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名家，才发现他好谦卑

 

近距离看一个谦卑的名人

 

 

 

本地大学举办空前的中国人文和艺术节，邀请了好多亚裔艺术家和作家演讲，哈金是其中一个。

英文系一个来自尼泊尔的教授，也是正在崛起的作家，早就计划为哈金举办一个家庭宴会。我们有幸得到了邀请。时间过得真快，太太今天出门前，告诉我，今天晚上就去参加那个宴会。她还请求主办人也把另外一对中国夫妇邀请去。说起来，那对中国夫妇还是哈金当年在山东大学的同学，只是失联多年了。

那对夫妇来接了我们，就一起赶去赴宴。说好是6:30，我们早到了10分钟。不过那里已经先有来客，我们倒也不显得突兀。进门后，男主人三木然特迎上来欢迎。看门廊那里有好几双鞋，知道是要脱鞋的。同去的朋友顺口问了一句：“就把鞋脱这里？”三木然特笑道：“亚洲人都这样。”我们把穿得齐整的鞋都脱了，然后走进去，女主人芭比塔正在厨房里忙着，我们跟她打了招呼，走入厨房。里面有张桌子，上面放了碗碟，里面都是小吃，大约都是些尼泊尔传统食品。我们取了小纸盘，再取了些食品，就走到外间客厅去。客厅长长的，靠外这个部分有一张咖啡桌子，沿四周摆放蒲团。靠里的部分有壁炉，壁炉两旁摆放了沙发。

来客三三两两来到，无论男女老幼、尊卑贵贱，都看着前面的榜样，把鞋一一脱掉，连费劲穿上的长靴子也不能得到豁免。看着一大堆各式各样高高矮矮的鞋挤在靠门的走廊里，觉得画面有些喜感。又佩服主人家真有自信，硬是让一般进门不脱鞋的美国人们都躬身把鞋脱了。穿了袜子的，多了层保护，倒是好些，可怜有女士光了脚，先不说她们感觉冷不冷，别人看去就生了些惜香怜玉的感觉。

问三木然特，哈金什么时候到。他答：“哈金直接从飞机场赶来，飞机5点半着陆，他从机场再坐limousine，不知啥时候到。”从机场到这里，总得一个小时一刻钟左右，如果同坐那辆limousine的乘客多，就可能要多花些时间。想起哈金的成名作是《等待》，而来客们也在此等待着他，心里不由一笑。

来客已经塞满了厨房和客厅，大家开始取了大纸盘子用餐，菜都是女主人做的，据说前几天就开始做了。看去都是糊状，并带黄绿色，大约是印度风吧。左右看了一看，来客实在太多，有站在厨房里客厅吃的，有坐在客厅地板上吃的，也有坐蒲团上吃的，总之，凡有空间，人们就不拘一格，三三两两，边吃边聊。

我们端了盘子，到了大门右边的客厅里，一边吃，一边看四周墙上的装饰。男主人过来，我问他尼泊尔文化是不是受藏文化影响深，他笑道：“应该同时受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的影响。比如那幅……”他指着墙上一幅金象图，说那就是印度文化。

这么聊着，只见大门不远处有车灯亮着，大家就不约而同说：“到了”。三木然特笑道：“好像不是呢，是拖车吧。”的确，那车的顶端有一排灯，像是拖车。这么一来，大家就有些泄气了，目光从外面扭到室内。

大家都错了，哈金的确来了。他提了两个包，走了进来。一进门，放了包，就把戴在头上的黑色绒帽揭掉了，然后跟男主人握手。他也不例外，脱了鞋。他的老同学迎上去，跟他打了招呼。他经过短暂的判断，叫出了老同学的大名。我们也迎上去，跟他打了招呼。他看去很谦和很诚挚，甚至有些矜持，留了很短的头发，头发大都白了。个头大约一米七二。声音不高，语速平缓。

哈金的到来并没有惊动其他客人，大家按照既定秩序各就各位，该聊天，仍旧聊天；该吃饭，仍旧吃饭。哈金到厨房里取了盘子，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取了一盘吃食，大嚼起来，还连连说：“好吃，几天没有吃到好饭菜了。”我们四个人围着他，跟他聊起来。

最近读了一个关于他的采访，才惊异地知道他自从1985年出国后，就没有再踏上大陆的土地。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拿不到签证。难道因为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跟最近一些年来颠覆红色历史的陈忠实、贾平凹、方方等大腕作家的小说相比，也不见得就尖刻到哪里去，而那些人却仍旧可以贵为官方作协的官僚。我带着疑惑问他究竟，他答，无非两件事，一是到台湾时，有人问他对台独如何看。他答，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不愿看到台独，但独不独，是台湾人的选择。按说，他不是官方人物，面对台湾人这样回答，也算周全。第二件事，是在08宪章签了名。就为了这点事，他居然就是拿不到签证。我表示不解，说：“刘再复都可以回去，不理解他们为啥不让你回去？”他迅速答道：“刘再复是他们的人，以前是文学所的所长。”闻罢，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起了严家其和陈一咨这些体制内的人也同样没有能回去。他母亲前些年去世，他去申请签证，也被拒绝了。就在前不久，他再去申请，再被拒绝。他无奈地说道：“反正我妈过世了，不回去，也无所谓了。”当真吗？哈金这个笔名中的哈是哈尔滨的简称。据说，哈金把哈入笔名，是因为他喜欢哈尔滨这个生养了他的美丽城市。他该会梦到过这个城市，梦到过故国的岁月，回不去，其实是很有所谓的。

