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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和冯雪峰 - 两只锦鸡(ZT)
来源: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于 2019-12-26 18:54:23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2317 次 (19081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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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初冬的寒冷伴随着政治气候上的严酷,使人们体会到是“沁人肌肤”这个词语的内涵。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独自一人,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东城朝阳门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叩开了一间低矮的平房的门。癌症已到晚期的主人冯雪峰打开房门,在适应了光线看清了来人后,短暂的沉默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场面的一幕,这是将永远定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10年,周扬有9年是在关押中度过的。由于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秘书和女儿——他在关押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周扬刚出狱时,女儿周密多次问过他在狱中的情况,周扬很少讲。当周密问到为革命出生入死却被关进党的监狱的心情时,周扬对女儿说:
好几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被整死了,许多老同志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们来,自己受这点罪实在不值一提。我被关押的时候,刚开始也觉得很苦闷,很委屈。可是后来我就想通了。我能想通,是因为我想到在延安时毛主席跟我的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说,做事不要有委屈的感觉。他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认识不到,所以感到委屈。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毛主席这几句话是在几十年前随便谈的,却对我有很大帮助。无非是这三种情况嘛,有什么委屈。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至少要有这种精神。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逆转和倒退只是暂时的,一定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一些。
这样的心曲,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考察新时期周扬的一条伏线——一个人只有从个人的一切跳出来,才能高屋建瓴地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深刻的反思。从新时期以来周扬与“文化大革命”前的表现判若两人来看,这老头子在监狱里没有白过——惨痛的教训,一旦得到科学的总结,立刻转化为宝贵的财富。
这样的一种心态,使周扬对历史的审视,便有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以往的种种作为的懊恼,使他能以不同于以往的目光来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与自己相关人事沧桑。这其中,当然包括与自己有四十年隔阂的“对手”冯雪峰。
从前来看望自己的友人及冯雪峰的儿子那里,周扬得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之举。在周扬给楼适夷的信中,周扬认为,冯雪峰是“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讲了他去看望冯雪峰的情况: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与周扬交往密切的秦川,也知道这次会面:
那次周扬去看冯雪峰时,我正到周扬家去看他。我刚到,他从外边匆匆回来,并告诉我是到冯雪峰家里去了。他与我聊了聊冯雪峰的情况,情绪很激动。他说,让我在他家等一下,他还要去冯雪峰那里。我和苏灵扬不解。他解释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从苏灵扬手里拿走三百元,匆匆走了。
在周扬与冯雪峰的交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冯雪峰渴望回到党内的愿望。
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像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可是,冯雪峰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文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在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一九五八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您解决,为您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说可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去试试看。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在两人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也许周扬和冯雪峰一样,认为陈早春的“走上层路线”的建议是可行的。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已故的温济泽生前也记得,这封信是周扬在病中写的:
1975年周扬出来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个老朋友时,在食堂碰见了他。他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我的朋友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信,还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谈起了雪峰。他告诉我,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恢复雪峰的党籍。说着,他拿起身旁的信让我看。可惜,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当然,在1975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着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此后不久,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在楼适夷给周扬写信时,抄录下这则寓言并特意注明是“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两只锦鸡,多么确切的比喻!
要知道,在冯雪峰写下这生命的绝笔的时候,对周扬仍然是按敌我矛盾的口径在进行批判,把“国防文学”作为反动口号,把周扬作为“叛徒”,把周扬作为“四人帮”的“指使”者的说法,依然充斥于报章。但是,冯雪峰相信,周扬绝不是这些人笔下的周扬,他与自己一样,是一只锦鸡。
五色斑斓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态,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的确确是“漂亮的鸟类”;建国后,又同在一片蓝天下工作,也先后遭受磨难,吃足了“左”的苦头,虽然锦鸡身上被抹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为“漂亮的鸟类”,今天,一只锦鸡患了重病,另一只锦鸡物伤其类。两只锦鸡在昨天,纵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终于互相致意了,两只手重新握在一起。这一举动表明:锦鸡终究是锦鸡,而麻雀终究是麻雀。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禁限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在11月举行时,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与麻雀》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