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请愿网站“Change.org”近日出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讲座教授郑永年的头像和名字，指“郑永年”向中央委员会、国务院教育部、清华大学发起请愿书，号召网络联署，呼吁将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不过，该请愿联署已下架。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资料，有人提议将格拉茨大学改名“希特勒大学”，该提案被当时的国家总理府拒绝(Antrag abgelehnt: Die Reichskanzlei beantwortet das Ansinnen der Universität Graz auf Umbenennung in „Adolf Hitler Universität“ abschlägig.)。
在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格拉茨大学许多的教职员工被解职。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托·吕维（Otto Loewi）、维克托·弗兰茨·赫斯（Viktor Franz Hess）和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秦皇扫六合，平海内，建立集权的大帝国，离不开文人商鞅、李斯等的辅佐，只不过秦始皇太看重法吏，排斥文教，导致焚书坑儒，也断送了自己的“万世”基业。等到汉高祖刘邦重登大殿，无论儒法道阴阳诸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存之地。
《左传》有人生三不朽只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文人的梦想，立功就是辅佐君王，南征北战，立德就是待人接物，孝悌仁义，立言则是著书立说，吟诗作句。时代在变化，文人的梦想也随之变化。但中国文人始终不变，始终放不下俗世，不甘愿做隐士，不想出家，唐朝隐逸流行，但不过是“终南捷径”，还是为了做官立业。第一梦为国师之梦。国师，古代智囊也。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胜于其他国家的一点就是文教治国，而不是靠武力治国，宗教治国，或者商业治国。既要文教，便离不开文人，而最高者，就是国师。国师者，传道解惑，开宗立派，左右一国一朝的思想，他们不仅就具体的国家政策建言立策，更要从国家的意识形态铺陈叙说，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说是一流的国师。秦朝的韩非子，以法家人性恶为秦帝国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汉帝国奠定基础。再比如，唐朝的韩愈，宋代的朱熹，王阳明，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帝王，但借助著作的影响，却堪称一代国师。民国以来，国师也不少，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想做清王朝改革的国师；戴季陶，陶希圣，堪称蒋家王朝的国师。其他纷纷扰扰，各种主义学说到处兜售军阀的，也不少。
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糊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状况，一点学问都没有。郑永年比我们多读两本书，多了二两知识，竟然当上“经济国师” 。
现代社会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的生产（学校）和流通（媒体）的核心枢纽。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格类型基本是在大学奠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影响的是社会的现实，而大学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今天不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知识分子，首先给学生的印象就是精神上支撑不起来，整一个俗人，斯文扫地，不是因为穷，乃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读书人自豪的不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气质。虽然今天的社会以权势和金钱为中心，知识似乎已经贬值。但是，读书人首先要自信，然后才会被别人看得起。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社会，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过去儒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识分子便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牧师，有拯救人的灵魂的职责。社会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痛心疾首，格外关注，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特别的期待，乃是与中国社会的以人文代宗教的特点有关。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今天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精英也开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业精英、权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依然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当中国读书人试图给君王上课的时候，当他总是在所有人面前摆出一副启蒙者形象的时候，事实上他早已认为，他的知识，他的品德，他的见解，他的能力，早就已经在众人之上，早就已经在君王之上。书生的傲慢，知识的狂妄，理性的自负在这里可谓极大化。这种无所不在的人性论漏洞和知识论漏洞，均衡地存在于每个中国读书人的心灵秩序之中，没有人例外。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伟大的君王们，当他们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会和知识分子握握手，吃吃饭，碰碰杯。当他们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知识分子送到五七干校送入监狱。
中国文人走不出历史的陷阱，以至于所有人都在经年累月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不仅乞丐如此，皇帝也是他们的学生。当下中国最应该跪下来忏悔的人，就是中国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