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粥记录1
一个自称庸现的朋友打来电话，我说“自称”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庸俗的现代主义，简称庸现，这样的称谓，就像古人常挂在嘴边的“鄙人”“在下”“小的”什么的，只能用来自称，不能用来他称，人家可以自己谦虚，我却不能帮着她谦虚，所以在她自称庸现的同时，我把她称做雅后，意为高雅的后现代主义。我在这里没有任何讽刺和挖苦的意思，雅后的确即高雅又后现代主义，是少见的能把这两个有些相悖的词汇如此自然地统一于一身的当代人之一。
“凤八和龙九正在睡觉，”我说，“。。。。。。”
雅后及时地截断了我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孩子已经十三岁了的她宁愿和一个慷慨陈词的平庸艺术家谈话也不愿和一个兴高采烈的伟大母亲聊天，于是在她的逼迫之下，我整理了一下情绪，重新投入到平庸艺术家的角色之中。
熬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粥，不喝几口就倒掉有些可惜，所以我拨开粥里的汤汤水水，捡些黑米红枣什么的盛进碗里。
以电话粥记录的形式对神圣的当代艺术品头论足，这里多少有些投机取巧的把戏——可以为自己条理的零乱和行文的随意找到被原谅的借口，或者有哪句话不小心得罪了哪位艺术家也好为自己开脱一下责任——随便说说的，不必太介意了。
1，真政治和假政治
我不反对艺术和政治牵连，甚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它对人类对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政治。我喜欢艾未未和陈丹青，很大成分正是因为他们艺术背后的政治。让我觉得反感的是为了拔高自己的艺术价值，牵强地使用政治符号，或者为了让自己左右逢源，模棱两可地暗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用什么符号来象征什么，是不能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两大格局之外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西德艺术家把芭比娃娃作为象征符号来讽刺对物质贪得无厌的消费社会，柏林墙倒后马上就有本来穷得衣不蔽体的东德艺术家也来画什么芭比娃娃，刚刚从吃不上饭变成抹着油嘴打着饱嗝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有那么灵敏的反思系统能这么快就去质疑物质消费的无度？如此滥用象征符号，感染力和说服力当然要大打折扣。艾未未用几千个七岁孩子背过的书包去捅观众心灵上的伤疤，这么个捅法，不可能不让每一个明白“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了七年”意味着什么的成年人都流血不止。于是乎就有人把几千个大红灯笼罗列在一个什么地方，至于那些灯笼是用来象征遍布神州大地能娶得起四个老婆的地主老财还是用来象征遍布在整个地球范围内的中华饮食文化发扬者，我们无从得知。这种到处可见的模棱两可的象征手段不能不让人怀疑艺术家有类似蝙蝠观战时的投机心理——鸟赢了我就是鸟，兽赢了我就是兽。文革的符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不仅让人觉得陷入了老生常谈的车轱辘里面，而且还让人联想到让我说的我使劲说，不让我说的我坚决不说的阿Q革命精神。至于有人从鼻子里哼出的那句“读不懂尼采就看不懂我的画”的名言，听了以后总让人觉得和“愚蠢及不称职的人看不见这件衣服”的话有相似之处的嫌疑。再至于有人一边吃着自己刚拉的屎一边说“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虽然是勇敢地使用了“强权”这样的敏感字眼儿，但还是让人感觉到有些哗众，看了之后除了让人对该艺术家挑战生理极限的勇气叹服之外，并没有觉得吃屎和强权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尽管如此，艺术家敢于不回避“禁闭字”的气势还是让我们肃然起敬。我没有苛求艺术家都要当张志新的意思，我的意思只是说，要政治就请给我们来点真的，不政治的话也没有人逼你政治，实在是没有扭捏作态的必要——当然，为了卖相好，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的行为在我们这个商品社会里也不是无法原谅，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化妆成艺术家的商人们也不必在意另一个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向买主们透露了一些本来只属于圈内人的商业秘密。
2，真抽象和假抽象
和假政治比起来，假抽象简直可以算是无伤大雅，所以在欧洲这样的福利之地好之者趋之若骛。歌唱跑调了没法遮羞，文章写跑题了也不好解释，但是画儿画邪了却可以郑重宣布：我抽象了。其实抽象和抽筋一样，不是想抽就抽得了的，抽象是建立在对大量具象现象的观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最后好不容易才提取出来的一点精华，抽象来源于具象，高于具象。周易算经里面有“勾三股四玄五”的记载，那是个具象的现象，后来又有人发现了勾六股八玄十，那还是个具象的现象，直到毕达哥拉斯由此推理出了a的平方加ḅ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时，具象才算上升到了抽象，苹果蒂落掉到了地上是具象的现象，桃杏李梨蒂落掉到了地上也都是具象的现象，只有当牛顿告诉我们那是万有引力定律，具象才上升到了抽象，没建立在具象基础上的抽象不叫抽象，应该叫抽风，就像有人一听“勾三股四玄五”挺神的马上就跟着说“勾四股五玄七”，那就是抽风，因为没遵循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定理。好的抽象艺术作品比好的具象艺术作品还耐人寻味，但不好的“抽象”作品比不好的具象作品狗屁得多，因为不好的具象作品顶多暴露了作者水平的低下，但不好的抽象作品却挥舞着抽象的大旗，让胆小的人看着这面旗的威风就不敢妄加评论。
