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之三国演义——房崇游记

大英博物馆之三国演义

 

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没有看任何博物馆，当时就想着，把博物馆留到伦敦去看吧，那才是世界级的，让我一次看个够。

两年前来过大英博物馆，初步印象是馆舍旧，面积小，有点失望。这第二次看的印象比上次好得多，旧是因为资格老，挤是因为存货多。这有点像与人相交，大英博物馆不是亮丽少女，让你一见惊艳，而是儒雅长者，须深交方能体会。

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是世界上最老的公立博物馆。馆舍在1759年建成，至今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规模，想想那还是乾隆年间，这正说明了当时大英帝国的远见和气魄。藏品从最初的7万件发展到700万件，涵盖世界多个国家所有主要文明。在博物馆建立的前100多年间，正是大英帝国国势上升，称霸四海，发展为“日不落国”之际，所以有条件搜罗五洲文物，丰富扩充馆藏。

英国之前也有霸主，像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但他们只知抢占地盘，欺压异族，哪懂得发扬文明，为我所用？英国之后还有强权，就是美国，可惜晚了一步，错过了开发、掠夺珍宝的最佳时机。历史为英国提供了机遇，英国人也懂得抓住这个机遇，因缘际会，造成了大英博物馆傲视全球的地位。

大英博物馆里的藏品如山积水漫，难以简单记叙。如果随便贴上几张照片，那不是我的风格。在回家后深入研究一些藏品背景的基础上，忽然想到仅以三件（组）镇馆之宝的来龙去脉为例来讲故事，它们正好是三种人类主要文明的代表，也是英国与三个国家关系的缩影，是谓“三国演义”。而且顺藤摸瓜，在这三宝三国之间，还能发现藕断丝连的因果连带关系，看似小说的伏线，实为历史的机缘。

话说天下大势，兴衰轮替，各领风骚。在大英博物馆建立了40年以后的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觐见乾隆皇帝，却没有达到开埠通商的目的。当是时，孕育了古老文明的埃及和希腊两国，还都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统治着。几年后拿破仑的法国攻占埃及，又被英国人赶走，再与奥斯曼谈条件。我要讲的“三国演义”，就由此开场。

 

埃及：罗塞塔石碑

 

1799年，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附近，法军上尉皮埃尔·弗朗索瓦·扎维耶·布夏贺（Pierre-François Xavier Bouchard）在修筑要塞地基时，意外地挖出来一块黑色的石头。他意识到有字石碑的重要性而向上级报告，石碑被送到开罗给随军古物专家们研究。要说拿破仑的军队真有文化，一个普通下级军官就懂得保护文物，而大军远征还带着文物专家随军而行。正如150年后中国的一位统帅所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1801年，法国军队被英国军队打败。按照停战协议，法军在三年占领期间所获得的古物也都归英军所有。法国人已知此碑的重要价值，把它藏在一条船上想蒙混过关，却被英国人搜了出来。次年，此碑终于被运到了伦敦，以乔治三世国王的名义，送大英博物馆保存，成为镇馆的第一珍宝。

此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原本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y V）的诏书，但其价值在于，上面用古埃及象形文、当时埃及世俗体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镌刻着同样内容。古埃及象形文字已失传多年，无人能识，而古希腊文是可以辨识的。三文对照，就让古文字学家重新读懂了古埃及文字，从而成为打开古埃及文明神秘宝库的钥匙。

埃及馆在大英博物馆里占了最大部分的面积，罗塞塔石碑就摆在入口最显眼处。所有来客都为它而来，两年前我竟懵然不知，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这次好好看了一下。在巴黎罗浮宫和开罗博物馆，都有此碑的复制品，但是只有伦敦的这一块是真品。

听说埃及政府想讨回这块碑，但是英国人怎么肯给呢？

 

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

 

