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女政治犯孙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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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女政治犯孙磐
毕汝谐
这一篇说的是一位骇世惊俗的奇女子。
您不妨想像这样一个场面——
……一九六八年初春时节，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全面胜利”（报纸上天天这样宣传）的历史性关头，在“全世界革命人民日夜向往的地方——北京天安门广场”（报纸上天天这样鼓吹），一个眉清目秀、面带忧戚的小姑娘，被一伙衣帽不正的流氓缠上了，他们用胸脯和肘弯将这个小姑娘顶到自行围聚的圈子中央，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
为首者是长着络腮胡子的青年大汉，显系为非作歹的惯家，他用藏在袖中的尖刀抵住小姑娘的胸口：“小妞，识相点儿，跟咱爷们儿一块堆儿遛遛，你敢不依给你破了盘儿①”
小姑娘毫无惧色，伸手从那汉子胸前揪下毛主席像章（那是红色恐怖年月，不戴毛主席像章休想出门，连流氓地痞也不例外），狠狠地摔在地上，复又踏上一只穿着方口布鞋的脚！
这伙流氓登时吓白了脸！小妞胆大包天，干这个是要株连九族的！他们一哄而散，像逃避瘟神似地拔腿飞奔……
小姑娘平平静静地把毛主席像章踢到一旁，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她就是孙磐。其时，芳龄十四。
孙磐出身于京城名门之家。其祖父孙炳文，系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其夫人、战友，亦是中共资深干部。孙炳文当年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同属于中共旅欧支部；后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中被蒋介石下令处决。这些旧事在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资料、汗牛充栋的革命回忆录里均有记载。孙炳文最光荣的事迹，当属曾与朱德一起被德国当局短期拘留，尝过洋监牢里的囚粮——苦咖啡、黑面包。
孙磐的父亲孙泱原为朱德的机要秘书，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孙炳文死后，孙泱及幼妹孙维世作为故人之后，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百般照拂，犹如己出。
按照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一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其中，有资格上得共产党“凌烟阁”的高干名士就有好几位。举孙维世为例：她自幼生活于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又被送到苏联深造导演专业，汉语俄语，两皆出色。一九四九年终，毛泽东借斯大林七十寿辰之机赴俄，两位独裁巨头举行面对面的讨价还价，孙维世即是随行俄语译员之一。
孙维世貌美如花，多才多艺，曾将意大利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哥尔多尼的主要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等介绍给中国观众，并亲任导演。而后，又不顾周恩来、邓颖超的大力反对，毅然下嫁才华横溢、秽闻远播的大明星金山（此君曾在三十年代影片“夜半歌声”中饰演美男子宋丹平）。她是文艺界屈指可数的“小老革命”之一。
孙家人丁兴旺，旁系血亲及姻亲甚多，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名流；最著名者为哲学界泰斗冯友兰教授及其女儿、作家冯宗璞。如果将孙家近亲远戚的大名及成就一一载录于此，至少要用去一两万字……
十二岁之前的孙磐，不过是特权之树上结出的一枚普普通通的果实。她就读于香山慈幼院小学，同学们多半来自高级民主人士、大资本家等统战对象家庭，孙磐混在那些有钱无势人家的孩子里，倒也自得其乐。她幻想长大后成为著名学者或电影明星。
一场平地而起的文革风暴粉碎了Х磐养尊处优的金色童年。
孙泱是首都重点高等院校负责人中最先死于非命的一位。孙泱之死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个人恩怨。文革结束后，孙泱追悼大会的悼辞中，把一切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直接迫害”，未免过于笼统。