对于一件艺术作品，评价它到底是抽象的还是抽风的远远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那么容易，曾经被贬为抽风的作品，在短短几十年后却突然变成了抽象的极品，正因为不容易辨认，才导致一群领着社会救济金又不愿意说自己好逸恶劳的人，趋之若骛般地躲在抽象艺术家的大旗之下，谁对他们产生质疑，他们就用凡高的不幸遭遇来教育谁。说实话，关于真抽象和假抽象，我虽有勇气明确阐明我的评价却没有信心肯定我的评价正确。记得几星期前和一个中国的款姐一起逛商场，从来不和我谈论艺术的款姐突然间指着一幅印刷品对我说：我挺喜欢那个人的这种画。我顺着款姐的食指看去，见到了马提斯。把马提斯叫成“那个人”，在画画的人听起来好笑的程度相当于七零前的人听见九零后的人指着屹立于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说“那个向我们招手的大老爷们”，本来想笑，但转念一想，此话出自不知道马提斯何许人也的款姐之口，更加说明了款姐的欣赏水平，其可信的程度反而要超过有专业知识积累的业内人士，当一无所知的款姐对几十年前的艺术欣赏能力都会偶尔超过了业内人士的时候，说明了那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已经早就彻底地成熟了。
我一直认为，能把复杂晦涩的理论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释，是一种比能把简单明了的理论用复杂晦涩的语言解释更加不容易掌握的技术，基于这种认识，我把我对真抽象和假抽象的理解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阐明：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喜欢叽里呱啦地乱说话，有德国人说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就告诉人家：我说的是英语，惹得德国人哈哈大笑，因为英语是否，德国人有评判能力，后来儿子学聪明了，对不明白他说什么的德国人声称他说的是汉语，德国人果然不敢大笑了，因为汉语是否，德国人已经没有了评判能力，只能求助于我这个有评判能力的专家，后来儿子更加聪明了，知道事先和“专家”勾结好就不会被揭穿，所以在我被收买的时候，仍然有德国人上当，我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说的是阿拉伯语，我尽管不是专家也不会上当，因为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判断这件事真伪的线索还有很多其它来源，但是如果在很久的将来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说的是阿拉伯语，我也只能求助于专家来判断了，如果在更久更久的将来儿子告诉我他说的是月球普通话，那我就连求助于专家来判断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3，大片和小片，商业片和文艺片 几周前看了泪奥那多主演的美国大片《Inception》，至今回味无穷。实话说，在高雅的文化人士面前坦然承认爱看某一美国大片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累了，明天继续）
“凤八和龙九正在睡觉，”我说，“。。。。。。”
雅后及时地截断了我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孩子已经十三岁了的她宁愿和一个慷慨陈词的平庸艺术家谈话也不愿和一个兴高采烈的伟大母亲聊天，于是在她的逼迫之下，我整理了一下情绪，重新投入到平庸艺术家的角色之中。
熬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粥，不喝几口就倒掉有些可惜，所以我拨开粥里的汤汤水水，捡些黑米红枣什么的盛进碗里。
以电话粥记录的形式对神圣的当代艺术品头论足，这里多少有些投机取巧的把戏——可以为自己条理的零乱和行文的随意找到被原谅的借口，或者有哪句话不小心得罪了哪位艺术家也好为自己开脱一下责任——随便说说的，不必太介意了。
1，真政治和假政治
我不反对艺术和政治牵连，甚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它对人类对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政治。我喜欢艾未未和陈丹青，很大成分正是因为他们艺术背后的政治。让我觉得反感的是为了拔高自己的艺术价值，牵强地使用政治符号，或者为了让自己左右逢源，模棱两可地暗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用什么符号来象征什么，是不能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两大格局之外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西德艺术家把芭比娃娃作为象征符号来讽刺对物质贪得无厌的消费社会，柏林墙倒后马上就有本来穷得衣不蔽体的东德艺术家也来画什么芭比娃娃，刚刚从吃不上饭变成抹着油嘴打着饱嗝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有那么灵敏的反思系统能这么快就去质疑物质消费的无度？如此滥用象征符号，感染力和说服力当然要大打折扣。艾未未用几千个七岁孩子背过的书包去捅观众心灵上的伤疤，这么个捅法，不可能不让每一个明白“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了七年”意味着什么的成年人都流血不止。于是乎就有人把几千个大红灯笼罗列在一个什么地方，至于那些灯笼是用来象征遍布神州大地能娶得起四个老婆的地主老财还是用来象征遍布在整个地球范围内的中华饮食文化发扬者，我们无从得知。这种到处可见的模棱两可的象征手段不能不让人怀疑艺术家有类似蝙蝠观战时的投机心理——鸟赢了我就是鸟，兽赢了我就是兽。文革的符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不仅让人觉得陷入了老生常谈的车轱辘里面，而且还让人联想到让我说的我使劲说，不让我说的我坚决不说的阿Q革命精神。至于有人从鼻子里哼出的那句“读不懂尼采就看不懂我的画”的名言，听了以后总让人觉得和“愚蠢及不称职的人看不见这件衣服”的话有相似之处的嫌疑。