埃及本来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的苏丹当然不喜欢英国占据自己的地盘，就与英国谈判归还领土。英国驻奥斯曼大使既是个精明的外交家，又是个品味高雅的贵族和狂热的文物爱好者，所以提出条件，要用希腊雅典卫城的古董雕塑来交换土地。奥斯曼苏丹觉得这买卖很划算，反正是异族异教的老古董，乐得慷他人之慨。就这样，英国大使获得了在雅典“发掘和取走任何带有铭文和人像的石头”的特权，也就自视为合法。

希腊首都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殿宇恢弘，雕塑精美，成为后世全球建筑的典范。在希腊文明衰落后，虽然这神殿曾被改换用途，但在大约2000年里保持了基本完好。在奥斯曼人到来后，把它改为清真寺。1687年当威尼斯人来进攻时，神庙竟被当做火药库，不幸中弹爆炸，建筑严重损毁。此后又过了100多年，古建筑已是一座废墟了，奥斯曼统治者当然不当回事。

1801年7月31日，英国大使带来人马，对帕特农神庙雕塑下手了。连续几个月，最多时雇用了400余人，工具是简单的锯子和炸药，切割拆除下最精美的大理石雕塑，包括神庙三角墙上割下的１９个浮雕、１５块墙面、５６块中楣、一个女像柱、１３个大理石雕头部雕像以及其他碎件。这些石雕装船运回英国，每船几十箱，前后4条船持续了10年。

１８０４年１月，第一批６５箱珍宝运抵伦敦，就堆在额尔金寓所的地下煤窖中发霉。而额尔金本人却落到了法国人的监狱中，蹲了两年。他出狱后一直在寻求买主，待价而沽。1816年，英国政府出资35000英镑买下了这一批希腊雕塑，收藏进大英博物馆，成为又一批最珍贵的宝藏。

现在，这些雕塑占据了一个巨大展厅的全部。它们被以当年英国大使的名字命名——额尔金大理石（Ｅｌｇｉｎ　Ｍａｒｂｌｅｓ）。额尔金其实是他的爵位封号，第7世额尔金伯爵本名叫Ｔｈｏｍａｓ　Ｂｒｕｃｅ，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后面还将提及。

近几十年来，希腊政府一直努力，想促成流失国宝的回归。英国政府和博物馆严辞拒绝，哪怕是借展也不行。2004年雅典主办奥运会前，曾以此为理由讨宝，落得失望。8年后伦敦主办奥运会了，生气的雅典人甚至提出过“No marble, no flame.”就是你不还雕塑，我不给圣火。当然最后还是不得不照样点火。本来英国的一个理由是还给你也没有合适的场馆保存，希腊咬着牙在2009年建成了卫城新博物馆，但最精美的雕塑至今留在大英博物馆中，让雅典人徒叹奈何。

 

中国：《女史箴图》

 

我刚读到额尔金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耳熟。继续读下去，才发现真的不是陌生人。这个大使获得的爵位是世袭的，他的子孙也叫额尔金。就在大使7世额尔金雅典凿石运雕像的60年之后，他的儿子8世额尔金James Bruce子承父业，成为英军统帅，带领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下令火烧圆明园，并曾谈判“天津条约”，主持九龙土地交接。这个小额尔金对中国，可算罪孽深重。如果八卦一下的话，甚至有人查出，当初老额尔金坐牢的两年里，他妻子曾因耐不住寂寞而出轨，后离婚，使小额尔金成了王八蛋。

这样就可以说到第三件珍宝，来自中国的古画《女史箴图》了。当我还是小学生时，就读到了这样的知识：晋代的大画家顾恺之所画《女史箴图》，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画家创作画卷，被帝国主义者掠夺到了英国。（即使是唐代摹本，也极其珍贵。）这次在网上查询，有的资料说，此画曾经被乾隆皇帝收藏在圆明园里，被英军士兵盗窃带回了英国。若果真如此，那就又是额尔金的责任了，可谓理想的起承转合。可惜再细查，此图不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流出，而是在40年后的八国联军时。虽然还是要记到英国侵略军的账上，但是与额尔金家族无关了。