孙维世在孙泱死后不久即被捕，不久亦庾死狱中。她被安上了“里通外国”的政治罪名，而致其于死地的真实原因，却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妒恨。
当年，孙维世曾与林彪有过一段恋情，双方均许下海誓山盟。后因战争等阴错阳差的原因，成为林彪夫人的是另一个女人——叶群。
叶群虽是情场上的胜家，却因各方面不及孙维世而担忧这胜利来得不实因而心存芥蒂，而暗生妒恨。她视孙维世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文革初期，进入更年期的叶群与江青暗中勾结，弄死了三十年前的情敌，了结了这笔情场宿账。
在莎士比亚那里，有一些因情欲而闹得天翻地覆的历史剧目。我们中国之所以未出现这样的剧目，并非缺乏同样的素材，而是没有莎士比亚。
“……我爸死后，我想我以后只能靠维世姑姑了。人家都说我们俩长得相像，维世姑姑特别喜欢我。可是她也死了。邓颖超奶奶一提起维世姑姑的死，就老泪纵横……”这是一九七一年初春时节，孙磐对我说的话。我们坐在米市大街的“冰室”（冷饮店的别称）里，望着对面“红楼电影院”散场时的人流，促膝攀谈。
“以后，你打算怎么混呢？”我用筷子夹起一个可可球，放在孙磐面前的碟子里。她的脸色虚青，显然营养不良。
孙磐黯然摇头：“谁知道……我现在成了插队的农民，混到社会最底层啦。想当初，我爸和维世姑姑星期天带我出去玩儿，随便一顿饭就花去一百多块……”文革之前，物价低廉，一百多块是个不小的数字。
是年，孙磐尚不满十七岁。虽然遭逢厄运，却依然出落得丰满而匀称，犹如一枝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然而，谈话之间，她却像一位饱经忧患的百岁妇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幽怨和淡淡的哀愁……命运的铁拳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个荏弱女子击倒在地，而她竟然挣扎着活了下来！
孙泱被关入校办“牛棚”②后，十二岁的孙磐成了一家之主。因为孙泱夫人宣布与丈夫划清政治界限，躲开了。孙磐挑起了重担：一面给失去自由的父亲送汤送饭，一面照料两个不满十岁的幼弟的饮食起居。
她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兼天资聪明，因而比同龄人早熟。这位小学五年级女生经常与人民大学本科生展开激烈辩论，她随口引述毛泽东、列宁甚至马克思的语录，证明孙泱是革命干部而非走资派……
大学生们往往被小学生驳得哑口无言。于是，人民大学校门口矗立起一张巨幅漫画：歪鼻斜眼的孙泱头戴耳机，守着一台发报机，手按电键；而孙磐则手持纸笔，紧张地记录着电报内容……
大学生们以此报复孙磐……
孙磐用勺子搅着牛奶杯里没有化开的糖块，伤感地道：“后来戚本禹③来人民大学点了我爸爸的名，没多久他就不清不楚地死了。戚本禹的级别还够不上我爸级别的零头，居然也算是中央首长？！呸！……还好，我总算看见戚本禹的下场了，也算解了心头之恨。”
孙泱死后，孙磐简直没法出门了，总是有年龄不等的“革命群众”啐她、骂她、打她；孙磐无处诉苦，只能委委屈屈地将这一切写在日记本上。
不知怎地，这本日记簿落到了人民大学造反派手里，成了“反革命变天账”。孙磐被扭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从此，孙磐踏上了少年政治犯的痛苦生涯。小小年纪，就在各种各样正式的、非正式的监狱中周转，与三教九流的人物打交道。她好学深思，又具有一般女孩子所缺乏的胆气，终于成为北京城里人人侧目的一怪。
本文开篇时的那件事，仅是孙磐生活中的小小插曲而已。
孙磐的亲友们仿佛有了默契似的躲得远远的，不肯伸出援手。她饥一顿、饱一顿地打发日子，以致于后来被人民大学家属委员会带到江西实行群众专政一年，于她反倒成了一种福分。至少，每天按时开出三顿饭，虽然不足量，虽然很粗劣，毕竟有保障。
我说道：“磐磐，你了不起，佩服佩服。不过你干嘛不自杀呢？一死百了，多么轻松！……”
孙磐凄怆地微微一笑，这微笑使得她那白嫩的脸庞显得柔美动人。“我死了，不能使这个世界清平一分毫。我为什么要去死呢？……”
我又问她：“那你干嘛不去当流氓呢？收入好得很咧！……”
您听着这番话可笑又可气是不是？——别忘了，当年我们还是孩子，又赶上乱七八糟的年月，一切均不能以常理论之。
孙磐果决地把手一挥：“不行！我现在除了这个清白的身子，什么也没有了。我宁死也不去当流氓……”
沉默了一会儿，她问我：“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过几个月招兵期就到了，随便找个后门当兵去。我还想入党，爬一爬……”
孙磐伤感地笑说：“你行。我若想在政治上翻过身来，只有嫁人这条路……我妈妈是地主出身，嫁了我爸爸不也没事了？”她从塑料夹中取出来一张中年女人的照片，那眉眼酷似孙磐，是她的母亲。“现在，她可没好日子过了，孙泱的老婆嘛。”
孙磐的语气有些刻薄。不过，联系到她的不幸遭遇，也是情有可原。
