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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度灰》，性虐背后的深意
罗斯·多塞特 2015年02月16日
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一切文化现象最后都要透过意识形态作一番解读，《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书、电影、手铐和鞭子品牌——凭负面评价走红，让诸位文化战士感到有些困惑。这是否是道德底线的又一次突破——对所剩无几的传统道德发起的最新一次冲击，将一种多年来讳莫如深的生活方式奉为主流？还是说这个如今已经很出名的故事，包括里面的男子汉亿万富翁和他那个受惩戒的女性宝贝，其实是一个逆反潮流的童话，在怂恿世人屈从于一个最新版的父权社会？

答案当然是两者都沾一点，而这也正是这几本书成功的秘诀：在算不上多有文学气息的字里行间，性爱革命的核心张力被巧妙驯服，得到了圆满解决。

从一个角度看，这场性爱革命显然具备平等主义的特质。它要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有淫乱的权利，不带负罪感地追求性满足——而这些，一度是由掌握特权的顺性别异性恋男性独享。它要拥抱一个人人可以自由去爱的社会，人可以从任何感兴趣的人和物那里获取快感。

但再换个角度，同样还是这场革命，似乎更像给强大的、掌握特权的人发了一张许可证，让他们可以去捕杀那些弱小的、容易被利用的人。这是休·海夫纳(Hugh Hefner)、拉瑞·弗莱恩特(Larry Flynt)、乔·弗朗西斯(Joe Francis)的性爱革命，年轻男性消费的网络色情内容，大概有98%属于此类。这样的革命更利于兄弟帮(fraternity)的男性，而不是他们的女性宾客，更利于富人而非穷人，更利于漂亮的人而非相貌平平的人，更利于身心解放的成年人而非没有父亲的儿童……这样令人沮丧的对比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正如法国作家帕斯卡-伊曼纽尔·格布利(Pascal-Emmanuel Gobry)近日所提出的，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性爱革命，有时更像是“性爱反革命”，是转过身去，向一种更接近前基督教时代罗马的放荡主义大踏步进发——反平等，等级化，男尊女卑，重长轻幼，上层社会压迫底层。

有时这场革命的两面彼此会发生冲突。比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隐姓埋名去作花花公子兔女郎；或1980年代女性主义者对色情制品的抵抗运动；或今天的社会正义活动人士向大学兄弟帮文化宣战。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梦想并非冲突；而是一种结合，放荡主义中贵族风范带来的刺激，被以某种方式保留了下来，但最具剥削性的元素经过处理后已经变得平等而安全。

换句话说，目标是最终能像罗马人一样享乐，同时不用碰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用避孕和堕胎防止麻烦的婴孩出现，有关“同意年龄”的法律让年轻人不要太早加入进来，通过针对发起性交精心制定的法规，我们可以体验到提贝里乌斯(Tiberius)和赫利奥加巴鲁斯(Heliogabalus)时代的宫廷淫乐，却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所以说，我们的性爱平权人士不打算制止派对或终结狂欢。他们只是希望用“明确同意”来控制我们的求爱文化，让妓女成为被赋权的性工作者，歧视女性的色情可以用女性主义的另类作品来平衡，危险的父权一夫多妻制要让位于安全的平等多元之爱，让萨德(De Sade)的瑞斯丁娜在安全暗语的保护下，享受被任意摆布的幸福。

《五十度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找到它的受众群的，它的故事几乎完美贴合了一个梦想：一个被0.001%权贵阶层的化身追求、勾引、鞭挞的幻想，这是一个危险而又不会太危险、如卡里古拉(Caligula)般让人毛骨悚然但实际上脆弱不堪的男人，最终证明自己是一个体贴的配偶和父亲。

真实生活中的克里斯蒂安·格雷(Christian Grey)，摆脱一切桎梏的男人，可能会是个纯粹的好色之徒，比如玩性爱派对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或在私人飞机上翻云覆雨、被判教唆14岁幼女卖淫罪名成立的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但在幻想中，在两面结合起来后，他就成了一个首先要操控支配你，最终却爱上你的人——前提是你要跟阿纳斯塔西娅·斯迪尔(Anastasia Steele)一样足够地小心，签一份事无巨细的合同，详尽阐明你能接受多大程度的操控。

这一系列受到的深刻的批评，同样也是发人深省的。问题不在于色情或性虐有什么不对——别傻了！不是的，只是性虐还不够安全（因为女主角并非皮绳愉虐的行家，没能力制定基本规则），格雷先生的癖好受到的苛责有些过分（这些东西的根源都是童年创伤，对于地牢那场戏来说是不公平的），爱情太老套、太“直”了，也没有赋予人足够的力量。

这些算不上真正的批判；它们只是意识形态的勘校。它们的浮光掠影，是在赞颂E.L.詹姆斯(E. L. James)的成就：她创造了一个连许多批评人都愿意去意淫的幻想，一个与我们的社会相称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