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大半个中国，远赴延安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口述实录》收录了80位老人回忆当年从事抗战文艺活动的口述，开国大典军乐队队长罗浪就在其中。
罗浪（1920—2015），原名罗南传，福建德化人，指挥家。1938年入陕北公学，同年入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1939年后，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及军区抗敌剧社，从事音乐工作。1948年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1949年任开国大典联合军乐队总领队、总指挥。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音乐室主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室主任等。主要音乐作品有《五壮士之歌》、《从军曲》、《英雄赞》、《子弟兵进行曲》、《保卫胜利果实》、《一分区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哀乐》等。
开国大典彩色视频中（7分30秒），罗浪指挥联合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流亡大半个中国，远赴延安去抗日
我是福建人，我的家乡在福建德化戴云山上的一个小山村——雷峰镇潘祠村。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的，诗书传家。开始时我父亲也教过私塾，“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母亲跟着做饭，家里比较困难。后来我父亲上了德化县的师范，毕业后就当了学校的教师。我小的时候曾跟父亲读书。后来因为家乡闹匪患，我父亲就下南洋去马来亚了。去了时间不长，因为我祖母有病，他就回来在县城教学，养家。在我九岁的时候，家乡匪患又起。这次父亲带着我们一起逃到马来亚和新加坡。我父亲在那里也主要靠教书为生，后来他自己办了个小学，还兼任过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记者。抗战时期，他曾在当地参加华侨组织的支援抗日的团体，当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我父亲当过德化县侨联主席。
我13岁时回国在福建省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再次去马来亚随父亲谋生。1937年我从新加坡回来，到上海考了高中，但还没有怎么上，就遇到八一三事变。那时整天都是枪炮声，还有飞机轰炸。一次轰炸后，我看到一个人半个脑袋没有了，还在路上跑，旁边有人跟他说，他一摸头，一下子就倒下了。我无法继续读书了，就乘难民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到广西继续读高中。
在桂林，我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宣传。当时有不少东北人流亡桂林，我和他们一起演唱“我的家在东北送花江上……”。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军队的人员对学生进行军训。一次，我与学校军训人员发生冲突后，正好我父亲寄来生活费，我就和学校说父亲病了，我要回去探望，请假离开了学校。当时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去了香港，找我在难民船上结识的陈沫大哥，那是1938年。
陈沫也是马来亚华侨，比我大一岁，我一直管他叫老大哥。他的父亲在香港开了一个不大的布店。陈沫大哥对我说：延安有个共产党，是抗日的，咱们一起到延安去吧。那时，我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已经差不多花完了，是陈沫从家里拿钱帮助我，我才能去延安的。
我们先去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那里碰到在马来亚当过老师的广东人陈敏老大姐，她带了几个华侨学生（包括她的亲属）也要去延安，于是我们一起结伴出发。在香港的办事处，我们得到了廖承志的帮助。以后我们途经广州、武汉、西安，都是到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再往延安去，先坐了一段汽车后，没有路，也没有汽车了，就徒步走了将近一天，到了延安南面一个叫看花宫的地方，进了那里的陕北公学。从香港到陕北这一路上，陈敏老大姐是我们的领队。到陕北公学时，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都是归国华侨青年，都是到延安参加抗日的。那年，我18岁。
我到北方以后，日军攻占了香港和东南亚。1942年，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在马来亚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
跟着冼星海学音乐，《保卫黄河》唱的就是战斗
陕北公学是当时党中央办的一所学校，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都要先到这里学习。“陕公”的几十个女生住在看花宫，我们男生住在离看花宫一、二十里地的一个村子。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来陕北公学招生。鲁艺设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等，要招好几十人，招收学音乐的、学美术的、学文学的。因为我在马来亚的时候，曾看见英国人吹号、拉手风琴、弹钢琴，我也多少学过一点，于是很多人动员我，我的老大哥陈沫也动员我去考鲁艺音乐系。
进鲁迅艺术学院需要考试，但那时，鲁艺对考生音乐知识的要求不是很高。考试时，我只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考试的人说我唱得很好，说你到鲁艺去吧。我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上了鲁艺音乐系，成为第三期学员。那次，鲁艺招收了30多名学员，我们步行了一周，到了延安的北门外，鲁艺就在那里。