而后，孙磐透露她和社会上的一些异端分子有来往，还谈起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说是有人在遇罗克被处决一周年那天举行了秘密纪念仪式，她也参加了。
我那时候满脑袋官司，不悦地说：“磐磐，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革命后代、党的女儿……别跟那些‘狗崽子’④来往，他们不是好人。”
孙磐正色道：“你不懂。遇罗克代表着真理，他活在许多人心中……”
我倦于争论，不再言语。心里并不服气。于是转了个话题，与孙磐相约有时间去昌平农村看她。
七一年九月的一天，我来到明十三陵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村口嬉闹的幼童引我找到了孙磐。她住在一个寡妇家里。
孙磐是个灵巧人，为了躲避沉重的田间劳动，就专门给社员们缝做衣服，以此糊口。
孙磐对房东张寡妇宣布我是她的表哥。显然是惧怕那些专门针对女孩子的流言蜚语。
张寡妇抽吸着化脓的鼻子，说：“您这妹子摊上我这户人家，是她的好命。……我那丫头也没爸爸，她们就算是姐俩啦。”
我以孙磐兄长的身份谢了她。
孙磐住的小厢房，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一间屋子半间炕”。不过，她把这个有限的空间装点得像是小家碧玉的闺房：素色衣被整齐地叠列在炕角，墙上挂着布老头、布老太和一把鸿运扇。窗台上，端立着夹在玻璃框里的孙泱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中央要员的合影。
孙磐指着照片道：“这是钟馗，能镇妖辟邪。多亏有了它们，大队和公社的那些大鬼和小鬼才不敢进门。”
那年月，社队干部是刀俎，女知识青年是鱼肉。摧残女知青的事件屡屡发生，早已算不得新闻。孙磐挂出上方宝剑，吓得当地那些色胆包天的土霸王不敢造次。
她还取出家庭照相簿来让我欣赏。昔日的荣华富贵荡然无存，只剩下这样一点点实实在在的遗迹了。
孙磐又拿出一本亡父的日记，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有个人大中文系的男生，是‘新人大公社’⑤的，想趁火打劫到我家偷点东西。值钱的东西都光了，他赌气拿走这个日记本。看完我爸爸的日记他哭了，他说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高风亮节的老革命，就悄悄把日记还给我了……”
（文革结束以后，孙磐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发表在吉林省一家报刊上。）
接着，孙磐却又对亡父有许多刻薄的批判：“什么高风亮节？我爸爸是个大傻瓜！文革前朱德要把他安排到外交部去当大使——他是个部长级干部嘛——他不去，偏要去搞什么高等教育……结果自己丢了命，害得子女跟着遭殃，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只多一口气！……”
那天中午，孙磐招待我吃西餐。我们从村供销社买来奶粉、咸鱼、面包。不一会儿，奶油豌豆汤、奶油煨咸鱼、烤面包就端上了四四方方的炕桌。还有不搭配的刀、叉、勺。
孙磐下厨时，换了一条短裙，露出的双膝上各套着一个运动护膝。九月天，秋老虎，这可有点不寻常。
孙磐淡淡地解释：“我在市公安局拘留所里睡水门汀，睡出了关节炎。”她褪去护膝，在膝盖关节处按了一下，那里随即出现一个小坑，久久未能复原。
她在牢房里吃了很多苦。同监有个七机部的女孩子（绰号“黑玫瑰”）因破坏军婚在押，自认为高过“反革命分子”一等，处处欺负她。
“不过，有些预审员水平不低，正经八百的政法学院本科毕业生，学过全套马恩列斯毛。每次审我，我都故意挑起辩论，让预审员运用正统观点批评我……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时兴致来了，我就进行反击，搬出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支持自己的观点。那些预审员根本不知道德热拉斯是何许人也，只能干瞪眼！……”Х磐回味着铁窗生涯，仿佛那是一次理论学习班、一个社会科学大讲堂。
孙磐的烹饪手艺好极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孙磐的记忆里好极了，她讲了许多监狱内外的真人真事，令我眼界大开。
“共产党的监狱真厉害，天下第一。”Х磐眼神猝然变得幽暗，“我受的那些罪就不谈了，说说别人——你知道有个陈里宁吧，一个鸡毛蒜皮的小职员，却吃了熊心豹胆！文革前，他用毛选为武器批判刘少奇，折⑥进去了。文革初期，这个宝贝被中央文革从监狱里挖出来，到处作报告，骂刘少奇……没两天又把他送回去了，‘二进宫’⑦谁让他不知天高地厚，把监狱看守逼他吃屎吃尿那些事抖出来呢。共产党的刀把子还要不要了？……”
