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顾土：这些外国政要，你能记住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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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作者：顾土
评价外国政要，是网络的一大热点，臧否捧骂，快意恩仇，好像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寄托，多少男女乐此不疲，个个出口就是一二三四，连那些政要的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而且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不依不饶。
这让我想起了我所经历的几十年中，各国政要在我们心目中的起起伏伏。实际的情形应该是，无论评价还是信息，常常变化很大，甚至昨是今非，或者今是昨非。
“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胸襟。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不要说出国、乘飞机，就是火车，没坐过的也是多数。大多数人没出过省市，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每次地理考试，同学最怕的就是问各省的省会，因为死活记不住。外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绝对的缺项，信息来源更是单一偏狭，连参考消息都没资格看。
然而，这些并不妨碍外国政治人物在话语里出现的频率，因为大喇叭、报纸，还有各种批判稿，让这些名字无时不在，耳熟能详。
我们不但知道强国大国的政要，更知道弱国小国的领导，五大洲无所不晓，无所不评。有的国家的一把手二把手，甚至三把手四把手，估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一无所知，但我们却脱口而出，不打磕巴。
强调一下，我说的都是过去，近些年的事，大家还记得，就不费唇舌了。
美国这个地方，简称美帝，政要被痛斥的应该最多，其实也不一定，这要看什么时候了。
杜鲁门这个名字，现在记住的不多了，可我们小时候却是幼儿也知，原因就是入了童谣：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有的小朋友或许年龄过小，根本不明白杜鲁门是什么意思，以为与肚脐眼之类的东西有关。
直到改革开放后，仍存有记忆并且对各国历史感兴趣的人士才会重新看待杜鲁门这位美国总统。原来，他既没被老虎吃掉，也与肚脐眼无关。
肯尼迪，在当今的知识库存里，是位被美国人民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在我的儿童时代，却是位极端反面的人物，如果出现在国际消息里，肯定是挨骂的。他遇刺身亡时，北京有家大报还刊登了一幅漫画，名为“啃泥地”，本以为很有正义感，不想却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约翰逊，现在一提这个名字，人人就会想起那位辞职的英国首相，但在五十年前，这个名字指的却是美国总统，一位在报刊国际版永远上讽刺漫画的人物。那时，约翰逊的名字是和侵略越南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示威集会，还是社论、声明、批判稿，只要一提援越抗美，自然就少不了骂约翰逊。在漫画上，约翰逊的丑陋鼻子我至今不忘。
后来，大约过了十几年吧，当人们已经彻底忘记这个名字时，有的文章才客观评价了他的功过，说他在美国总统排名中居然还靠前，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是功绩里的一项。
尼克松总统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不用说也明白，他的访华，那是外交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后来，已经不是总统的尼克松再次访华，依旧可以受到总统般的礼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评价外国人的最美用词，尼克松可谓当之无愧。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他也是经常挨骂的美国人，尤其是他当副总统的那些年，反共反华是对他的形容词。其实，他最出名的还是访华两年后的“水门事件”，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作者菲利普·加斯顿
当然还有基辛格，如今仍健在，始终是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类报道里，很少看到有负面消息。
里根总统，照理说，也应该是位被重炮猛轰的人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他就任总统前，我在报纸国际版上就经常看到有关他的负面新闻，那时他是州长，挨骂的次数不少。但他当了总统后，反而中性的、积极的评价猛然增多起来。他是中美建交后来访的首位美国总统，八一七公报也是在他任总统时签订的。其执政八年，恰恰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
美国还有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老布什，里根任上的副总统，里根之后的总统。这位老朋友还真够老的，活了九十多岁，早在1974年，他就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据说在任期间，最喜欢与夫人骑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当上总统一个多月就踏上了再次访华之旅，中国总理当时的礼物就是飞鸽牌自行车。他当总统的那几年，中国发生的事情，本应该与美国势不两立，处于火山口上，但由于老布什的尽力，还是维持住了两国的基本关系。老布什在中国的舆论里，也是以正面形象为主，直至去世。
