，当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具备广纳的特性、而且发生成长时（就像韩国的情况），永远会有经济制度转变得更具榨取性并使成长停止的危险。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将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财富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式的变成广纳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