孙磐追忆着铁窗生涯，仿佛那是一次蛇湖之行、一次炼狱之旅。我看见她的胳膊上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她时喜时悲，情绪很不稳定。若干年后，我才懂得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抓进去，放出来，一抓一放之间，人往往被弄得身心俱伤。
孙磐依然热衷于地下政治活动。她透露和白洋淀地区一个秘密学习小组挂着钩，而这个小组成员清一色皆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学习目的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毛泽东思想。”
她盘腿坐在炕上（孙磐的坐功极佳，显然是监狱生活养成的习惯），指手划脚，滔滔而言，仿佛是在发表向整个世界挑战的宣言书：“……我们认为打倒刘少奇不对头。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老毛（她使用这一称呼时带点女性的亲切与柔媚，就像是提及自己的大伯或者大叔）有一条政治路线，直接继承了空想共产主义，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周总理是个实干家，有了他，老毛的路线才得以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机构变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刘少奇当权走向修正主义道路比较快，老毛当权变修变得慢一些……而周总理则是随风倒，文革前支持刘少奇，文革后支持老毛。他主要是致力于加强物质基础，拉长走向修正主义道路的时间。我们这些人个个崇拜德热拉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观点放之社会主义阵营（如果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阵营的话）而皆准……”
磐磐这番话使我有一种兴奋，更有一种恐惧！原先，我只知道帝俄制度造就了被列宁称之为“自由先驱”的贵族革命家，却未曾料想身边还有磐磐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者！只是，政治这玩意儿太肮脏也太可怕了，除非爹死娘嫁人，谁敢铤而走险？！
我说：“磐磐，我看你早晚还得进局子，早早晚晚。”
磐磐的端丽的脸上浮现出圣女贞德式的甘心受难的表情：“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革命烈士诗抄”里面的著名诗句。文革前的“红领巾”⑨几乎人人都会背诵。而今，孙磐竟然擎着它走上了反叛之路。
几天后，便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戏剧性地消失了。是年，我参军了——虽然与局势混乱的一九六七年一样，全国征兵工作暂停一年，但后门兵不在此例。
不久，我听说Х磐也入伍了。消息说，孙泱的未亡人再做新娘，嫁给ХХ舰队的一位副司令员。这位握有实权的继父念及孙磐小小年纪在农村生存不易，便通过关系把他安插在某部队医院通讯班。为避“走后门”之嫌，是陆军而非海军。为了不受孙泱问题的牵连，还换了个威武的、男性化的名字。这种戏法，在当时挺时髦的。
如果换个平庸的女孩子，其生活轨道将是这样的：以海军将领的继女自承，运用继父的关系（不用白不用！）入党、提干、上学……有好事情尽可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找个门当户对的良机出嫁，坐享清福……
孙磐毕竟是孙磐，不同俗流。她婉言谢绝了支部书记的入党邀请，依然和社会上持不同政见的异端分子交换书信。由于上面有人，孙磐还被“推荐”到北京一学院上学去了。可是入校没几天，乱子闹起来了：新的通讯处未能及时通知那些危险的笔友，几封沉甸甸的、超重的信件被部队医院的人错当情书偷拆了，原来里面全是攻击“批林批孔”运动的不逊之词……
这一下，孙磐成了“混入工农兵学员队伍中的阶级敌人”。被校方开除了。文革中期几次入狱的老底子也被端了出来，有关当局认为足见其“一贯思想反动”。
孙磐转眼间沦为兵不兵、民不民的社会闲散人员了。
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动物园外面三十二路公共汽车总站与孙磐不期而遇。她穿着军便服，嘻嘻哈哈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全然不当做一回事。
“我看，你蛮可以把我的事情写篇小说。” 孙磐随随便便地道。
我被她的乐观情绪所感染，笑着说：“什么时候写？十年以后还是十五年以后？……”
孙磐达观地道：“也许十年，也许十五年……写作的先决条件是：活着！”
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地活着。
靠着继父的关系，孙磐又调换了一所部队医院。这次是在山沟里。据说，那位继父费了好大周折才把Х磐档案里的乱七八糟的材料清理出去。