在我的记忆里，英国首相在舆论里挨骂的比较少，大概因为那时知道的也少。而受到高度赞扬的却有一位：希思首相。他算是位特别友好的人士，不但长相特友好，实际也很友好，曾访华不知多少次，认识中国几代领导人。开始在报刊上看到称赞他友好的时候，还是文革期间，真是不容易。很多中国乐迷都爱提起他的指挥风采，因为他还是位指挥家，来华指挥过几个交响乐团。
2002年，希思获得中国授予的“人民友谊使者”称号。他逝世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所有报道里的标准称呼。
不过，在希思去世多年后，他的名字竟然被卷进一桩性侵儿童的旧案之中，一时间，英国舆论哗然。
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以她的行事风格，照理说，在舆论里应该是挨骂最多的一位英国首相，可事实却不然，就连大众话语里对她也从未愤恨不已。因为一提撒切尔夫人，人们就会津津乐道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的那一跤，其他好像都远不如这一跤管用。这一跤，让大家多少年来都感觉她已经彻底丢了面子，认了栽，按照老北京的说法，是栽了面儿。
英国政要里，挨骂最多的不是首相，而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大约有近一年，这个名字在舆论里就是十恶不赦，千古罪人。到了香港回归时，他的臭名程度达到了最高峰。不过，有趣的是，又过了几年，我在报眼的消息里忽然见到一张巨幅照片，里面热烈握手的情景令我久久不忘。报道称，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到访。随后，我见了不少人，说对他们说彭定康来了！不料，回应的都是一脸茫然，大家半天都记不起来。
戴高乐将军
法国总统，在我从小到大到老所见到听到的舆论里，大概算是西方领导人中评价最高的一类。戴高乐去世时，正值文革如火如荼，可天安门前、新华门前、外交部门前都降了半旗，毛主席在唁电中的一句话，我记得死死的：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听起来，好像快赶上了社会主兄弟国家的领袖了。想想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对一位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此盖棺定论，真是罕见。
日本是个首相换得最勤的地方，走马灯一般。就我过去所见，日本首相里面挨臭骂的和被盛赞的基本是一半一半。
从我记事时起，佐藤荣作这个名字就不断出现在报刊上，而且总是与美国走狗、什么什么急先锋、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关系等等联系在一起。那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民间往来却热烈无比。1966年，都文革了，一个670人的日本青年访华团还要启程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大概是佐藤过于不满吧，竟然让他给拦下了。报纸上为此批判他是破坏中日友好的罪魁祸首，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只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则报道，说在日本的某次纪念大会上，佐藤荣作特意走到中国贸促会代表的面前致意，好像算是比较正面一点的新闻。
直至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佐藤荣作，也就是遇刺去世的安倍晋三的叔外祖，曾出任三届首相，当了7年多。在他的任内，日本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他还提出了“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1974年，这人居然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他的那个走狗称呼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还有关，因为他对尼克松的国际政策多方配合，有的简直就是亦步亦趋。就在尼克松访华后，他也不甘落后，提出亲自率团来中国访问谈建交，但被拒绝。中国政府不想和他对话。
与中国对话的当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田中角荣，他不但率团访华，而且比美国更进一步，一举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我们的脑海里，田中的形象始终是正面的，尤其在毛主席、周总理面前，他那谦恭的样子，一直记忆在心。
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访华，日本人还带足了用水，这是大家疯传的内部消息，大概算是那个年代的花絮。说北京的水硬，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以前觉得有自来水吃就不错了，哪里还会想到什么软啊硬的？
谁知，田中角荣比尼克松更惨。1976年，已经下野的田中遇上了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历经7年，数百次开庭，其情节与影视剧差不多，最终在1983年10月，他被判处4年徒刑，罚金5亿日元。田中不服，反复上诉，直至1995年，通过三审，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不过，此时的田中已经去世。
在田中角荣访华的日子里，与他齐名的是外相大平正芳，一位慈祥面孔的老人，其促成田中访华的重要作用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称赞。他和田中一样，是那个年代，我们心目中的日本杰出政治家。1974年，他再度访华，签订了两国的贸易协定和航空协定。在担任首相后，他第三次访华，与中国多位领导人关系密切。2018年，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他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华国锋执政时短期内两度访日，写下了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高领导人出访记录，第二次就是专程参加大平正芳的葬礼。
