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在金秋向春天致敬（下）房崇游记

布拉格：在金秋向春天致敬（下）

 

我们住的地点是老城里的犹太区，楼下对面就是犹太旧墓园（上集第一图曾露出一角），算是布拉格的一处景点，我们不用进去也就算看过了。它曾经在300多年里埋人10万以上，在地下层层叠压。这是继柏林后的第二次了，犹太人总是爱把墓地设在城市的中心区，阴阳共处，让我称奇。等旅行结束后我发现，此次访问的四个中欧城市（四国首都），每个城中都有一个犹太区，占据五分之一左右地盘，让人直观感觉到这个民族的强势。

布拉格犹太区曾经在20世纪初大拆重建，改造市容，用公寓楼房代替了破旧脏污的旧房。这样我就得知了所住楼房确切的年纪，当然近期又经过了装修更新。这对别人大概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走到哪都注意这个。

那次拆建只留下了少量旧建筑。次日出行换了一个方向走，不远处就看见了犹太人自己的市政厅，这真是市中有市了。

沿着这个方向走到河边，是另一座桥。从书中看到，就在正对此桥的山顶平台上，曾经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像。而最大有多大？当时无从想象，这问题也留待后期研究。

布拉格的精华在老城，而老城的核心是广场。

广场上，在古建筑环伺中间，是宗教改革者胡斯纪念碑群像。这位比马丁路德还早100年的英雄曾经担任查理大学校长，却因为坚持真理而被火刑烧死。

惬意享受的游客们怎能想到，就是这个广场，在古代曾经是执行死刑的刑场；在现代的1948年初，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聚集了大批工人民兵到此，站在一座古建的阳台上，宣布开始一党专政。此刻，我身边走过一个中国游客，边看地图边说：附近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博物馆呀！

且慢追寻历史，权先享受当下。广场上，我拍到一张马车和汽车背道而驰，而汽车上正好有一个中国元素。

广场上的地标建筑是旧市政厅，塔上有精巧无双的天文钟。在广场上餐馆的露天席位坐下，听奇钟报时，看暮色渐垂，觉秋风送爽，品捷克名啤，是我们最浪漫温馨的一餐。

再次走到查理桥头小广场，这次知道了那站着的雕像是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他手中拿着建立查理大学的文件，建校时间竟然是1348年。我迅速地换算出那是在中国的元朝（因为知道大维德花瓶的年代是1351呀！），比我的母校整整早了550年。一下子，早就隐隐感觉到的文化差距用时间来量化了。

我们在上图右侧的圣方济教堂里听了一场管风琴音乐会，像是经历了一次仙乐的洗礼。在布拉格街头，被拦路送上的只有各种古典音乐会的广告，每天晚上在不同场所同时举行，保证你连听一个星期不重样。没有卖房广告也不是诳人的一日游，这样的文化品位飘逸于全市，普及于全民，你就是有钱能买得来吗？

在老城的另一角，右边是建于19世纪末的市政堂，是剧场和配套文化建筑；左边的叫火药塔，原来是城门处，是老城和新城的分界。

附近是共和广场，我们在这里遇见两拨从北京旅游来的年轻人，坐在一起聊了会儿天。等晚上听音乐会时，竟然又巧遇其中的一对新婚夫妇。这把我的思绪引回了北京。

布拉格的历史不比北京短。令布拉格人骄傲的这些景点，很轻易地可以追溯到相当于中国的元明时期，而且并非是个别的点，是整体风貌。布拉格城比北京小，布拉格路比北京窄，布拉格也是首都，布拉格也曾是社会主义。但是人家怎么就知道不拆房拓路，人家怎么就知道保存旧城呢？我不得不承认，人家当年的领导，比我们的领导缺的是造反精神，多的是文化修养。路遇的那几个年轻人肯定比我更熟悉今天的北京，但他们哪见过当年的老北京是何模样，他们哪懂得当年的“捷修”曾被口诛笔伐？

布拉格到处都是古迹，却很难找到共产主义时期的遗痕了。我只能等回家以后，从网上搜寻，解答沿途所见的几处疑问。原来1945年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是民主政体，由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和从英国回来的民主派共同执政。1948年2月，共产党组织工人，发动政变夺取全部权力，对此老城广场就是见证。此举受到大学生反对（那年建校600年啊），结队走向总统府，吁请民主派的总统不要屈服，遭到共产党掌握的军警镇压，就在我那天上山路过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哥特瓦尔德上台后为向斯大林献媚，决定建大塑像，选址在伏尔塔瓦河西山上，貌似君临整个城市。像在山上就必须大，高达30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花岗岩的巨像必然耗时长，直到1955年才建成。这时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都已死去两年了，而雕像的设计师也已经在整肃中自杀，三个直接当事人都没能见到塑像的落成。这个马屁明显拍得太晚了，斯大林在1956年即被苏共否定，巨像顿时成为“捷冏”。耗到1962年终于决定拆除，可是那么一大坨石头怎么拆呀，只好定向爆破，炸成碎石。

到了“布拉格之春”发生时，我已经有自己的记忆了。不是指旋律悠扬的音乐节，而是人心激荡的政治思想运动。196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和共产党领导争取独立自主和思想解放，摆脱苏联控制，迈出了实际的步伐。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哪能容忍，当年8月20日，苏军偷袭空降占领布拉格机场，坦克列队开上布拉格街头，苏联率华沙条约国军队在一夜之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布拉格之春”在夏天被扑灭。改革派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等被捕，押到莫斯科签订城下之盟。

我那时候是中学生，正处于革命热情渐退，下乡压力初起的惶惑中，当然信息不通，不知道远在天边的捷克发生了什么。中共与捷共都与苏共为敌，却是左右两端，南辕北辙。按照“文革”思维，应该是“捷修”比“苏修”更“修”，但是忽然不提了，报纸上只谴责“苏修”侵捷，是“社会帝国主义”了。后来，林彪担心苏联以同样手段闪电袭击中国，后来中国与美国接触导致尼克松访华，都与布拉格的这个夏天有关。再后来，到70年代末我们上大学时，中国也迎来了思想解放运动，才体认到“布拉格之春”的重大意义。

我到布拉格，本来不光为访古，很想能寻访一些“布拉格之春”的纪念地，使旅行更具深度。可惜时间和信息都有限，没能踏足历史的现场。回家后再查资料，才知道位处新城的瓦茨拉夫广场（捷语Vaclavske Namesti，英语Wenceslas Square）才是政治集会的中心，也曾是苏军坦克的集结之地。1969年，有一位青年为抗议占领而在此自焚，现在还有碑纪念。看看地图，其实那天我走得已经离此不远了，却缘悭一面。那天听说的那个把共产主义变为收藏的博物馆，也在瓦茨拉夫广场的边上。

回首40年，从1948到1989年，捷克经历了三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或正或反，竟然都是几乎不流血的和平演变。能屈能伸，以柔克刚，这大概说明了捷克人民的民族性格。或许，这也与他们的领导和群众都太有文化了有关。说到文化，捷克出了三位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一是卡夫卡，二是昆德拉，三是拉维尔。卡夫卡忧郁地揭示着荒谬，昆德拉从“布拉格之春”引申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至于拉维尔，则领导了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后经民选做了两届总统。领导人有文化，是国民之幸。哈维尔这样说：“捷克和平革命的原动力，是一种深厚的人文传统，这不是苏联坦克所能摧毀的。”旨哉斯言。

“深厚的人文传统”——我在布拉格所看到的一切，有形古迹及其背后的无形遗产，不都可用这一言以蔽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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