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童恩正

——王亚法 在成都，有我许多熟悉的朋友，都是当年写科幻小说时结下的，现在叫得出名字的就有刘兴诗、王晓达、席文举、曹建、谭楷、贾万超…… 一九八八年我旅居澳洲后，疏于和这些朋友联系，于是友谊渐渐地从记忆中淡化了。 这几年拜赐网络科技的发展，我又从网上寻得了老朋友的踪影，得悉了他们的近况，我为他们这些年来的艰辛而感叹，为他们这些年来的成就而欢呼，更为三十多年来星转斗移，人事兴废的沧桑世事而唏嘘，我遥祝他们：老而弥坚，天天向上。 想起他们，不由勾起我对我们的“领头羊”——童恩正大哥的回忆。 可惜天妒英才，这位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因患急性肝炎，换肝失败，逝世于美国康涅狄克州医院，享年六十一岁。 岁月无情，才十一年的光阴，世道已经忘却了这位才气横溢，风度翩翩的才子，只有在我们同辈人的回忆中才偶现他的音影。 童恩正比我大十七岁，他成名早，读大学时就发表科幻小说，尤其是一九六零年，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中篇科幻小说《古峡迷雾》，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识童恩正是在文革刚结束。那时我刚进上海少儿出版社，协助戴山筹建《少年科学》杂志，由于我分工编辑科幻稿子，于是由我去联系在文革前为少儿社写稿的科幻作者。不久我就找到了噤声多年的：郑文光、肖建亨、刘兴诗、童恩正、叶永烈、嵇鸿…… 后来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肖建亨四人，一度为誉为科幻界的“四大金刚”，这是后话。 童恩正身材瘦而颀长，说话时举止有度，微笑中带有一丝自矜，爱喝酒，酒后喜手捧吉他，自弹自唱，轻歌一曲，或出惊人之言，颇有才子气。 一九七九年，他在上海修改《珊瑚岛上的死光》电影剧本，住在永福路上影厂的创作楼里，我下班骑自行车经过那里时，常带一些熟菜，与其小酌。虽然下酒的菜肴，经常是油氽花生、皮蛋、熏鱼、红肠……加上绍兴花雕，但喝得很尽兴。一次酒后，他叹息：“我是搞考古的专业，喝今天的酒，写未来的故事……”言辞间充满着对现实的彷徨和无奈。 我也酒后吐真言，告诉他，我们科室一位解放军出身，掺沙子进来的，姓曲的编辑，满口革命，不学无术，几次要求在我的作品上署他的名字，被我拒绝后，此公一直在背后做小动作，甚至无中生有，在加工资时加害于我。 不料他听我说完，双手作揖说：“恭喜你了，小老弟，人不招妒是庸才，你开始招人嫉妒了，是好事。” 我感到纳罕，正要追问，他举起酒杯说：“不过你不要当他回事，他巴不得你去跟他纠缠，分散你的精力。你当他回事就中了奸计。你要加倍地做自己的学问，取得成就，就是你的胜利。我是学历史的，我们中国人啊，妒忌性重，历史上每个成功的人，谁没有经历这一关。” 我那时年轻，听了这话不啻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至今我还记得他说话的神情和语调。 记得那年上海科协礼堂放映《卡门》录像，童恩正约我一起去观看，并跟我讲述卡门的剧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观看西方歌剧，所以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以致我以后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悉尼歌剧院观看歌剧，就想起当时的情景。 一九八三年，我和刘沪生等几位上海科幻作者，受《科幻世界》杂志社邀请，去成都参加笔会。期间我约两位朋友一起去童恩正家。 童恩正住在四川大学的教授楼，那是五十年代建造的简易公房，红砖外墙，走道狭窄，楼内光线昏暗。 我叩开他的家门，开门的正是童恩正。他手提一只棕红色的牛皮公文包，劈头就说：“不好意思，我正要出去开会。”当看清来客是我时，他丢下公文包，一把拉住我的手，笑道：“我当是谁，亚法老弟呀，快请屋里坐。”热情把我们请进书房。 童恩正把我们迎进屋里，介绍了他的爱人——姓杨，一位戴眼镜，剪短发的的中年妇女，模样很文静，我们叫她杨老师。 