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解释，就来自与大平正芳的一次谈话，他回忆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大平正芳在访华期间，曾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发表演说《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轰动一时，听者无不赞誉有加。
“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还会有许多狂风巨浪向我们袭来，但只要我们能回顾双方两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互相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里为两国长久和平的友好关系而自豪。”
1979年，邓小平会见太平正芳
正是大平正芳，在与邓小平会见时提出了对中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设想。从此持续三十来年，日本每年都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再加上各种无偿援助，基本伴随着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脚步。这对百废待兴，资金、技术、经验极度缺乏的那个时代，至关重要。
大平正芳去世很早，1980年走的，享寿七十，对他的评价，我的印象里，似乎都是正面的。可有一个事实我们当时并没记住：他也参拜靖国神社。
自田中角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首相在舆论里都是以赞誉为主，尽管上任快，下台也快，但由于他们的形象和对华友好的言行，反复出现在报刊、广播、电视里，所以当时都了然于心，下笔就能写出那些名字来，有人的长相至今难忘：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等等。无论在朝在野，他们都不断访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新闻的熟面孔。
三木武夫自1971年后就多次访华。有个传说，当时一传十十传百，有鼻子有眼，说毛主席忽然连续拍了沙发木扶手三下，身边的人不知何意，只有机要秘书明白，原来想要三木武夫的材料。
中曾根康弘，活了一百多岁，依照今天的标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该是个被痛批的人物，标准的右翼、鹰派。在他担任首相前，我曾多次在报章国际版和参考消息上看到文章，指名道姓，称他是复活军国主义的干将。但恰恰在他任首相时，中日之间官民友好往来达到了最高潮。而且从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几代领导人，与他都有深交。
2008年10月，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年已九秩的中曾根康弘，还有他率领的日本日中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团。领导人回忆起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情景后说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当年参加联欢活动的日本朋友来华故地重游，共叙友情，很有意义。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细川护熙，这位日本前首相，估计如今早就被忘光了。他是一位非自民党首相，上任后毫不含混地表示要反省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为，向受害国道歉，这与很多中国人熟知的退休后过着极为平民化生活的村山富市对历史的态度一样。就因为他的反省，后来还遭到枪击。但如果查三代的话，他却是近卫文麿的外孙。与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相比，他的外公可要比岸信介还要岸信介。看来，查三代也未必能说明什么。
羽田孜执政时间很短，但他来中国很多，好像走亲戚一般。他还称自己是中国移民的后裔，祖上姓秦，秦朝时随着徐福渡船来日本，“凡是与中国沾边的事，我都高兴去做，有关徐福的活动，我都想参加。”据说这也是他讲的。
喜欢穿中山装，也是羽田孜的特点，这大概让以衣装定爱国的朋友更难理解了：一个喜欢穿中山装的羽田孜，居然是活跃日本政坛几十年的要人。
对朝鲜领导人，在我成长的年代，可以张口说出名字和职务的，除了金日成外，有崔庸健、吴振宇、朴成哲、李钟玉、玄峻极、金永南等人。其实，吴振宇、崔庸健与金日成一样，都有在中国常年生活和战斗的经历，在中国有亲人、师友和战友，还能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我熟悉崔庸健这个名字，是在1969年。别看我年纪不大，但天天阅读人民日报已是习惯。那是国庆二十周年，崔庸健的名字猛然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这是文革以来朝鲜领导人首次访华，被认为是修复关系的开端，而我家的邻居中有几位长辈还和他是熟人。后来看了崔庸健的生平才知道，原来他不但是朝鲜领导人，更是中国的老革命，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很多重大事件，他都曾亲历过，职务不低。
南朝鲜，也就是韩国，李承晚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时，后面是带匪帮和傀儡的，朴正熙和全斗焕，那叫军事独裁。光州起义时，我正读大学，看到媒体上都是口诛笔伐。只有到了卢泰愚时，评价明显转变，等到金泳三、金大中相继当选总统，正面评价就占主要位置了。后来，读了不少介绍韩国近现代历史的文章，才明白，原来李承晚也是独立运动的领袖，朴正熙，就是朴槿惠的父亲，他当政时，韩国迎来了经济腾飞。
