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雨果两部作品解读传统自由派思想误区

雨果的两部作品《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可谓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也正因为如此，作品的影响力就不可等闲视之。解读这两部作品，可以发现法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政治正确”首都，其思想根源所在。

 

欧洲现代文明的基础发端于基督信仰的传扬。竭力忠实于圣经真理，是美英保守派文明；自义解读圣经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典型传统自由派。如今的奥巴马自由派，则与圣经真理无关；不仅如此，它们追求的是摆脱上帝管教、宪法约束的完全“自由”。为了最终实现“理想自由”，它们连人类最根本的伦理和规则都要颠覆，因此已经堕落为一目了然之邪恶。

 

本文暂时略过邪恶左派不表，单述传统自由派，因为他们向年轻人和善良之人灌输似是而非的假真理，颇有危害。

 

《悲惨世界》等作品，曾经感动过无数读者，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作为传统经典，以后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强大影响力。应该没有人对此有异议。 《悲惨世界》 叙述罪犯冉阿让戴罪出狱借宿主教家偷窃银器再次被捕，主教大爱撒谎为冉阿让脱罪。被道德感化的冉阿让后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是故事主线。因为雨果对自己这部作品的定义是一部“宗教”作品，故此不能与一般欧美人文、社会和爱情小说相提并论。其它故事细节，不在本文关注之内。一百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对《悲惨世界》这部作品充满了赞美、欣赏；可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鲜见有人质疑过这部道德高尚，几近“完美”之作品。然而，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作品影响越大，误导可能越甚。

 

关键质疑：

1.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穷人日子过得艰辛，确实是当时的社会问题。但偷窃这个行为在属灵和属世都是罪，圣经真理从来没有设定“良性合理”偷窃和“罪性非法”偷窃这样的“区别”。布尔什维克割命的“正当性”恰恰就是先“认定”所有富人的财富都是“不义”，因此才后有堂而皇之地抢夺、杀人之“正义”。可见，别人之财是义还是不义自有它的真实和后果；你的偷窃、抢夺之罪无法掩盖。偷窃就是罪，没有任何借口。更何况，主教的银器在雨果和冉阿让的眼里并非“不义之财”，雨果为偷窃找到的道德借口也许只剩下冉阿让“过不下去”了。然而，自己“难过”得确是个问题，但偷窃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什么借口，偷窃是罪，是躲不过去的事实。

冉阿让后来成为富豪， 也说明借债（相当于启动资金的主教银器）勤奋和智慧也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不一定非去偷。我们东方都崇尚“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作为有贵族传统的法国，不会不知道。穷困之下，还可借债；借债不成最后还有乞讨一条路。乞讨比嗟来之食有尊严，当然比偷更有自尊。

 

2. 以圣经为真理的基督徒都知道，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而且这种赦罪基于认罪悔改这样的前提。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主教赦罪之权柄从何而来？主教有什么权柄以有罪为无罪，且“善良”地掩盖偷窃罪行？ 特别是冉阿让连属世认错都没有的前提下，主教就“赦免”了他。难道主教比上帝的权力还大？主教的“爱”比上帝的爱还深？主教的“公义”可以僭越上帝以有罪为无罪？主教有上帝般能预知冉阿让必然改邪归正之超然能力？

 

3. 主教“赦免”冉阿让所采取的方法是“撒谎”；就是以谎言掩盖犯罪；主教过犯，罪加一等。其小说效果是：只要我认定自己在“做好事”，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撒谎不是问题，甚至杀人都是为了正义。这在圣经真理里面绝对是大忌；但在左派眼里却更能显出与众不同的、超越上帝的“大义”。让我们设想：假如冉阿让被主教“赦免”后拿着主教的银子上山打家劫舍，后来杀人无数。那么主教会不会后悔自己的犯罪行为？主教事先怎么能够确信自己撒谎+大爱一定可以换来冉阿让从此洗心革面？

 

自义主教（雨果及许多法国人）、自义自由派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是100%！《悲惨世界》一部小说胜过所有的事实，胜过一切的常识、胜过严谨的逻辑。 掩盖冉阿让罪行使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成为作品的主线，成为法国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想。可见他们完全无视冉阿让的故事绝对是特例；完全无视小说之匠心说教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原则。 否则何以解释今天的“政治正确”；何以解释欢迎中东“难民”涌入、何以解释纷纷主动去穆区送死的白左女？后来从法国发芽蔓延出来的布尔人满世界刀光血影不就是“主教”大爱结出的果子吗？布尔人不就是不择手段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吗？结果又如何？——因此违背圣经公义原则的“自义”，其行为是淫荡的、后果是可怕的。

 

4. 警官的自杀，也是作品为了产生道德震撼感觉的一个重要安排。有明显戏剧和文学效应，但对弘扬真理无补有害。

 

到此，有读者一定会质疑：那么小说如何才能既体现基督大爱，又体现上帝公义呢？ 假如飞云作此小说，那么作品会让冉阿让准备偷窃正要下手之前，观察已久的主教忽然现身。主教的出现使冉阿让的罪行没有得以实施，成为“意念”之罪、道德之罪。然后主教以爱主之心爱人，赠送冉阿让银器；后面的故事可以完全继续。若作这样的情节安排，文学效果不会下降，同时可以弥补小说致命硬伤。

 

雨果的另一篇作品《巴黎圣母院》则把主教描写为故事中基本上是最“邪恶”的人，其产生的影响极其恶劣。基督徒都知道自己的不完美，而作品中的主教则完全看不到基督的任何影子。换句话说，在世人眼里应该是相对常人道德较为高尚的“主教”反而是最虚伪邪恶之人。与《悲惨世界》一样的举反例，以偏概全：报恩野狼救命，风落椰果伤人。给世人的信息就是：连主教都如此邪恶，乃至比不上一般普通人；基督真理？ 不信也罢！对真理门外的读者来说，作品的客观效果就是如此。丁玲们在山西农村“挖掘”乡绅“罪行”不果，然后无中生有编造“白茅女”故事闪动街机仇狠，自由派文人自义反作恶，一脉相承。区别只在“天真”与“邪恶”之间。

 

雨果发表《巴黎圣母院》时大约三十岁的样子；作品中恨不得即刻砸烂旧世界的冲动呼之欲出，其中借主教体现出了对基督的不屑甚至反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读的。作为读者，飞云不准备在此与辩护者争论）。可见他当时非常“愤青”，非常极端， 虽然也非常有“爱情”。

 

30年后的1862年，雨果发表《悲惨世界》。作品体现他的属灵状况相对年轻时已有成长，他甚至说自己酝酿了几十年的《悲惨世界》就是一部“宗教作品”，也就是说他希望以此作品弘扬基督之爱，初心可嘉。

 

雨果小说的产生，和法国的信仰状况有关，和法国人常常自以为义、自以为善、且对圣经真理解读偏差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产生“巴黎公舍”；滋生布尔祖先、乃至今天成为西方政治正确大本营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难发现今天欧洲、美国天真左派（包括许多基督徒）不顾公义原则设立“庇护城”、开放边界、取消死刑、为罪犯开脱的无边大爱，以及亵渎圣经真理凡此种种，从近一个半世纪前风靡全球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等作品里面都可以找到思想原型。

由此看来，谨慎保守完备的圣经真理，是何等重要！

【后面的话】

作为文学作品， 读者包括飞云自己都持欣赏态度。本文意思是要从不同角度解读作品，并无全盘否定意向。这个从本文修改故事情节即可看出，望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