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重庆记事

妹妹发信息说：前些天收拾家里的物品，在一个袋子里看到爸爸写给他同学的一篇回忆少年时在重庆的事情。电脑里没有电子版，问我是不是看到过这篇？

我没有读过爸爸的回忆文章。在爸爸离开多年后，再读爸爸的文字，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有些晚，但聊胜于无，很亲切。留记如下：

 

重庆记事

远隆从重庆归来，写了不少感受和心得。在电话里和伯伦聊天、议论时，也说到一些反映抗日战争的影视剧描写重庆的场面完全脱离实际，比如说，重庆街头居然黄包车来来往往。前两天，又在院子里见到一位原籍重庆北碚附近的老同志，又说起许多有关重庆的事情。于是，许多往事又浮现出来。

这里，我把1942年去沙坪坝附中前后的一些琐事，说给各位听听。

1938年，我们四个兄妹（最小的四妹，37年夏出生在杭州），随着父母从浙江经武汉辗转来到重庆。此时，日本飞机已经开始轰炸重庆。国民党的政府机关陆续疏散到远近郊区。

其中一路，沿市区去北碚一线（如高滩岩、新桥、山洞、歌乐山、赖家桥、陈家桥、青木关、歇马场、天生桥，直到北碚）。

父亲所在的机关设在陈家桥。我家先是搬到北碚附近农村的一个叫“月亮田”的地方。在用沙石铺就的公路旁，沿着路侧陡峭的斜坡上的简陋土路走下去，就是这个不大不小的院落。这里的地名之所以称为：“月亮田”，是因为院落旁边营造了一个直径大约为10米左右的正圆形的蓄水塘。水面上浮着一层又一层绿油油的藤藤菜、水葫芦，稍长一些，主人就割下来喂猪。我家也可以免费吃到这里的鲜嫩藤藤菜的嫩尖。

房主把他家的厢房一侧三五间空房租给我家。还有一家佃户和一户湖南人住在院落里另外的房子里。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场坝，廊檐下摆着好几台石磨和木磨（有的是碾压稻谷的，有的是磨苞谷和豆子的。新鲜的苞谷粑粑可好吃了），还有手摇风车、晾挂面的架杆和石臼。附近都是种植水稻和玉米、高粱的水田、旱田，还有少许菜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真实农村景色。我在这里见到了播种和收割水稻、打晒稻谷、扬场压碾，以及制作挂面、养猪喂鸡等等农民的生活场景。也在这里看到了房主的大小老婆吵嘴打架，以及地主生活的形形色色。这些以前在城市里、学校里是看不到、学不到的。

住在 “月亮田” 的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北碚一带也有他们的轰炸目标。我们的邻居那家湖南人住了不久搬出去另觅较好的房子，后来，丈夫在敌机轰炸时被炸死了。为了躲避轰炸，我家和临近的几户人家合伙在附近的石质坡地处合建了一个小防空洞，听到拉警报响，就赶紧跑过去躲起来。洞里常年滴水，不能存放东西。我家躲警报时用的椅子、凳子平时就存放在附近一家农户的堂屋里。一次跑警报，我赶在前头，跑进那家的堂屋去搬椅凳，卧在屋里桌下的一只大黄狗，猛地扑出来在我裸露的左小腿上狠狠咬了两口，顿时鲜血淋漓，红色的肌肉都翻了出来。我又吓又痛，哇哇大哭！警报解除后才到医院治疗，也没有注射狂犬病预防针，倒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至今我的左腿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疤痕。这笔账也得算到日本鬼子头上。

当时把家安在离父亲上班的机关所在地陈家桥较远的地方，是为了我和妹妹们可以在北碚的重庆师范附小读小学，而陈家桥附近是没有正规小学的。这个学校的老师有很多是从沦陷区来的，包括东北、华北地区的。他们爱国情切，情绪激昂，使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无知孩子受到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这些抗战歌曲；国文老师给我们讲授都德的《最后一课》和《祝福》、《社戏》等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都是学校课本以外的。同学们来自不同阶层的家庭：除了少数本地人外，多数是逃难来的人家的孩子。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刘汝明的儿子刘铁桥，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每天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一个马弁的护送下，前来上课。他对同学们倒是很友好，曾经邀请我和另几个同学星期天到天生桥他家去玩。他家院子很大，我们可以在那里做游戏，打乒乓球。

在我小学毕业以后，我家就搬到陈家桥附近的农户家住了（ 到过这里的同学只有家在更远处的璧山人尚君贤，大家还记得他吗？）。那里，水源很远，附近没有水井，只能挑回附近水田里的水，倒进水缸，用明矾澄清后使用。读中学后，寒暑假时，挑水就是我的任务。暑假时天热，我带着妹妹们，白天到庄稼地里，掰 “甜水子” 或者高粱、玉米的秸秆吃，很甜的呢！夜里，打着手电筒，到近处的稻田边，捉田鸡。每次都可以弄它二三十只，可以美美滴吃上一顿。捉田鸡、宰田鸡要掌握一些窍门，否则一上手，田鸡就滑出去了。捉住后，要装进不沾水的干布袋里；回家后挂在高处透风的地方，否则田鸡就会缺氧而死掉。

陈家桥附近有几个农村集镇，每逢 “一四七” 、 “二五八” 、 “三六九” ，轮流“开场”，集市上人来人往，各种摊位密密麻麻，热闹得很。寒暑两假，母亲总会叫我跟她去 “赶场”，买了肉食、蔬菜和各种东西，都装在背篼里，由我背回家。过年过节时，买的东西多，背篼相当重，我的双肩常被背带勒红了。但总比拎在手上轻松多了。

甘蔗上市的时候，集市上卖甘蔗的经常组织孩子们做“劈甘蔗” 的游戏：两三个人轮流 “劈”：甘蔗立在地上，不许用手扶，要用劈刀尖点往甘蔗上端，起刀在空中画个圈，然后劈下去，劈多长，就给你割多长的甘蔗，谁得到的最短，谁就付钱，劈得多的人白吃。甘蔗长短不一。长的立起来比我还高。我那时个子还矮，就不敢去参加，只是站在边上看热闹。

挑水、背背篼，这些力气活，加上开学和放假时往返陈家桥和沙坪坝之间的几十里的步行，这些帮我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力，体验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对我是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 中，1970年时，我曾到山西曲沃的“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多。那时，我刚过四十岁，还可以一次扛三袋面（每袋50市斤），小步跑着走。这大概和我有这么点体力劳动的底子，加上学校里积极参加球类运动，有点关系吧。

“月亮田”和陈家桥教给我许多农村的生活知识，也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回忆。

 

2009年1月写于北京莲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