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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童恩正

回忆童恩正

博客
——王亚法 在成都,有我许多熟悉的朋友,都是当年写科幻小说时结下的,现在叫得出名字的就有刘兴诗、王晓达、席文举、曹建、谭楷、贾万超…… 一九八八年我旅居澳洲后,疏于和这些朋友联系,于是友谊渐渐地从记忆中淡化了。 这几年拜赐网络科技的发展,我又从网上寻得了老朋友的踪影,得悉了他们的近况,我为他们这些年来的艰辛而感叹,为他们这些年来的成就而欢呼,更为三十多年来星转斗移,人事兴废的沧桑世事而唏嘘,我遥祝他们:老而弥坚,天天向上。 想起他们,不由勾起我对我们的“领头羊”——童恩正大哥的回忆。 可惜天妒英才,这位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因患急性肝炎,换肝失败,逝世于美国康涅狄克州医院,享年六十一岁。 岁月无情,才十一年的光阴,世道已经忘却了这位才气横溢,风度翩翩的才子,只有在我们同辈人的回忆中才偶现他的音影。 童恩正比我大十七岁,他成名早,读大学时就发表科幻小说,尤其是一九六零年,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中篇科幻小说《古峡迷雾》,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识童恩正是在文革刚结束。那时我刚进上海少儿出版社,协助戴山筹建《少年科学》杂志,由于我分工编辑科幻稿子,于是由我去联系在文革前为少儿社写稿的科幻作者。不久我就找到了噤声多年的:郑文光、肖建亨、刘兴诗、童恩正、叶永烈、嵇鸿…… 后来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肖建亨四人,一度为誉为科幻界的“四大金刚”,这是后话。 童恩正身材瘦而颀长,说话时举止有度,微笑中带有一丝自矜,爱喝酒,酒后喜手捧吉他,自弹自唱,轻歌一曲,或出惊人之言,颇有才子气。 一九七九年,他在上海修改《珊瑚岛上的死光》电影剧本,住在永福路上影厂的创作楼里,我下班骑自行车经过那里时,常带一些熟菜,与其小酌。虽然下酒的菜肴,经常是油氽花生、皮蛋、熏鱼、红肠……加上绍兴花雕,但喝得很尽兴。一次酒后,他叹息:“我是搞考古的专业,喝今天的酒,写未来的故事……”言辞间充满着对现实的彷徨和无奈。 我也酒后吐真言,告诉他,我们科室一位解放军出身,掺沙子进来的,姓曲的编辑,满口革命,不学无术,几次要求在我的作品上署他的名字,被我拒绝后,此公一直在背后做小动作,甚至无中生有,在加工资时加害于我。 不料他听我说完,双手作揖说:“恭喜你了,小老弟,人不招妒是庸才,你开始招人嫉妒了,是好事。” 我感到纳罕,正要追问,他举起酒杯说:“不过你不要当他回事,他巴不得你去跟他纠缠,分散你的精力。你当他回事就中了奸计。你要加倍地做自己的学问,取得成就,就是你的胜利。我是学历史的,我们中国人啊,妒忌性重,历史上每个成功的人,谁没有经历这一关。” 我那时年轻,听了这话不啻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至今我还记得他说话的神情和语调。 记得那年上海科协礼堂放映《卡门》录像,童恩正约我一起去观看,并跟我讲述卡门的剧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观看西方歌剧,所以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以致我以后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悉尼歌剧院观看歌剧,就想起当时的情景。 一九八三年,我和刘沪生等几位上海科幻作者,受《科幻世界》杂志社邀请,去成都参加笔会。期间我约两位朋友一起去童恩正家。 童恩正住在四川大学的教授楼,那是五十年代建造的简易公房,红砖外墙,走道狭窄,楼内光线昏暗。 我叩开他的家门,开门的正是童恩正。他手提一只棕红色的牛皮公文包,劈头就说:“不好意思,我正要出去开会。”当看清来客是我时,他丢下公文包,一把拉住我的手,笑道:“我当是谁,亚法老弟呀,快请屋里坐。”热情把我们请进书房。 童恩正把我们迎进屋里,介绍了他的爱人——姓杨,一位戴眼镜,剪短发的的中年妇女,模样很文静,我们叫她杨老师。 八十年代老百姓的住房,一般都没有客厅,童恩正的家也不例外。他的书房兼客厅狭小逼仄,沿墙是书架,地上堆满杂志,窄小的写字台上摊满参考书籍。