孙磐避过了初一，却没有躲过十五。丙辰清明，她因军务在身，未曾前往天安门广场赴会，算是又逃过一劫。打倒四人帮后，孙磐利用返京探亲的机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串连，油印了一批呼吁邓小平东山再起的传单……
一共五千份。薄薄的小单张。孙磐用两个皮挎包将传单装起来，搭上行驶在东西长安街上的大一路汽车，沿行车路线撒了半天……
群众疯抢传单，街面因之骚动……
孙磐在京期间倒也没有遇上意外。回到山沟里，她才被跟踪而来的魔爪擒住了。
深更半夜，孙磐被本院的一个男性指导员唤醒了。那人将她引到院长办公室里。这里灯火通明，聚着几个陌生的男性军人。这些人表情轻松。
一个自称李参谋的中年男人微笑着说：“孙磐同志，调令下来了，上级决定请你去北京工作……回去带上你的随身用品，马上就开车啦。”
这些人很客气地把孙磐送上一辆越野吉普。车上有两个大块头女军人，一左一右将她夹在中间。
车行两小时，驶入北京卫戍区大院。孙磐开始觉得情形不对头。这不像是调动工作。北京卫戍区医院是块风水宝地，自中共中央新主席华国锋数起，中央大员争相把亲属安插进去，这里早已人满为患。；父没有能力把自己塞进来。那么……
有两名身穿官衣的女警察在此恭候Х磐。她是军人。逮捕军人较之逮捕老百姓要多一层手续。
经过简单的问话，两名女警察挟持着孙磐重新上车。这次是去宣武区右安门大街四十四号——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入内，先撕去红色的帽徽、领章，然后搜身。又发给她一床臭烘烘的被褥。看来，至少有四、五年没拆没洗，其脏无比。
孙磐冷冷地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也是冷冷的：“你心里明白。”
孙磐冷冷地笑了一下。她多次出入正式的、非正式的监狱，这种居心不良的套话，听得多了。
孙磐被关入一幢太阳形小楼的单人牢房。她曾来过这里，而今是旧地重游。所不同者，是四人帮已经下台。她有一种轻松感。横竖睡不着，便就着牢房里的长明灯，面壁而坐。久而久之，竟然在斑驳的墙壁上渐而透视出野兽派的图画，大有莫奈、马蒂斯之风……
清晨，看守送来牢饭：棒子面粥，咸菜疙瘩。监狱的伙食，十年来并无变化。只是随着物价上涨，粥更稀，咸菜更粗。
上午八时，第一次提审。太师椅上坐着个胖大的预审员，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旁听者，共十三人。
预审员提来一台在当时——一九七六年底——尚属罕见的单喇叭录音机（这显示出当局对本案的重视程度），开始审问——
问：“（例行的验明身份问话之后）Х磐，交代你的罪行！”
答：“我无罪。”
问：“我们跟踪你很长时间啦。再一说，你是我们这儿的老号⑽……党的政策你很清楚。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撒过传单，但并不构成犯罪行为。”
问：“传单什么内容？”
答：“三项要求。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㈡建周恩来总理纪念堂。㈢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问：“（出示一份传单）是不是这张传单？”
答：“是。”
问：“哪儿来的传单？”
答：“我自己刻的、自己印的、自己撒的……与任何人无关。”
（以下是有关印制传单的技术性问题的争论，从略。）
问：“为什么要撒反动传单？”
答：“这不是反动传单。（她谈及天安门事件中大量可歌可泣的传说）……”
问：（冷酷地）“天安门事件是从不自觉发展为自觉的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亲自定的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头子，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定的案，谁也翻不了……”
答：“（举例说明邓小平整顿之功劳）……”
回答孙磐的则是一阵阵夹着许多挖苦话的冷笑。专政机关视邓小平为落水狗，极尽傲慢之能事。
孙磐被送回牢房。这地方像个冰窖，没两天她便患了重感冒，复又引起了胸膜炎。一个恶神模样的老年女狱医过来看了看，放下几片药，却与孙磐不合：土霉素她过敏，氯霉素她认为不利于思考，拒服。最后还是打了一针才稳住病情。
后来又有几次突击审讯，均在夜间进行。预审员称孙磐的行为破坏了党中央、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略部署。”还引诱她交待此次行动的后台老板。
孙磐与专政机关打过多年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知道新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袭用的无非是五十年代从苏联照搬来的那一套。她采用“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办法对付他们。
