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打法官及其他

 

                                             ——王亞法

 

寫完了《半空堂說夢》一文，想再寫一篇《半空堂説命》，可是按鍵苦思，木訥端坐，竟敲不出一個滿意的開頭來。於是索性關機喝茶，順手挪過陳定山先生的《春申舊聞》翻閲起來。

         陳定山先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天虛我生陳蝶仙的長子。他工於書畫，擅長詩詞，二十歲時就在上海文壇上有“江南才子”之名，小報常將他父子倆稱做“中國的大小仲馬”當年風靡全國的“蝴蝶牌牙粉”是他家的產業，女畫家陳小翠是他的胞妹。

陳定山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灘，財才兼有，春風得意，當年在出版的《小說月報》、《遊戲雜志》、《紫羅蘭花》、《新聞報》和《申報·自由談》上，幾乎每天都有他的文章。

         一九四八年，春江水暖鴨先知，陳定山去了台灣。抵台後，他忘不了當年在上海燈红酒绿的寬綽生活，且因丟失了大陸的財產，一時生活拮据，於是不得不重作馮婦，在台灣的雜誌和報紙副刊譔寫迴憶舊上海的掌故文章，靠賣文為生。

         一九七六年，張大千先生回台灣後，他倆老友相逢，成了摩耶精舍的常客。他和張大千有許多葷性笑話，十分精彩，因不屬此文範圍，筆者不作贅述。

         陳定山先生的文章，文字精湛，引典得當，古典詩詞信手拈來，每每讀完，不由叫人掩卷歎服，折服老前輩駕馭文字的本領。

不是誇大其實，撇開政治而言，大陸在一九四九年後培養的所謂作家，其國學基礎，文學功底，用詞精湛，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個陳定山。可惜陳定山先生在台灣發表的文章，牢騷太盛，滿紙“共匪”、“毛酋”……階級成見頗深，故此不宜在大陸發表。
 

         話歸正題，筆者引用《春申舊聞》中的一則掌故，加以演繹，來印證晚清和民國初年時，文人的社會地位和儒家風骨。

         晚清和民國初年，小說界流行章回小說，如曾孟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徐枕亞的《玉梨魂》……其間以筆名“我佛山人”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最為盛名。

         卻說我佛山人一次來到上海，住在一家叫謙泰的客棧裡，不巧客棧半夜起火，忙亂中我佛山人捲包逃離，逃到門口，一位茶房疑他是趁火搶劫份子，一把將他攔住。我佛山人死勁掙脫，茶房拽住他的辮子，兩人撕扯，慌亂中茶房摑他一記耳光。

         那時吳趼人正值年輕，火氣熾烈，把茶房拉扯到巡捕房。巡捕見這個滿口廣東官腔的硬漢，是位玩筆桿子的名作家，不敢造次，直接移送往會審公廨。

         會審公廨，是同治年間，外國殖民者認為中國司法不公正，而共同設立的司法機構，中方由道臺任命專職會審官，又叫讞員，如涉及到華洋（包括外方僱員）的案子，則由中外官員共同審理，一般中國人的案子，由中方會審官獨自處理則可。

         審理此案的法官叫關炯之，外號“關老爺”。

         關老爺在上海司法界頗有名望，審此區區小案，輕而易舉，他問明案由，當庭判茶房罰大洋五元，以儆效尤。

         我佛山人聽罷，覺得處罰太輕，滿腔不服，欲與關老爺激辯，關老爺不予理會，宣佈退堂。我佛山人一時情急，從搭褳中掏出十塊鷹洋（清末流通面鑄老鷹的銀元，民間叫墨西哥鷹洋，又叫番佛或番餅），沖到關老爺面前，放在案台上，揪住關老爺的辮子，左右開弓，兩記耳光。關老爺大驚失色，叫衙役治他擾亂公堂的罪。

我佛山人打完，高聲说：“抓辮子打耳光，每記五塊，這是你判的，我打你兩記，判罰十塊，這叫法律公正！”說罷，轉身就走。

         關老爺本要發作，聽我佛山人這樣講，就蔫了聲，另方面他知道我佛山人是知名作家，在上海灘報界，有一批文人朋友，這些人都是無冕之皇，筆杆子厲害，得罪不起，只得眼睜睜地看他離去。

         据陳定山先生在文中述，當年的《春江花月報》，登載了“關老爺被摑”一文
，有詳盡報道。

         晚清民國時期社會風氣開放，文人的地位崇高，就言論自由來説，那個有章瘋子外號的章太炎，竟敢蓬頭垢面，身穿藍布長衫，足蹬破履，將當初袁世凱為了拉攏他，贈給他的二級大勛章，當作扇墜，掛在執扇上，站在中南海門口痛罵袁賊。袁世凱奈何他不得，事後對人説：“我平生最怕兩枝筆，一枝是梁啓超，一枝是章太炎。章太炎的文筆可橫掃千軍，最為可怕……”可見那時的獨裁者還是懼怕文人的；拿稿費而言，當年林琴南、天虛我生、包天笑的文章，都是千字十塊，後來的魯迅千字八塊，而當時的物價，一塊錢可買十斤豬肉，四馬路會樂里的一桌花酒才十二塊；上海頂級地段，北京路一帶的整幢石庫門房子，租金是每月八塊……難怪周有光先生説，他活了一百多歲，活過幾個朝代，覺得民國時期的生活最好（當然晚清時他尚年幼）；家父九十六歲仙逝，晚年也常說，此生經歷過北洋時期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汪偽政府的“青天白日黃三角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一生中，只有在民國黃金十年中（1927—1937）活得最舒心，而在最后一面旗幟下活得最淒涼。

         敲键至此，我不由責問，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文人為何敢如此嚣张，獨裁者為何如此懼怕他們，集權者手掌大印，为什么不搞反右和文革運動……

呵呵，這些獨裁者真他妈的是一群不懂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不懂“政策和策略是專制者的生命”的草包！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於食薇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