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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打法官及其他

文人打法官及其他

博客


 


                                             ——王亞法


 


寫完了《半空堂說夢》一文,想再寫一篇《半空堂説命》,可是按鍵苦思,木訥端坐,竟敲不出一個滿意的開頭來。於是索性關機喝茶,順手挪過陳定山先生的《春申舊聞》翻閲起來。


         陳定山先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天虛我生陳蝶仙的長子。他工於書畫,擅長詩詞,二十歲時就在上海文壇上有“江南才子”之名,小報常將他父子倆稱做“中國的大小仲馬”當年風靡全國的“蝴蝶牌牙粉”是他家的產業,女畫家陳小翠是他的胞妹。


陳定山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灘,財才兼有,春風得意,當年在出版的《小說月報》、《遊戲雜志》、《紫羅蘭花》、《新聞報》和《申報·自由談》上,幾乎每天都有他的文章。


         一九四八年,春江水暖鴨先知,陳定山去了台灣。抵台後,他忘不了當年在上海燈红酒绿的寬綽生活,且因丟失了大陸的財產,一時生活拮据,於是不得不重作馮婦,在台灣的雜誌和報紙副刊譔寫迴憶舊上海的掌故文章,靠賣文為生。


         一九七六年,張大千先生回台灣後,他倆老友相逢,成了摩耶精舍的常客。他和張大千有許多葷性笑話,十分精彩,因不屬此文範圍,筆者不作贅述。


         陳定山先生的文章,文字精湛,引典得當,古典詩詞信手拈來,每每讀完,不由叫人掩卷歎服,折服老前輩駕馭文字的本領。


不是誇大其實,撇開政治而言,大陸在一九四九年後培養的所謂作家,其國學基礎,文學功底,用詞精湛,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個陳定山。可惜陳定山先生在台灣發表的文章,牢騷太盛,滿紙“共匪”、“毛酋”……階級成見頗深,故此不宜在大陸發表。
 


         話歸正題,筆者引用《春申舊聞》中的一則掌故,加以演繹,來印證晚清和民國初年時,文人的社會地位和儒家風骨。


         晚清和民國初年,小說界流行章回小說,如曾孟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徐枕亞的《玉梨魂》……其間以筆名“我佛山人”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最為盛名。


         卻說我佛山人一次來到上海,住在一家叫謙泰的客棧裡,不巧客棧半夜起火,忙亂中我佛山人捲包逃離,逃到門口,一位茶房疑他是趁火搶劫份子,一把將他攔住。我佛山人死勁掙脫,茶房拽住他的辮子,兩人撕扯,慌亂中茶房摑他一記耳光。


         那時吳趼人正值年輕,火氣熾烈,把茶房拉扯到巡捕房。巡捕見這個滿口廣東官腔的硬漢,是位玩筆桿子的名作家,不敢造次,直接移送往會審公廨。


         會審公廨,是同治年間,外國殖民者認為中國司法不公正,而共同設立的司法機構,中方由道臺任命專職會審官,又叫讞員,如涉及到華洋(包括外方僱員)的案子,則由中外官員共同審理,一般中國人的案子,由中方會審官獨自處理則可。


         審理此案的法官叫關炯之,外號“關老爺”。


         關老爺在上海司法界頗有名望,審此區區小案,輕而易舉,他問明案由,當庭判茶房罰大洋五元,以儆效尤。


         我佛山人聽罷,覺得處罰太輕,滿腔不服,欲與關老爺激辯,關老爺不予理會,宣佈退堂。我佛山人一時情急,從搭褳中掏出十塊鷹洋(清末流通面鑄老鷹的銀元,民間叫墨西哥鷹洋,又叫番佛或番餅),沖到關老爺面前,放在案台上,揪住關老爺的辮子,左右開弓,兩記耳光。關老爺大驚失色,叫衙役治他擾亂公堂的罪。


我佛山人打完,高聲说:“抓辮子打耳光,每記五塊,這是你判的,我打你兩記,判罰十塊,這叫法律公正!”說罷,轉身就走。


         關老爺本要發作,聽我佛山人這樣講,就蔫了聲,另方面他知道我佛山人是知名作家,在上海灘報界,有一批文人朋友,這些人都是無冕之皇,筆杆子厲害,得罪不起,只得眼睜睜地看他離去。


         据陳定山先生在文中述,當年的《春江花月報》,登載了“關老爺被摑”一文
,有詳盡報道。


         晚清民國時期社會風氣開放,文人的地位崇高,就言論自由來説,那個有章瘋子外號的章太炎,竟敢蓬頭垢面,身穿藍布長衫,足蹬破履,將當初袁世凱為了拉攏他,贈給他的二級大勛章,當作扇墜,掛在執扇上,站在中南海門口痛罵袁賊。袁世凱奈何他不得,事後對人説:“我平生最怕兩枝筆,一枝是梁啓超,一枝是章太炎。章太炎的文筆可橫掃千軍,最為可怕……”可見那時的獨裁者還是懼怕文人的;拿稿費而言,當年林琴南、天虛我生、包天笑的文章,都是千字十塊,後來的魯迅千字八塊,而當時的物價,一塊錢可買十斤豬肉,四馬路會樂里的一桌花酒才十二塊;上海頂級地段,北京路一帶的整幢石庫門房子,租金是每月八塊……難怪周有光先生説,他活了一百多歲,活過幾個朝代,覺得民國時期的生活最好(當然晚清時他尚年幼);家父九十六歲仙逝,晚年也常說,此生經歷過北洋時期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汪偽政府的“青天白日黃三角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一生中,只有在民國黃金十年中(1927—1937)活得最舒心,而在最后一面旗幟下活得最淒涼。


         敲键至此,我不由責問,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文人為何敢如此嚣张,獨裁者為何如此懼怕他們,集權者手掌大印,为什么不搞反右和文革運動……


呵呵,這些獨裁者真他妈的是一群不懂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不懂“政策和策略是專制者的生命”的草包!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於食薇齋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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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王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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