再至于有人一边吃着自己刚拉的屎一边说“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虽然是勇敢地使用了“强权”这样的敏感字眼儿，但还是让人感觉到有些哗众，看了之后除了让人对该艺术家挑战生理极限的勇气叹服之外，并没有觉得吃屎和强权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尽管如此，艺术家敢于不回避“禁闭字”的气势还是让我们肃然起敬。我没有苛求艺术家都要当张志新的意思，我的意思只是说，要政治就请给我们来点真的，不政治的话也没有人逼你政治，实在是没有扭捏作态的必要——当然，为了卖相好，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的行为在我们这个商品社会里也不是无法原谅，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化妆成艺术家的商人们也不必在意另一个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向买主们透露了一些本来只属于圈内人的商业秘密。
2，真抽象和假抽象
和假政治比起来，假抽象简直可以算是无伤大雅，所以在欧洲这样的福利之地好之者趋之若骛。歌唱跑调了没法遮羞，文章写跑题了也不好解释，但是画儿画邪了却可以郑重宣布：我抽象了。其实抽象和抽筋一样，不是想抽就抽得了的，抽象是建立在对大量具象现象的观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最后好不容易才提取出来的一点精华，抽象来源于具象，高于具象。周易算经里面有“勾三股四玄五”的记载，那是个具象的现象，后来又有人发现了勾六股八玄十，那还是个具象的现象，直到毕达哥拉斯由此推理出了a的平方加ḅ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时，具象才算上升到了抽象，苹果蒂落掉到了地上是具象的现象，桃杏李梨蒂落掉到了地上也都是具象的现象，只有当牛顿告诉我们那是万有引力定律，具象才上升到了抽象，没建立在具象基础上的抽象不叫抽象，应该叫抽风，就像有人一听“勾三股四玄五”挺神的马上就跟着说“勾四股五玄七”，那就是抽风，因为没遵循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定理。好的抽象艺术作品比好的具象艺术作品还耐人寻味，但不好的“抽象”作品比不好的具象作品狗屁得多，因为不好的具象作品顶多暴露了作者水平的低下，但不好的抽象作品却挥舞着抽象的大旗，让胆小的人看着这面旗的威风就不敢妄加评论。
对于一件艺术作品，评价它到底是抽象的还是抽风的远远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那么容易，曾经被贬为抽风的作品，在短短几十年后却突然变成了抽象的极品，正因为不容易辨认，才导致一群领着社会救济金又不愿意说自己好逸恶劳的人，趋之若骛般地躲在抽象艺术家的大旗之下，谁对他们产生质疑，他们就用凡高的不幸遭遇来教育谁。说实话，关于真抽象和假抽象，我虽有勇气明确阐明我的评价却没有信心肯定我的评价正确。记得几星期前和一个中国的款姐一起逛商场，从来不和我谈论艺术的款姐突然间指着一幅印刷品对我说：我挺喜欢那个人的这种画。我顺着款姐的食指看去，见到了马提斯。把马提斯叫成“那个人”，在画画的人听起来好笑的程度相当于七零前的人听见九零后的人指着屹立于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说“那个向我们招手的大老爷们”，本来想笑，但转念一想，此话出自不知道马提斯何许人也的款姐之口，更加说明了款姐的欣赏水平，其可信的程度反而要超过有专业知识积累的业内人士，当一无所知的款姐对几十年前的艺术欣赏能力都会偶尔超过了业内人士的时候，说明了那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已经早就彻底地成熟了。
我一直认为，能把复杂晦涩的理论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释，是一种比能把简单明了的理论用复杂晦涩的语言解释更加不容易掌握的技术，基于这种认识，我把我对真抽象和假抽象的理解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阐明：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喜欢叽里呱啦地乱说话，有德国人说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就告诉人家：我说的是英语，惹得德国人哈哈大笑，因为英语是否，德国人有评判能力，后来儿子学聪明了，对不明白他说什么的德国人声称他说的是汉语，德国人果然不敢大笑了，因为汉语是否，德国人已经没有了评判能力，只能求助于我这个有评判能力的专家，后来儿子更加聪明了，知道事先和“专家”勾结好就不会被揭穿，所以在我被收买的时候，仍然有德国人上当，我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说的是阿拉伯语，我尽管不是专家也不会上当，因为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判断这件事真伪的线索还有很多其它来源，但是如果在很久的将来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说的是阿拉伯语，我也只能求助于专家来判断了，如果在更久更久的将来儿子告诉我他说的是月球普通话，那我就连求助于专家来判断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3，大片和小片，商业片和文艺片 几周前看了泪奥那多主演的美国大片《Inception》，至今回味无穷。实话说，在高雅的文化人士面前坦然承认爱看某一美国大片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累了，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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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lanliu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