说过日本和南北朝鲜，再说说苏联，简称苏修，有很长时间，对苏修仇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帝，苏联领导人在我们的舆论里是万炮齐轰、批倒批臭。其中，批判赫鲁晓夫的时间最长，上批判文章标题的次数也最多，到了后来，连中国的赫鲁晓夫都成了一项天大的罪名。叛徒、头子，再加上由于他的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等等，我们倒背如流。从小学一直到插队落户，我都是在批判赫鲁晓夫的岁月里度过的。
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苏关系逐渐好转，我才在翻阅资料时看到，1961年4月9日公开发表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实际是这样说的：
“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赫鲁晓夫访华
4月10日，报章还发表了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莫斯科的发言：
“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至于赫鲁晓夫的其他许多罪状，就不说了，经历了改革开放，我们才想明白，那只是一种改革罢了。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评判，后来看起来，还挺有先见之明的。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这是十年中的一个铁定称呼，报纸广播的国际新闻，批判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的篇幅从不吝惜，批判的词汇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似乎就没做过什么好事。可到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对他的评价已经改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逝世“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著名的“九评”中的第三评叫“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当时我年纪很小，但已经记住了“铁托集团”这个称呼。后来年纪渐长，才知道，南斯拉夫原来是个比苏联更老牌的修正主义国家，铁托呢，是“叛徒”“走狗和应声虫”。我家有本“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小册子，看到里面说早在1948年就把铁托集团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与南斯拉夫修好，而对南斯拉夫的关系，却成了中苏交战的焦点之一。到了1977年8月底，华国锋执政不久，铁托终于访问中国，恢复了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热情拥抱的场面接二连三。铁托后面从此去掉了集团两字，1980年铁托去世，报纸的评价就更高了。
1977年铁托访华
霍查和谢胡，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尤其谢胡这个名字，我怀疑大概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两个名字当年可是如雷贯耳，天天上新闻的。因为阿尔巴尼亚，那时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还写成了歌子，人人会唱，老幼皆知。多年前，我去罗马，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与老板聊了起来。原来他是福建人，就是因为太熟悉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名了，所以跑到欧洲的首选就是阿尔巴尼亚，不料千辛万苦，去了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叫一个后悔，最后终于又辗转来到了意大利才算定居。
其实，当时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也是我们熟知的人物，曾5次来华，与中国领导人非常熟悉，每次都可以热情畅叙。1975年，他被处死后，我在报纸看到整版篇幅刊登霍查批判巴卢库文章的译文，里面说巴卢库反党集团如何如何。我一字一句阅读了这篇长文，还划了重点，感觉各种罪名和说辞与中国当时的近似度很高。直至九十年代，才在报刊上看到，这是一起冤案。后来，又读到了详细的冤案描述。2001年7月，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前军队高级将领的遗骸重新安放仪式举行。这种重新安放仪式与中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很像。
谢胡（左）和刘少奇
巴卢库死后，就轮到谢胡倒霉了。谢胡更是那个年代上头版头条的人物，一旦来访，那是要十万人夹道欢迎的。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阿关系降温，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将中阿关系的分歧公开，并猛烈批判中国，1977年7月在报章上发表长篇大论，攻击毛主席。1978年7月，中国决定全面停止援助、终止合同、撤走专家。当时看了这些消息，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于是，霍查、谢胡，从中国舆论的中心位置消失。1981年，报纸刊登出谢胡自杀的消息，人们一下就认为这是内部斗争的结果，多半是霍查干的。
恩维尔•霍查，在我的中小学时代，大家可能连自己的爷爷奶奶叫什么，都未必说得出来，但没有不知道恩维尔•霍查的。我们记外国人的名字，一般都记最简单的，连斯大林这样的人物，斯大林的前面是什么，多半也没人清楚，可霍查，大家都能叫出个恩维尔•霍查，可见其知名度有多高。可如今，恐怕连霍查是谁，多数人都需要翻查手机里的搜索了。霍查的反修态度那可是坚定得不能再坚定了，先是坚定反南，后来又坚定反苏，最后疯狂反华，反华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宣传画里中国人民老朋友恩维尔·霍查