双方僵持了一些日子。这期间天安门广场上因周恩来总理一周年忌日惹出纠纷，又抓了许多人。打倒四人帮后，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陆续批准拘捕了八十七人。孙磐即是其中极少数女性之一。
利用放风的机会，孙磐与男监的一名政治犯互通信息。男政治犯用手势问她为何入监，她就在空中比划出一个“邓”字，对方竖起大拇指。孙磐反问对方的案情，那位男犯用肥皂在红皮书上写了个“江”字……当然，这一切都是趁看守不备的空子断断续续地完成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预审员觉得从孙磐的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很恼火;便把她转入了多人牢房，准备长期关押下去。
这里原有两位难友，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市局拘留所通常不收容小角色，那是各区分局的事情）。一位是友谊商店的女服务员，因偷窃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的钱包入狱；另一位是文革初期北京“财贸战线”的造反派女司令，虔诚的毛泽东信徒，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刑事犯管着政治犯——这是中国大陆监狱的老传统。前女服务员是这件牢房的“号长”⑾。她依然怀有强烈的职业优越感（搞外事工作嘛，接待有头有脸的外宾嘛！）经常欺凌同室的两名政治犯。
又过了几个月，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个胖大的预审员开始对邓小平呼之以“同志”。孙磐利用这个机会质问对方：“你们凭什么抓我？宪法规定保护公民人身不受侵犯！……”
胖预审员瘟头瘟脑地道：“宪法那是宪法。我们要调查这个问题。不抓你，搞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不同。当时你替邓小平同志讲话就得抓你，现在你替邓小平同志讲话就不会抓你——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嘛。”
没两天，孙磐被释放了。结论：上当受骗，替反革命集团散发反动传单。何谓“反革命集团”？有哪些成员？……市公安局根本不屑做出解释。
孙磐坚决拒绝在结论书上签字，结果被轰出了市局拘留所。
出狱后，许多十年间未曾走动的上层人物把孙磐接到家中，好吃好住好招待，说是“故人之后，寸心难忘”。还透露中央准备于近期为孙泱、孙维世召开追悼大会，平反冤案。
朱德遗孀康克清亲切慈祥地向她透露风声：出狱结论是刘传新（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定的。市公安局在内参上刊出一篇“情况汇编”，内有“孙磐供认自己蓄意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字句……
孙磐于是又去市公安局大闹。没有人接待她。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
这场监狱之灾使Х磐失去了平生仅有的一次爱情。那小伙子细高个儿，白净脸儿，模样是没挑了。年纪轻轻，已经是北京军区大院里的副营级干部了。他和孙磐一见钟情，两人都动了真心……那小伙子顶着和父母断绝关系的压力投入热恋，却顶不住党组织的压力，终于做了负心人。
孙磐痛苦欲绝。事后，她曾流着泪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诅咒爱情！……”
交往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孙磐落泪，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不久，孙磐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四百三十分。却因政治审查通不过，名落孙山。
翌年，孙磐的问题改写了结论。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节假日，孙磐常常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哲学泰斗冯友兰教授家里。我有时去找她，喝龙井茶，摆龙门阵。
西单民主墙消失以后，孙磐的政治热情陡然降至冰点。她烫了头发，穿上讲究的衣裙。学跳舞：探戈、摇摆、迪斯科；吃西餐：新侨、莫斯科、国际俱乐部……从此不谈国事。