1939年春节，鲁艺举行了联欢会，院长沙可夫讲话欢迎我们新学员，要我们好好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为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做出贡献。那天我们听到许多名师，如杜矢甲、唐荣枚的演唱。我们新学员也作了表演，有汪鹏的小提琴独奏，朱荣辉的洋琵琶独奏，还有杜芬和我的口琴演奏。从苏联回来的沙可夫演唱了一首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春节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每天课程都排得很满。音乐系的老师有冼星海、吕骥、向隅等。沙可夫也懂音乐，亲自为我们讲文艺史。我们很快学会了他和吕骥合作的鲁艺校歌。
冼星海
我到鲁艺不久，就认识了冼星海。冼星海是广东人，那时，在延安能听懂广东话的人很少，我对他说广东话，冼星海一听，就说：“噢，你是广东人，咱们是老乡。”以后他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家，那个小窑洞里去，教我拉手风琴，吹口琴等等。我学什么，他就给我个别指导。指挥和作曲我就是跟冼星海学的，他是个好老师。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知识和文艺理论之外，还经常参加演出。我们排练演出过《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还演出了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首次公演的时候，当时乐队的乐器只有3把小提琴算是西洋乐器，其余的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那个时候，延安能有的乐器就是这些，真的是很简陋。现在一些影视剧里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乐队里圆号、单簧管都出现了，延安那时哪里有那些西洋乐器？太不真实。冼星海是到法国留学，学习的作曲与指挥，他能从当时的这点乐器出发，为大合唱编配出那么有气势的乐曲，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参加了这个不规范的小乐队，从排练到演出都经历了。演出时，我吹口琴、打鼓。
1939年5月，延安鲁艺首演《黄河大合唱》乐队合影，后排右四是罗浪。
《黄河大合唱》有独唱、有合唱、有齐唱。一开始是过黄河，“嗨哟！划呦！划呦！”冼星海把船夫喊号子的声音都写进来了。《保卫黄河》是齐唱：“风在吼、马在叫……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风在吹着，马在叫着，游击队员们在战斗。这就是当时的战斗情景，是作者亲身体验到的。
鲁艺的演出乐队
1939年6月，中央决定由鲁艺、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等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要开赴敌后。所以，我在鲁艺学习了不到一年，就随华北联大、抗大和部队的一些同志离开延安，开往敌后晋察冀根据地。为什么要这么多人离开延安呢？因为那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对延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使延安缺粮。所以我们离开延安，一个是要去敌后发展根据地、办学，一个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
1939年夏，我们从延安出发。走到黄河边，当时我印象很深，要下很陡的山，上面是黄土高原，底下是黄河。黄河水流很急，浪很大，从上往下冲，哗哗地响。我们想办法从浪比较小的地方搞船作交通工具渡过黄河。过了黄河，就到了敌人的后方。
我们一路上都是步行，没有车。我们队只有队长有一匹马，可以驮一些东西、办公用品什么的。我们经常在山上睡觉，没有房子，也没有老百姓，没有吃的，怎么办呢？就到处找，能买到什么东西就带过来给大家吃。吃的东西很简单，菜也很少，能够吃点粮食就知足了。
到了太行山，抗大的人在那里安家办学校。我们搞文学艺术的人和其他一些人继续走，从太原北边，经过五台山向东走，就到了河北省平山，进入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我们正要在陈庄准备开课学习时，日本鬼子开始向陈庄进犯，于是我们在沙院长带领下，进入五台山地区，又开始了敌后的游击生活，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高山上隐蔽了一周。事后知道，鬼子扫荡我们的驻地陈庄，刚好进入了护卫我们通过封锁线的部队120师包围圈，被全部歼灭。“陈庄战役”之后，我们回到陈庄，在开课前，我们投入到庆祝陈庄战役的慰问活动中，沙可夫院长领着编写和赶排了《陈庄战斗》话剧，我们还排练了《黄河大合唱》，赶到120师部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约在1939年9月，华北联大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学了，我在音乐系学习。我们把延安的文艺作品带到了晋察冀，《保卫黄河》的歌曲很快在全根据地传唱起来。但没有学习多久，到冬天我就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加了一分区的“战线剧社”。那时哪里需要，调你去，你就要去。
《五壮士之歌》是如何创作的？
一分区司令是杨成武，政委是罗元发。杨成武是福建人，是从福建长汀参加的红军。他在和我说话的时候，知道我是从福建出来的，就用福建话问我：“你什么地方人？”我告诉杨成武、罗元发，我是福建出生，在德化、永春、香港读过书，还到过新加坡，所以我广东话、福建话、新加坡话都会讲。杨成武和我是福建老乡，就比较亲切。他部队里很多干部也是福建人。杨成武把我留下来当了战线剧社的音乐指挥和教员。我除了指挥，还作曲、教唱歌、表演戏剧。