当年比霍查知名度稍稍弱一点的“老朋友”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他来华访问时，我这个中学生曾经就站在夹道欢迎的人海中，“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也算近距离看到了他的尊容，确实仪表不凡。1978年8月华国锋出访欧洲，就有罗马尼亚，从电视和报纸看到了那种热烈的场景，拥抱加贴面。
华国锋回国后谈到出访观感，我在听传达时，印象最深。他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那叫一个高，普通人家都有小汽车、电视机、冰箱，住房也很宽裕，经常可以出国度假。直至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原来相比之下，这两个国家在欧洲算穷的，不过，比阿尔巴尼亚强。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这位老朋友的负面信息传出来的越来越多，甚至在参考消息里时不时都能窥见，比如他的老婆也位居高位，仅次于丈夫，家天下、夫妻老婆店、一言堂，大家那时格外熟悉的词汇都用到了这两口子身上。而且，他们一家子生活奢侈，每年花费大量美元进口生活用品，等等，也被传了过来。等到他们夫妇被处决的死讯传来，人人都觉得这是早晚的事情。
在全世界的领导人中，过去我们了解较少的是美洲，当然美国除外。对加拿大这么个领土面积世界第二的国家，其领导人，我们常年一无所知，谁上谁下，从未关心，只知道有个不是政要的白求恩大夫曾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个名字那真是家喻户晓。此外，还有两个国家，那时报章介绍算多的，一是古巴，二是智利。
古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我已经记事了，所以市面上出现大量古巴糖很有印象，当然也曾吃过，但没几年，古巴成了修正主义，老朋友卡斯托罗被批判，报道日益减少，即便有也没什么好话，只有古巴和美国对着干的当口，还能见到几句声援。好像到了九十年代，中古兄弟关系才得到全面恢复，曾经的老朋友卡斯托罗这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倒是古巴另一位已故名人切•格瓦拉早就来过中国，还见过毛主席。
1960年切•格瓦拉访华
诗人聂鲁达是我最早知道的智利名人，家里还有一部聂鲁达诗选，第二位就是阿连德总统了。
阿连德总统1970年当选，1973年在军事政变中身亡，我当时读初中。他主持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报纸上不断有介绍，他死的时候，从报纸舆论到四周邻居，大家还伤痛了一段时间。靠政变上台的军人皮诺切特，因为政变，当时也成了我们熟知的人物，报纸的国际版不时会出现这个名字。读着读着就发现，原来阿连德当政时智利曾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恶性通货膨胀与物资短缺更是困扰全国。而被全世界左派恨之入骨的皮诺切特，在他统治的长时期里，智利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皮诺切特还一直致力对华友好，中国发生什么大事都会来电，有关中国的各种聚会也都参加，一身戎装笔挺地坐在那里，鼻子底下的一道胡子给人印象很深。
非洲，是我读中小学时，在报章里受赞扬比较多的地方，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更是频频出现。
埃及的纳赛尔，继任的萨达特，再往后的穆巴拉克，是我们熟知的人物，都是报刊上的正面形象，1981年10月萨达特被刺杀的场面媒体报道极其详细，至今不忘。
小的时候，一个刚果（金）一个刚果（布），是最头疼的问题，总是分不清楚。刚果（金）的卢蒙巴是我们心目中的非洲英雄，而背叛了卢蒙巴的蒙博托是“美国走狗”，被所有报刊一再斥责。但在1973年蒙博托却来华访问，那个时候，已经改称扎伊尔了，我当时也加入了欢迎的群众队伍，他戴的那个豹子皮帽子老远就看到了。以后他又多次访华，两次与毛主席畅谈。记得去欢迎前还在学校上了时事教育课，专门解释为什么蒙博托也来了，走狗如何变成了好友。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是我们当年最熟悉的两个国家，说熟悉，是中学生都可以张口叫出两国总统的名字：尼雷尔和卡翁达，还能分辨出他们的模样。知道这两个国家，当然还在于报纸长期宣传的坦赞铁路，最具吸引力的宣传应该是马季与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了，有谁不知道“拉菲克”？很多人还因此记住了达累斯萨拉姆呢。
非洲那时还有位老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北京时的盛大欢迎群众队伍里也有我，他所在的国家叫埃塞俄比亚，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国名。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被推翻了，死得很惨。那时还听过一条内部消息，说他的国家人民在挨饿，而他还在用大块的肉喂养宠物狮子，让老百姓很愤怒。
从小就在报纸上知道一个词汇：南亚次大陆，也就是印巴次大陆。其中有几个国家及其领导人那时是常常可以在报纸上见到的，频率很高。
印度属于第三世界，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其领导人尼赫鲁是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甚至还一度提出过社会主义的设想，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该是个备受赞誉的人物，最初也的确如此，中印往来密切。但当我记事以后，他的名字就成了负面的，起码不那么受欢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当政后，批判文章更多了，第三次印巴战争时更成为舆论抨击的目标。那时报纸有句话我特别有印象，广播里读得也很有力，叫做“尼赫鲁父女两代”，当然是贬斥。以后这位印度女强人遇刺，场面我也记得很清楚，还是她自己的警卫干的。