1903年初，英军上尉克拉伦斯·约翰逊(Clarence A.K.Johnson)走进大英博物馆，带来一幅中国的卷轴画，仅要求鉴定上面一个玉别子的价值。博物馆研究员西德尼·考尔文爵士(Sir Sidney Colvin)和助手Laurence Binyon展卷之下，却看出了此画不同寻常——就凭他说得自中国宫廷，就凭满幅的朱红玺印，这鉴定不难嘛。他们仅出价25英镑就买下了这幅画，捡了一个大漏。此画在1910年初次展出，约在1914年，博物馆雇用日本裱画师，把卷轴裁为四段，裱在木板上平面展览。所有懂行的中国专家都认为，如此分割平裱，是无知妄为，是对珍贵古物的难以挽回的破坏。

据记载，此图原与其他三幅古画一起，被乾隆藏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颜其室名为“四美具”，正如同藏书法的三希堂。约在慈禧时期，移至颐和园。这个英军应该是在破坏颐和园时，偶然顺走了卷轴。80多年以后，他的女儿在博物馆看到了此画，说是他爸在北京搭救了一个贵妇，贵妇为表示感谢而赠送此画。这故事一听就不靠谱，她哪知道这画只能出于皇家。

那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里特意寻找了半天，找到了中国书画室的门口，却吃了闭门羹，未能见到心仪已久的《女史箴图》。以后再查资料才知道，此画在2008年以后6年没有展出，2014年4月公开展出了一个月，是在一个特制展柜中，将不再移动。以后每年只展一个月，其它11个月里将原地遮光覆盖。这“女史”将足不出户，就别提归国了。

（以上二图来自网络）

三件镇馆之宝来自三个文明古国，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英国自己的珍宝。它们之所以汇聚到了大英博物馆，都是因为两百多年来英国的国势昌隆，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风云际遇。三件镇馆之宝看似各有来源，互无关联，细寻却有类似的命运，内在的因缘。大英博物馆之所以要硬着头皮顶住，一件也不撒手，是因为牵一发动全身，退还一件就将满馆皆空，甚至说整个欧洲都要被搬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古物没有可能会移动位置，回归祖籍。

过去，重要珍贵文物的易手一是靠战争夺取，二是靠金钱赎买。但是以后即使有战争也不再抢夺文化财产，作为国家财产的文物也不能买卖流通，各国博物馆里的重要文物就很少再会转移了。所谓原属国的权利，所谓来源的合法性，所谓政治或道义的理由，在现状实情面前，都不那么重要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至少是绝大多数）变得更为文明、理智，不冲动不好战；另一方面也是地球村中更为趋同，谁保存都是人类的文明，到哪看都看得见。大英博物馆、罗浮宫和美国大都会中的文物是这个理，我稍早在柏林看见的埃及、希腊（土耳其）文物是这个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中华文物也是这个理。我上一次提到奥地利美术馆中的克里姆特名画被转移到美国（见《维也纳：追寻克里姆特》），是个特殊的例外，因为纳粹充公理屈，因为亲属后人状告，因为美国法庭太牛，因为奥地利政府太软，几项条件凑到一起，难以复制。

我的看法就是正视现实，接受现实，让文物国宝安于现状。大概是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且在海外生活了多年，所以才变得这么心平气和，中立公允，这么现实就是合理，大度没有脾气。“流失”海外不一定值得悲悯，最佳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回归”祖国。或许我的看法与国内的朋友不同，这也没什么奇怪，我自己不也是流失海外多年吗？或许我更能体会国宝的遭际？国宝有灵，是耶非耶？

附录：

这是我在大英博物馆中看到的一件中文书法作品，觉得水平甚高，非常喜欢。特附录于此，并提出三个问题，征求答案。

所书何体？（即是谁的风格？）作者为谁？何时何地？

答案将在下篇公布。此问答无奖，答对答不对，都可交个朋友。

 

下篇预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