一分区战线剧社大约有50多个人。战线剧社的历任社长有好几个人，当时不叫社长，是叫宣传队长。我在战线剧社的时候，队长是胡旭。杨成武知道我会指挥，他没有让我当队长，让我往音乐方面发展。有一次，杨成武要当时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人田间为一分区写一首歌，田间就写了《一分区进行曲》，由我作曲。这是个大合唱（唱：）“独立团，一一五师的兵团，独立团，红军的老兵团，过了黄河，就打了腰站战斗，这个是第一次的战斗，这个是胜利的战斗，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华北，英雄们底血肉勇敢冲锋，收复了七个大县城，建立一分区……”这个歌曲当时在一分区传唱。我还和田间合作写了歌曲《你为什么不当兵》。
在战线剧社，我们开始唱的最大的歌就是《黄河大合唱》。我到一分区后不久，杨成武就问我会不会《黄河大合唱》，我说会，他就让我指挥《黄河大合唱》，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我们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时候，除了剧社的人之外，还从部队抽出一些在歌咏比赛中唱得好的战士来参加演出，并叫来了当地小学校的一些学生，让童音充实女声部的演唱。在一分区，我们把《黄河大合唱》传唱了下来。我还指挥过《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还有一些晋察冀边区流传的歌曲和民歌。
一分区就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1941年秋天，日本军队来“扫荡”。杨成武指挥，带着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和独立团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主攻路线转移，有一部分部队留在狼牙山。鬼子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周围的老百姓和部分地方的党政机关和游击队也向狼牙山跑。狼牙山里有不少树林，没有路，军民们就从树林里钻过去，转移到山北面的山沟里。一分区一团的一个班，在完成了掩护大家安全转移的任务后，为了不暴露军民隐蔽的地方，吸引日本人往相反方向的山顶上跑，边退边打，打死日军30多人，最后退到山顶。再往前，没路走；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没有了，日本人冲上来了。这个时候，担任掩护的五个战士先把枪扔下去，然后就从山顶悬崖往下跳。三人壮烈牺牲，两个人被树杈挂住，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老百姓发现后，把他们救了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这两个战士活了下来。这就是很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知道了这件事，表扬他们。我们战线剧社由魏巍写了《五壮士之歌》，我谱的曲。《狼牙山谣》和《五勇士故事歌》是我写的词曲。以后我还创作过《保卫一分区》、《七月小唱》、《当兵谣》、《抵制仇货》、《骑兵歌》、《军民抗战谣》等歌，并为歌剧《从军曲》作曲。
大约在1942年末，上级把我调离一分区，到了阜平，调到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当音乐队队长兼指挥。抗敌剧社是晋察冀第一个集中建设的文工团。我们抗敌剧社经常在军区各部队巡回演出。部队那时都在农村，和老百姓住在一起，房东住那边，我们住这边。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老百姓跟着部队的官兵都来观看。
抗敌剧社演出的节目很多。我在剧社指挥过的歌曲有《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抗大校歌》、《太行山上》、《毕业歌》。凡是战斗歌曲、救亡歌曲，抗敌剧社没有不会的。有些是从延安鲁艺传来的歌曲，比如《二月里来》（唱：）“二月里来，好风光”。我还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口琴曲。我会吹口琴、拉手风琴、弹风琴。
我们剧社演出了一些话剧、歌剧、活报剧等，如《兄妹开荒》、《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夫妻识字》等等，抗战时流传什么剧我们就演什么。我曾为剧社自己创作的歌剧《千里寻部队》、《团结在晋察冀的旗帜下》、《李长胜抓俘虏》作了曲，我还创作了不少歌曲，但现在记不起来了。
在晋察冀收编国民党的军乐队
抗敌剧社后来到了冀中。我在这个剧社一直工作到解放战争才离开。1947年清风店战役中，华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活捉了军长罗历戎。罗历戎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聂荣臻是教官。罗历戎见到老师聂荣臻时说：他的这个军里有一支军乐队。聂司令让政治部派人把这个乐队收编过来。不久，我接到上级通知，去收编第三军军乐队。我就带着一个通讯员，骑着缴获的自行车，一处处跑，把分散到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的俘虏营里的乐队队员找来，大约有四十多人。1948年初，我们抗敌剧社乐队的十多个吹奏管乐的人，再加上这些收编来的演奏员，成立了华北军区军乐队，我任队长兼指挥。
1948年，华北军区军乐队成立时，最前面是罗浪。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奉命组建了联合军乐团。在开国大典上我指挥演奏的歌曲大多都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被定为代国歌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流行的歌曲，至今仍然在鼓舞着人们。
1949年开国大典军乐队指挥罗浪
1950年罗浪，高英夫妇
在国家图书馆查到老人家发表于1955、1956年《人民日报》上的3篇文章。
1974年全家
（2014年4月13日郭聿林、李丹阳采访,罗浪之女罗新新提供帮助；郭聿林整理出录音稿；罗浪之女罗静根据父亲以前谈的情况，参考有关资料修改补充，做最后整理。原文最初载于《近代史资料》总13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