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艺术家的私人生活（补充篇，我和杨的故事3）

许多年以后，我几经周折找到了杨的下落。
杨接到我的电话时流露出来的语气和当年在广场上看见我的时候很象 —— 只有惊讶，没有喜悦。
“我们在哪儿见面？”他竟然问都没问就能确定我此时此刻就位于他在所在的城市。
我对杨的有惊无喜有点失望，尽管我其实也没期待什么痛哭流涕的场面。
为了找到杨的下落，我几乎参加了所有的XX人士和XX分子的讲座和研讨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能在散会的时候，讪讪地问上一句：您知道杨的下落吗？
从被问人的眼神和只言片语当中，我判断出来杨可能已经远离了那个队伍。
杨的外表比当年成熟了很多，精心设计的衣着和发型显示出他“成功”的生活境遇，斯塔隆一样的眼角和嘴角和成熟了的脸庞更加般配。
我们像朋友一样握手。
和我想象的一样，杨的确很成功，已经得到了法学博士的头衔，和他同是律师的太太一起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生意很好。他们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 我飞快地计算了一下，按年龄算他们正是在我失去生育功能的那一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算是出奇地早婚早育。
“你从来都没再回过家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不回也罢，”杨面无表情地说，“我父母在我出事之后都相继过世了。”
“他们在我们县设计的铁路到现在还没通行。”说完这句，我又后悔了，我看见杨的脸在听见这句话时抽动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曾经是主动要求支边的热血青年。
我们的话题始终都在围绕着他，我很好奇杨对我的事一点都不好奇。
“你不想问问我的情况吗？”
“不用问了，你一到德国我就知道了。”杨一边摆弄咖啡的杯子，一边尽量显得漫不经心地说。
他知道我在欧洲，在一个他举足可至的地方，却从来没产生要见我一面的愿望，倒是我自己，经历百般周折地去寻找他的下落，我没有期望过他对我念念不忘，但我被这样的冷漠还是有点激怒了——他竟然连撒个谎的力气都懒得使。
“我不想知道我父母葬在哪里，我不想知道你们的铁路通没通车，我凭什么非要知道你和那个官倒都干了些什么！”杨终于失控了，对我大喊大叫。
我明白了，他在知道我和那个“官倒”都干了什么之前就已经结婚生子，但他仍不能原谅我干了什么。
我起身告辞，杨拉住了我的手。
愤怒比冷漠要好，我没后悔找到杨，听他对我的怒吼。
每一个头脑运转正常的人的反常行为都有一个背景故事会被另一个运转正常的头脑理解和接受，只是我已经一点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没有听他讲结婚的故事，也没有向他讲述自己不结婚的故事，有些时候，故事的被理解和被接受与故事的内容和结果比较起来，显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找个爱你的人好好过日子吧。”杨在和我告别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原来他连我不结婚的事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