问他最近在写什么。他说：“在写李白传。有人要我写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我一查，发现还没有一本关于李白的英文传记，于是就想，不如就写一本李白的传记吧。”哈金开始是写诗歌的，还出版了几本诗集，由他来写李白传，倒是合适不过。李白漂泊一生，最后客死他乡。哈金对他除了敬仰，还有几分惺惺相惜吧。除了李白传，他还写了好多诗歌。对此，他解释道：“太忙，没有时间写大块的东西，就趁一些零零星星的时光，写上几句。我太太前些年得了肺癌，不仅是晚期，而且还是容易恶化那种。不过，通过治疗，几年过去，癌细胞居然消失了。”我们都连连称奇，说肺癌治愈率很低的，能治好，真是奇迹。他说：“是的，肺癌治愈率低，不过美国医疗真棒。那家医院还有几个中国移民，也是得了肺癌，也都活了好多年了。”

我们的话题就转移到癌症上来。他介绍了好几种治疗癌症的草药，印度的南美的都有。我们问他尝试过中医吗？他说，也试过，可是效果不明显。“癌症患者多半是被吓死的”，他说道。我接话道：“这么说来，中国人对得了癌症的亲友掩盖真相，还是有道理的。”他笑道：“那是，不过美国医生的方式也很了不起。我太太患病之后，第一次见医生，那医生就说‘我以后还会经常见你的’，由此鼓舞起病人配合治疗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听到我说，我儿子在读医学院，他问：“准备做什么？”我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他说：“有个学科非常好，这就是皮肤科。不是太紧张，有自己的生活。”前久看了一个各科医生收入排名表，还记得皮肤排在前列。于是我接道：“是，而且收入不错。”

我们聊着，不时会有教授或者院长来跟哈金打招呼，打招呼的同时，还对我们说：“对不起，打搅了。”哈金居然也没有丢下我们，到人多的地方去周旋，就跟我们呆在厨房里，心安理得地聊。也许，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哈金还是觉得中国人的圈子是舒服区。这时候，我觉得哈金很中国。中国人去参加爬梯，总是会聚在一处，真的是人以群分。而且，哈金一用中文聊起来，就不夹带英文。想不到，哈金用英文写作成名，又在美国大学里做英文教授，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中国人。他的风骨或者做派跟另外一些同胞相映成趣，那些同胞英文不见得就好得不得了，无非是皮毛的英文说得溜一些，在同胞面前说话，就居然高调甩英文，还表白道，自己中文没有英文好。哈哈。

终于，女主人上前来，说要全体合影。这样，我们才出了厨房，走到客厅里。大家或坐或蹲或站，挤在一起。一个画家有说有笑，把照相机拿到手里，高高举着，对着人群，按动快门。闪光灯闪了好多次。有人叫道：“总有一张是好的。”

之前商量了，由我们一道送哈金到他下榻的旅馆去。合影完毕，来客纷纷告别。我们一行五人，由哈金的老同学开车，消失在夜幕中。小城太小，来不及说点什么，纵然把旅馆认错了，走了冤枉路，旅馆还是一忽儿就到了。大家相约次日再见。哈金的老同学在车上神秘地告诉我们，跟哈金约了，次日晚上，讲座完毕，我们两对夫妇再回到旅馆来跟哈金聊个痛快。我连忙主动提奉献：“我可以带啤酒，上好的德国啤酒呢。还可以带茅台。”司机的太太道：“刚才没有见哈金喝酒。人家不喝酒的吧。”好的，那就不带，只带嘴巴和耳朵。我开始挖空心思酝酿问题，基点是独到和特出。

会场设在大学里的艺术学院里。吃了晚饭，早早去了，等了另一个朋友，然后穿过长长的草坪和树林，跨过乔丹河上的木桥。天气突然降温了，一下又从春意融融退潮到春寒料峭。艺术学院门口正有一个露天音乐会，几个乐手在上面缓缓扭动身体，弹吉他和歌唱。其中一个女的穿的黑丝袜，外面套了热裤，性是性感，就是看得人哆嗦。听众倒是不算少，周围还有好多小吃摊。空气很冷，气氛却热辣。我们没有在此停留，径直进了艺术学院。

 

会场是个展厅。时间还早，座椅整整齐齐摆放了约莫200个，还没有一个人入座。四壁有一些学生的习作。走了一圈，浏览完毕，又到另外一头的小展厅。那里展出的只是一件作品，如同千万个蓝色的胸罩连缀而成的几大块状物件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呈飘浮状。不知是何寓意，在墙上张贴的说明里才找到了答案。原来这是一个叫Liu Beili的华裔艺术家的作品，叫补天。再走过去看究竟，发现这些物件下居然牵连着千针万线呢。