八十年代老百姓的住房，一般都没有客厅，童恩正的家也不例外。他的书房兼客厅狭小逼仄，沿墙是书架，地上堆满杂志，窄小的写字台上摊满参考书籍。看到他简陋的住所，我不由说：“你当了大教授，怎么学校不给你分房，还让你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满足地笑笑说：“我递升教授不久，学校就让我公费赴美，如果再分我房子，天下的好事都让我一个独占了，这还不引起别人的妒忌。” 接着他给我们讲述美国的见闻，出示他拍摄的照片。他从美国回来时，途径日本讲学，给我们讲述在日本的见闻，我翻阅照片时，看到一帧他和一位日本少女的合影，我调侃说：“童兄，这张照片照得好亲热呀！”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转身关上房门，小声说：“这是日本一个学术机构给我配的翻译，她喜欢勾着我的手逛街，哈哈。” 他又出示在美国哈佛讲学时的华文剪报。我记得有一份剪报写的是：“二十年代初，童凯先生从哈佛大学毕业，从这里带走了几只电子管回中国，六十年后他的儿子童恩正又回到哈佛大学来讲学……” 中午时分，他拿起桌子上一张邮局汇单，扬了扬说：“一早邮递员送来稿费单，一百多元，够大家今天吃的。” 从邮局取了稿费，出校园门就是薛涛井，附近有几家饭店，我们选了一家进去。那时上饭馆，需先付钱买纸券，买饭还要付粮票，然后将纸卷交给服务员，由服务员上菜。买饭券时，童恩正忘了带粮票，是刘沪生拿出一斤全国粮票补上的，而啤酒，则是从大桶里舀出来，灌进满是油腻的塑料杯里。点菜时，童恩正特地为我点了一盘“跳水兔肉”，这是一道用水煮白兔和麻辣酱凉拌的川菜，肉嫩味美，以致我以后去成都，每次都要点这道菜。 当我们招呼来饭时，服务员态度蛮横，说我们没给饭券，拒绝上饭。 没等服务员说完，童恩正连连说：“对，对……”掏出钱包，朝柜台走去。我赶紧阻止他说：“我们不是已经买了饭票的？粮票还是刘沪生给的呢？” 他摆手说：“我知道，不要跟她争，我是搞历史的，过时的事，就是历史，历史的事，从来没有说清过，争论是白费的，我再买一次就是了。” 我俩说话时，刘沪生在一旁跟服务员解释，服务员记起来了，笑了笑，端来了饭。 现在回忆此事，究竟是童大哥大智若愚，假作糊涂，还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被吓怕了，凡事忍受，成了习惯。 文革后期，由我当责任编辑，再版童恩正的《古峡迷雾》，这是由他根据原著改写的新作。根据当时的宣传口径和形势需要，上级规定，在任何文章中只要能放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都要求加进去。 当然《古峡迷雾》也不能例外，为了烘托环境，作者在三峡上的悬崖上虚构了一行摩崖石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情节上也做了许多漫画式的夸张。 那时的政治情势一日三变，待到稿子审定，政治风向突然转向，临送印刷厂前，童恩正突然来了加急电话，要求将摩崖石刻的那条标语删除…… 读者有兴趣，可以对照《古峡迷雾》一九六零年的原版本，和一九七八年的再版本，对照阅读，从中可以找出那个荒唐年代的许多痕迹。 童恩正的专业是搞历史和考古，一九七八年他主持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回来后创作了科幻小说《雪山魔笛》，发表在当年的《少年科学》的第七、八期上，我是责任编辑。 童恩正的字，犹如其人，娟秀端正，一笔不苟，他的稿子几乎不要做很大的修改，只要送审主任和总编通过，就能送印刷厂发排。 一九九九年我去成都探望老友，王晓达告诉我，童大哥前年在美国逝世了，四川哥儿们为他编了一本纪念集，因为资金和书号的问题，没有正式出版，只好油印几十份，在朋友间传阅。按理说里边应该有我的写的纪念文章。可惜我身处异国，知之已晚。 光阴荏苒，回忆往事，真有隔世之感，童恩正走了，刘兴诗已经老不成形，耳朵背得非要对他大吼说话不可；那年见到王晓达，已经满脸皱纹，牙齿也掉了好几只，就连当时最年轻的小兄弟曹建，也已经成小老头了…… 我“成都的朋友”们，这句话颇堪玩味——叹“成都”依旧，可“朋友们”韶华不再。无情的光阴，冷酷的岁月，奈何奈何。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