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人批评古人，乃一绝世奇葩

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批评古人之声一直就不绝于耳。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的问题概出于古人（先人），故吾辈后人，不鞭挞之便对不起他们。

飞云以为，无论批评古人还是谴责今人，本来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在谴责之前需要搞清楚事实与基本逻辑。否则闹笑话事小，害惨自己就事大了。

首先让我们从户口system说起。 一提起户口，除了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志们以外，多数人都颇有微词。中式户口system束缚了人的自由和灵性，中式户口必导致目光呆滞、胆战心惊；最终必致自由的缺乏、灵性的失丧。户口唯一的“好处”是上面“管理”下面时显得得心应手，比起放羊、牧牛来不知简单了多少倍。

奇怪的是：我们不少同志，认为户口这玩意儿“已经搞了几千年了”，应该松松了。您看这古人，躺在地下也中枪，比躺在地上中枪还匪夷所思。朱元璋因此抱怨：偶要是早点知道你们那户口system，现在偶的后人还在当皇帝；刘邦不服气骂朱元璋道：俺要是实行了户口system，现在全国都姓刘了。有的有学问的同志，借助于自己的影响力，居然引经据典，不顾朱元璋、刘邦、金花咕嘟等人的反对，硬是“坐实”了古人玩儿户口游戏欺压百姓这件事。皇帝们个个都觉着冤枉不堪。

比如：所谓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  本来指的是借迁徙以“避役”；其中实在是没有不允许迁徙之意。再比如所谓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也只是明初天下大局初定之时的权宜之计，要义是朝廷要通过路引掌握人民流动的情况，不是不让他们流动。之后，明朝更迅速成为了一个流动相当自由的社会『*注』。

我们反过来通过一些简单事实和常识，也可以完全确信：1958年之前，中国社会几乎从来没有过以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这样的举措（注意：这里关注的是户口限制、管制人口及流动的特性；不要和历朝以及国外的正常身份户籍登记混为一谈）。

如果有限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不会有苏秦张仪，不会有孙膑庞涓。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自由、开放的社会；那时的人，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充分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

如果有限制，中国不可能有西域丝绸之路、也不可能存在中俄万里茶叶之路。因为若有限制，便没有商人，就像1957年至1980年之间一样。

如果有限制，山东人不能闯关东。

如果有限制，中国就不可能有蜚声海内外、纵横500年的晋商精英群体，中国八大商帮也必为传说。

如果有限制，飞云咋能亲眼得见居住山西的大量山东移民？

中国历史的辉煌程度，和她的自由度完完全全地成正比关系。

故飞云以为，如果您想为当今的户口system 建言， 请不要把中国的先人们扯进来。当今的户口管制制度，是最近最新的天才独创发明；把这样无与伦比的原始发明权授予祖先，他们真的担待不起。

第二让我们谈谈皇帝独裁。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喜欢“顺便”抨击自古以来的所谓皇帝独裁。皇帝的确是独裁了，不过如果您期望晋公汉帝、世民光义、明宗清主为您创立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发笑的恐怕不止是西人，闹不好您自己也会被自己的穿越意识所折腰。

在全世界都实行国王皇帝酋长制度的历史时期，相对而言，中国的多数皇帝们对他的百姓们完全是能够说得过去的。除了不能造反，中国皇朝的子民们拥有相当的自由，皇帝们对子民们的管束相当的“克制”，对社会的操纵相当的慵懒。县衙机关，一个“县长”（县太爷）一个副县长（师爷）几个衙役（警察）；一县几万十几万百姓养活区区几（十）个人（？），基本没有太大的难处。

孔孟之道不由县太爷灌输，乡以下地方由乡绅义务管理自治。飞云家乡至今依然沿袭一定的自治模式：乡民矛盾多由他们共同信得过的人调理解决，不劳上级衙门。

结婚生子、土地买卖、造屋农桑、雇佣经商、学孔孟还是法老子统统由个人自己解决。衙门负责劳役税负处理一方治安；朝廷在政治上科举取士，经济上放任其它而专营盐铁几种（但也不完全是垄断取利，比如会以“盐引”诱导鼓励民间经营利微或无利的产业或商运），仅此而已。导致清亡的四川保路运动，仅仅是因为清廷想要把民营的铁路收归国有而已，可见清代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实力。

历代王朝最后难逃覆灭命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综合的。如秦之残暴、隋之奢靡、元之野蛮等。所谓地主阶级对民间的掠夺造成阶级矛盾导致王朝覆灭的说法，至少在历史上是最不靠谱的。如果阶级斗争造成了改朝换代，那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应该有大规模杀地主重新划分田地的事情发生。事实是中国历史上，把全民土地收归国有、集体所有的人为消灭阶级“矛盾”（非自然淘汰）的改朝换代，也就发生过一次而已。许多“学识渊博”的学人哀鸣：“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形态就没有发生过变化”。还有许多学人“悲叹”说“辛辛苦苦××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飞云建议这些同志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多动动脑筋；因为您们的脑袋里面装的都是洪秀全们编的历史“知识”，距离史实一千万零八百公里。那距离足够把翻筋斗的孙悟空累死十次、摔死三次。

若真回到“解放”前的那个自由水准，受惯了无微不至关怀管束的您，难以适应那种自由倒是真的。

目前的您，在无法回应您的指责、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古人前能够大胆自豪的事情倒是也有，比如：晋文公没有坐过汽车，唐太宗没有乘过火车，康熙居然难逃小小天花而成为麻子皇帝，慈禧没有见过飞机，蒋介石甚至都没有用过爱疯-1。

最后，飞云需要再一次地说明：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批评古人，唯一只是需要适当注意场合和环境。比如，一个常年吸食俄产纯白面儿的瘾君子，红眼乱发、浑身乱颤、带着哈喇哭腔时不时批评他的祖先腰上别了一杆旱烟枪，就有些奇葩壮观了。

* 陈宝良: “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安徽史学》 2005年02期第1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