巴基斯坦还真是个老朋友的国家，无论谁上台，都对中国特别友好，尽管这些总统之间可能就是个你推翻我、我反对你的关系。但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也很铁，记得中美关系改善，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就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我记忆里最早的巴基斯坦领导人，是叶海亚•汗，一个脱口而出的名字。能如此熟悉，就是当年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的结果。他的照片永远一身戎装，先是陆军总司令，后来又是总统。
叶海亚•汗之后是阿里•布托，也是新闻报道中的正面人物，可惜，1977年7月被军事政变推翻，还被逮捕，很多国家纷纷出面要求释放，包括中国，巴基斯坦法院还判他无罪，不料军政府就是想置他于死地，1979年被处以绞刑。那天，他慷慨赴死，记得邻居里的叔叔阿姨还都挺难过，觉得这是位杰出的人物，不该死得如此悲惨。他的女儿贝•布托继承父志，后来也成了巴基斯坦总理。
阿里•布托和他的家人
推翻并执意处死阿里•布托的是齐亚•哈克将军，也是个新闻里频繁出现的人物，多次访华，以前是陆军参谋长，后来也当了总统。他的结果也不怎么样，1988年8月因专机爆炸丧生。
在我小时候，巴基斯坦还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孟加拉国。东巴有位人民联盟领袖叫拉赫曼，那个年代曾是报纸上常见的人物，巴基斯坦以叛国罪逮捕了他，但阿里•布托任总统时被释放，最后成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班达拉奈克夫人，现在有谁还记得？可这是我们当年非常熟知的名字。三次出任斯里兰卡总理，不断访华，其中一次的欢迎队伍里依然有我。从毛主席、周总理开始，她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密切，舆论中也是永远的正面形象。
我们当年熟悉的那些国家和领导人，今天，别说领导人，就是那些国家，大多数人也未必记得住了。
东南亚国家的政要，大概是我们的评价里变化最大的，有的简直就是颠覆性的。
我最早去使馆门前参加的抗议示威，不是苏联，而是缅甸，打倒吴柰温的口号喊得嗓子直冒烟，领着我们这些小学生游行的是体育老师，姓陆，他的嗓门特别大，还站到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的一个台子上拿着喇叭狂喊。文革初期，陆老师夺了学校的权，当了短暂的负责人。其实，吴柰温曾先后12次访华，也是老朋友，所以后来又不打倒了，又恢复了老朋友的关系。
我还参加过印尼驻华大使馆前面的游行，喊过打倒苏哈托的口号。那个时候就知道，印尼的苏加诺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就是梅加瓦蒂，前些年也当选印尼总统。
毛主席会见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那个年代，菲律宾在我们印象里最有名的是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她的巨大照片曾经刊登在报纸头版上，据说她的曾外祖父还是位湖南人，她的形象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见面后的谈资。她的儿子小马科斯，就是现任菲律宾总统，当年曾随父母一起来华访问，连毛主席都认识，拉手拉了很长时间。
在柬埔寨，形象可以完全颠倒的是波尔布特、乔森潘，从英雄一下跌到了谷底。记得那时播放的陈永贵访问柬埔寨的纪录片就有波尔布特陪同陈永贵一起打场的景象，那个亲密劲儿就甭提了，后来，当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那时天天说的韩桑林—洪森伪政权，以后也都改成了老朋友。
胡志明与陈赓
越南那个年代还分南北方，报刊上出现的南北方消息都是反美的，北方叫越南民主共和国，南方的叫越南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名字，胡志明之外，有黎笋、范文同、长征、武元甲、黎德寿、阮氏萍、阮友寿，随口就能说出来。此外，越南南方还有另一拨在报刊上挨骂的人物，叫伪政权、伪总统，先是吴庭艳，后是阮文绍。再往后，黎笋等人也被叫成了集团，改为负面人物。我最早知道黎笋这个名字是在我家住的大院里，有位女士，都四月底了，还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慢慢散步。长辈们告诉我，这是位越南人，越共领导黎笋的前妻。
说到最后，想起了几十年里在媒体上都是非常正面的人物，那就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还有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
我读中学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熟悉西哈努克的形象，还有位总摇头的宾努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永远是微笑、身子微微前倾，不时双手合十。大家不但知道诺罗顿•西哈努克，还都会亲切地简称为：努克。“努克来了”，这是经常听见的群众叫法。西哈努克夫人也是大家心目中的美人，如今都成王太后了。
阿拉法特那个独特的形象，从我读小学一直到半老，好像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几十年里，所有外交场合的讲话，都会听见一句：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解放斗争的领袖就是阿拉法特，直至他去世。到了互联网时代，阿拉法特的另一面才在网上看到，这在过去是无从得知的。
1981年，邓小平会见阿拉法特
回想几十年，各国政要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身为老百姓，如果没有什么像样的信息渠道，又不懂外文，最好将他们仅仅当做饭后茶余的谈资。尊崇也好，发泄对象也罢，就是无需当真，当真了也没用，跟你又没啥关系，谁认你呀。真要为这种事，大义凛然的，那自己岂不成了最后的笑料？过不了几年，万一评价变了，再回头看看自己当初的那个愚态，会是一种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