 

回到会场的前排坐定，一边看微信，一边等着哈金开讲。观众就像潮汐一样渐渐涌进，不知什么时候，会场居然满了。前一晚的接风宴主人上台介绍哈金。他中规中矩，也不信口开河，拿着手里的两页讲稿，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听说哈金并阅读哈金的作品讲起，语气诙谐，满满的都是欣赏和羡慕。

哈金上前，对全场听众简单问候了几句，翻开他去年新出版的小说《The Boat Rocker》的前面几页，朗读起来。语气平缓，声量适中，就如同在自己的客厅里给一群朋友朗读。那段情节是书中主人翁落地北美之初的一段经历，妻子提出离婚，让他猝不及防，顿时陷入困境。然后，他又翻到书的末尾部分读起来。那是两人关于国家和政党是否一体的争论，谈到了国乒选手不服从领导安排，擅自打败队友，最后获得冠军的事。虽然用了化名，但我知道那是在说1987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单打比赛的故事。何智丽和管建华在半决赛相遇，领导认为管建华更有把握夺冠，故要何智丽让球。不想何智丽却不听安排，击败管建华，挺进决赛。虽然她最后夺得冠军，但却被除名国家队。读完这一段，哈金解释道，在中国的语义体系里，没有跟State相应的词，导致中国人把统治者跟国家混为一体。

哈金开始是写诗的，后来写了短篇小说，再后来，又以长篇蜚声文坛。近年来，因为繁忙，他又经常写诗了。他进而笑着发挥道，在中国的文人看来，诗歌是比小说更高的艺术形式。小说，顾名思义，只是Gossip而已，不如诗歌的文学色彩纯粹。他拿起一本竖排本的中文诗集，挑了困境、流浪和失去的月亮等三首朗诵。语气依旧平静，没有太做作的抑扬顿挫。每读完一首，他再把相应的英文版本再读一遍。两两比较，倒是饶有趣味。他的诗歌句子都不艰涩费解，一听，就可以把握其中语义。英文版本也一样，听和理解可以同步。在哈金诗歌的两种版本里，诗歌不可译不再成立。这样说，当然不是绝对的。比如，在流浪这首里，他写道，既然选择了流浪，就活得像条船，从一个港湾到另外一个港湾。诗里，他试图表现的是一种流浪的悲凉和惨淡，但又选择了港湾这个温暖的、平和的、让人可以归依的词。而在英文版本里，关于港湾这个词汇，他用的不是Harbour，而是Port这个中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词。就诗歌流浪的基调，英文版本用了Port竟是更贴切一点。也许，在中文的诗歌里，用港湾而不是港口更显得像诗，也就是说，港湾是诗的语言，而港口不是。朗读失去的月亮这首前，哈金特别解释道，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月亮是个可以交心的朋友，文人可以没有朋友，但却可以对着月亮倾诉。当然，现在不一样，人们的知心朋友成为了智能手机。说完，全场一阵哄笑。

哈金选择的这三首诗歌，色彩都是灰暗的，调子都是沉郁的。似乎他在借用这些诗句表达三十来年难归故里的一腔哀怨，但同时又表现自己漂泊中的坚强。两种意味糅合在一起，就平添出了些悲壮。

朗诵完诗歌，提问环节开始。一个女生果然就中文版本中的港湾和英文版本中的Harbour提问，就教于哈金。另外一个美国教授就哈金小说中的出现的Fuck提问道：“在英文中，Fuck除了有性的意味，还有搞糟了的意思。中文的对应词是不是也一样？”哈金作了肯定的答复。又有人好奇地问他，写小说的时候，他脑海中关于人的对话，是英文的呢，还是中文的。使用第二种语言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如何进行和操作。想来，这些听众都为哈金用非母语创作的小说摘取美国文学最高奖的成就而折服和惊叹吧。

哈金自己倒是没有陶醉（这跟北美华文作家群里好多人热衷于戴一顶著名作家著名诗人桂冠的现象交相映衬），他最后说道，他总是劝作家不要用非母语创作，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出版商和读者会把你放倒。他调侃到：“世界上有很多种很差劲的职业……”却把下半句生生咽了下去。

演讲完毕，主持人宣布哈金在厅外签名售书。我们仍留在大厅里，兴味盎然地跟两个学生讨论刚才的演讲。隔了好一会，朋友来通告，当晚跟哈金私会的计划泡汤了。因为哈金才在下午接受了一个请求，为英文系几个学生的作品点评，次日早上就得跟学生们见面。今晚他回去还得辛苦阅读呢。我们只好来到厅外，要求签名的队伍已经快要散尽，等前面一个人走了，我把他的书呈上，让他用中文签了名，又把拙作一本赠送给他教正。签完字，他站起你跟我握手，还笑吟吟说道：“记得给你儿子说，皮肤科是个好选择哈。”我答：“我会的。”就告别了他，这时，又有人涌上来，围在了他的身旁。

 

出得门来，外面还是寒夜，而我们的心里，却多了分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