进入八十年代，北京城里的各色人等借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东风施展身手，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孙磐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某大株式会社驻北京的常务代表，插手虎头牌电池、梅林牌豆豉鲮鱼、兔毛等等货物的出口贸易……
北京城里从此少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多了一个精明过人的女商人。她在华侨大厦租下一间办公室，名片满天飞，花钱如流水……这时，她已经不是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学生了。她退学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五十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隆重开幕。北京成立形形色色的商人、掮客们蜂拥南下，云集羊城。商场如战场，人人冲锋陷阵，勇不可当。
孙磐与我先后抵穗，分别住在东方宾馆的新楼和旧楼。平时各人忙自己的那一堆“业务”，难得一聚。休会期间，我们相约在楼下新设的“春晖餐厅”见面。有劳也得有逸。
我们要了一整桌佳肴。我们都还记得十年前米市大街“冰室”的寒伧场面：两杯牛奶加上三个可可球，一坐就是半天……摆上这许多菜明显地带着祭奠昨日的意味。锦绣年华如同逝水，一去不回头。
紧张、忙碌的生活以及连日来的宴会应酬，彻底摧倒了我们的胃口。我们只是说话，桌上的美食一动不动。
“……做完这笔兔毛生意，我就准备出国留学了。日本亚细亚大学。当然是自费。这几年赚了几个钱，等于是自己担保自己……” 孙磐娓娓道来。她满身绫罗，珠光宝气，宛如香港的富豪小姐。
我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说：“磐磐，说心里话，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弟弟（！），你做生意固然有成绩，只是太招摇了——你肯定被公安局盯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来……我总觉得你早晚还得进局子，早早晚晚……”
孙磐脸上露出看破红尘的深沉的微笑：“也许，我们孙家的人与监狱有不解之缘……前几天有个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找我，说是要拿我们家的故事编个剧本，取名‘三代囚徒’。爷爷、爸爸和我，分别蹲过德国监狱、国民党监狱和共产党监狱……”望着眼前这灯红酒绿的奢侈景象，她的微笑变得又涩又冷。“为了兔毛去坐牢，总比为了邓小平坐牢值得……”
我们久久不言。多少人生感慨，彼此心照不宣。
自广州凯旋后不久，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北京城里这些商人、掮客们被惊得鸡飞狗跳墙！电视新闻播出了警察铐走几个著名皮包公司经理的特别镜头，使得社会氛围更加紧张……
孙磐失踪了。她那间设在华侨大厦的办公室也同时关闭。没有谁知道她的下落，也没有谁特别关注这件事情。人人自顾不暇。
像绝大多数突击性的浪头一样，只消几个月，“紧急通知”便犹如废纸一张，无人提起。落网者坐牢，溜关者逍遥自在。如此而已。
孙磐在哪儿呢？
我找到孙磐的三弟孙宁。他从一本日文史学杂志上抬起视线，狡黠地微笑着：“你以为磐磐还在国内吗？……”
“怎么，她去日本了？”
“不是日本，是香港。”
原来，孙磐因套汇出了问题；未等警察敲门，她就一个觔斗翻到了深圳，从那里冒用别人的“回乡证”去了香港……孙磐毕竟是孙磐。
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获悉Х磐非法出境的消息后，很大度地对孙宁道：“算啦。孙磐走就走吧。十几年来她在我们这里受了不少罪，也怪难为她的，一个女孩子家。”
我和孙磐从此失去联系。后来，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她的一些消息：孙磐在香港做生意很成功，引起了商场失意的“大陆仔”的嫉恨，向港英当局“人民入境事务管理处”揭发了她的非法入境的事实……孙磐迫于无奈，匆匆下嫁一位印度尼西亚籍的华裔工程师，移居万隆或者泗水（反正不是雅加达）。
传闻说，孙磐的丈夫曾经留学西德，但相貌欠佳。他们婚后有了一个女儿，偏偏又长得像乃父不像乃母；而且，孙磐和婆婆的关系不甚融洽……总之，她在印尼的生活并不愉快。
我来到美国后，国内的朋友们来信说孙磐曾以外籍华人身份携女返京探亲，十分风光……也算是衣锦回乡。
几天前，一封北京来信谈及孙磐的近况：“磐磐两年前离婚了。去年五月，又与一位比利时人结婚，很美满，苦尽甘来。现终日围着丈夫、女儿转。她丈夫在一家比利时公司驻京办事处做事。我难得找到她，她总是与丈夫外出助其做生意，要不就是回比利时过圣诞节、去曼谷度假等等……”
“苦尽甘来”——少年丧父、几陷囹圄、两入大学、飘零异国……而今，总算有了美满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