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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远失去的世界-读"往事并不如烟"

一个永远失去的世界-读"往事并不如烟"

博客


     
  
     这本书,听说过很久了。上次回北京,从爸的书架里拿出来读。他说因为是禁书,还买的是盗版。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模糊不清。但是还好,文字是清楚的。我不读还好,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想看章女士的这本书,也是因为见过她一次。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至今记得她。她是北大某个外语系的美女。长得有一种特别的文弱。皮肤浅白,眼睛老有点迷离的样子。但是她在北大想是小有名气,因为当年一冲动,剃过一次光头。在北大那本纪念百年校庆的书里读过她一篇文章,觉得比起其他文章,特别个人化和女性化一些,绝对气质独特。她本人也有那么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我很留意气质特别的人,因此对她印象一直不浅。

     她是章女士的女儿。因为认识她,当年做记者的时候要找人采访,才被她和其他朋友推荐,去找她的妈妈。

     当时章女士没有名气,只是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专家。但是她的愤青气质叫至今难忘。一个女人,曾经坐牢十年,面对我这样一个想要探讨女性话题的小女孩,她满肚子的话,恐怕有无从说起的感觉罢?

     她当时对我说过的话,我十年后才真的懂得......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若干年后,忽然知道她写的书被禁了。想,是不是那个我见过的章诒和?是不是我曾经的朋友的母亲章诒和?是的,就是她了。章伯钧先生的女儿,没有第二个了。



              章诒和女士和母亲李健生,1964。

      
     对于中国的文革和文革以前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关于"反右",就更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详细地写了"反右",这本书才被禁?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文革"或"反右"之前的世界,可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我曾经非常困惑,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人们没有对贪婪和欲望的节制,为什么艺术如此猸俗,产品如此丑陋。我曾经从艺术中见过中国古代的辉煌,曾经在去国很久的旧北京老人身上, 见过某种我从未见过的礼仪和风雅。怎么回事?那个具有无可比拟的高雅趣味的中国,做事情精益求精的中国,人人讲究礼仪的中国,在哪里?

     看过这本书。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在不久之前,曾经存在过,作者所描述的"反右",就象是一场对旧的世界的摧毁,新的秩序建立了,很多人的权力和地位变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旧的世界被消灭了,可能是永久的消灭。

     政治给人带来的阴影,给人性带来的不可恢复的毁灭, 是如此残酷。有时候让我不忍心再读下去。

     我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父亲曾经对我说,不要碰政治。学一门自己的技术,到哪里都不怕。读了这本书,更印证他的话。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动荡,摧毁了多少家庭,死亡了多少生命。最最糟糕的,则是政治的动荡对整个民族的曾经优秀的品格的彻底涤荡。

     这本书写了不多的几个人物,他们都是"反右'时期在作者身边的人物,也几乎都是大右派。从作者的父亲章伯钧开始,到另一个大右派罗隆基。还有"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璧(她是唯一不是右派的人物)。。。每个人物,作者都用生动的笔触,写下与他们之间的,非常私人的交往。交织在一起,就是一个大时代的素描,一个旧世界被摧毁的图画。

     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中,张伯驹是个特别的人,简单说,他是个"公子哥儿"。这个词,在今天不是褒义的。但是他的视物质财富为粪土的品格,在今天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在他出场之前,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张伯驹                                                                           夫人潘素


     在后来的章节中,作者和张的太太潘素习中国画,得以和张近距离相处。她把张的特立独行写得极其生动。比如把捐赠国宝级书画的奖状挂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带作者和他的妻子去吃西餐,宁愿从地安门快步走到南池子,也不坐公共汽车。比如为了买一张古画,躺在地上不起来,直到他的妻子答应变卖首饰,帮他买画为止。他曾经向作者解释,变卖家产,用价值百万的黄金买古画,只是为了让国宝不流入外国。

     张虽然向国家捐献了价值连城的书画,仍然被划为右派。对此,书中有讨论--

     。。。 。。。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就是这样一个散淡的公子哥儿,却是最讲义气。在章伯钧死后,他的妻子李健生女士独自住在永安里。在旧友里,张倒是第一个前来探望的。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这样一个散淡的公子哥,这么有文化修养的旧文人,对保存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读到此处,不禁心酸。这就是社会,文化,权力更替的时代里面的悲剧。也许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更替,都有这样小人物的悲喜剧上演,可是,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毁掉的中国文化,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者,需要几代人的重建,才能恢复。。。

     最后,作者对张伯驹先生和中国的政治风波有此描述--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另一个我喜欢的章节,是"最后的贵族"--描写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璧女士,和她的女儿罗仪凤。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旧时的真正有风度和有教养的女人。这母女两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在文革之中,所有的,女人的天然的爱好,她们都不得不放弃,尤其是罗,不得不亲手毁掉她所珍爱的玫瑰花,高跟鞋。对于同是女性的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和难以想象的。在这一章中我也读到了作者写到的,一个女人对文革最凄厉的控诉,它是从罗仪凤的嘴里说出来的--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康同璧 ,罗仪凤母女,1962。             这张里面,右边的应该是罗仪凤。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保卫自己的天性",不象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那样隐忍,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顺适",在人性扭曲,压抑的中国社会,是多大的一个决心呢?

     但是她这样说了,这样做了。在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这样。尽管已经有了牢狱十年的经历。(有的象她这样勇敢的中国女人,在那个年代,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相信今天她也还是这样。从她写的书,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时而平静,时而如火山迸发的语言,告诉我她的内心仍然洋溢着愤怒和激情,尽管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对共产党的不满和发泄。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只和她有一面之缘。她是一个内心倔强,充满了生命力量的女人,有着难得的不屈不挠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应该多一些,再多一些。

     书中其他的章节也非常易读好看,作者的笔调充满激情,把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写得栩栩如生。对于我和象我这样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的人来说,是难得的阅读经历。对作者来说,可能无异于把自己充满快乐与悲伤的整个回忆世界都倒出来,重新经历一次。我无法想象,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活,丈夫死去,再次回到独自一人生活的状态,她是怎样地完成了这部把血和泪水都深藏其中的著作。

     我深深为那些旧时的文人们感动,也知道了中国那个辉煌的旧时代是曾经存在过的。也许, 更多的是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也许因为这本书,这个消失的世界,有朝一日还会回来,回到人们的心里。。。。至少,我这样希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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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bamboo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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