看到他简陋的住所,我不由说:“你当了大教授,怎么学校不给你分房,还让你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满足地笑笑说:“我递升教授不久,学校就让我公费赴美,如果再分我房子,天下的好事都让我一个独占了,这还不引起别人的妒忌。” 接着他给我们讲述美国的见闻,出示他拍摄的照片。他从美国回来时,途径日本讲学,给我们讲述在日本的见闻,我翻阅照片时,看到一帧他和一位日本少女的合影,我调侃说:“童兄,这张照片照得好亲热呀!”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转身关上房门,小声说:“这是日本一个学术机构给我配的翻译,她喜欢勾着我的手逛街,哈哈。” 他又出示在美国哈佛讲学时的华文剪报。我记得有一份剪报写的是:“二十年代初,童凯先生从哈佛大学毕业,从这里带走了几只电子管回中国,六十年后他的儿子童恩正又回到哈佛大学来讲学……” 中午时分,他拿起桌子上一张邮局汇单,扬了扬说:“一早邮递员送来稿费单,一百多元,够大家今天吃的。” 从邮局取了稿费,出校园门就是薛涛井,附近有几家饭店,我们选了一家进去。那时上饭馆,需先付钱买纸券,买饭还要付粮票,然后将纸卷交给服务员,由服务员上菜。买饭券时,童恩正忘了带粮票,是刘沪生拿出一斤全国粮票补上的,而啤酒,则是从大桶里舀出来,灌进满是油腻的塑料杯里。点菜时,童恩正特地为我点了一盘“跳水兔肉”,这是一道用水煮白兔和麻辣酱凉拌的川菜,肉嫩味美,以致我以后去成都,每次都要点这道菜。 当我们招呼来饭时,服务员态度蛮横,说我们没给饭券,拒绝上饭。 没等服务员说完,童恩正连连说:“对,对……”掏出钱包,朝柜台走去。我赶紧阻止他说:“我们不是已经买了饭票的?粮票还是刘沪生给的呢?” 他摆手说:“我知道,不要跟她争,我是搞历史的,过时的事,就是历史,历史的事,从来没有说清过,争论是白费的,我再买一次就是了。” 我俩说话时,刘沪生在一旁跟服务员解释,服务员记起来了,笑了笑,端来了饭。 现在回忆此事,究竟是童大哥大智若愚,假作糊涂,还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被吓怕了,凡事忍受,成了习惯。 文革后期,由我当责任编辑,再版童恩正的《古峡迷雾》,这是由他根据原著改写的新作。根据当时的宣传口径和形势需要,上级规定,在任何文章中只要能放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都要求加进去。 当然《古峡迷雾》也不能例外,为了烘托环境,作者在三峡上的悬崖上虚构了一行摩崖石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情节上也做了许多漫画式的夸张。 那时的政治情势一日三变,待到稿子审定,政治风向突然转向,临送印刷厂前,童恩正突然来了加急电话,要求将摩崖石刻的那条标语删除…… 读者有兴趣,可以对照《古峡迷雾》一九六零年的原版本,和一九七八年的再版本,对照阅读,从中可以找出那个荒唐年代的许多痕迹。 童恩正的专业是搞历史和考古,一九七八年他主持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回来后创作了科幻小说《雪山魔笛》,发表在当年的《少年科学》的第七、八期上,我是责任编辑。 童恩正的字,犹如其人,娟秀端正,一笔不苟,他的稿子几乎不要做很大的修改,只要送审主任和总编通过,就能送印刷厂发排。 一九九九年我去成都探望老友,王晓达告诉我,童大哥前年在美国逝世了,四川哥儿们为他编了一本纪念集,因为资金和书号的问题,没有正式出版,只好油印几十份,在朋友间传阅。按理说里边应该有我的写的纪念文章。可惜我身处异国,知之已晚。 光阴荏苒,回忆往事,真有隔世之感,童恩正走了,刘兴诗已经老不成形,耳朵背得非要对他大吼说话不可;那年见到王晓达,已经满脸皱纹,牙齿也掉了好几只,就连当时最年轻的小兄弟曹建,也已经成小老头了…… 我“成都的朋友”们,这句话颇堪玩味——叹“成都”依旧,可“朋友们”韶华不再。无情的光阴,冷酷的岁月,奈何奈何。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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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王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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