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产生《东方红》的文化渊源

天热心燥，看不进去正经书，随便上网一溜达，真个奇文满世界。其中一篇报告了他根据唐人《续玄怪录》所作的关于延安宝塔的来历以及老毛写《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原因的研究成果。作者洋洋得意，仿佛搞出了重大发现。殊不知，不讲学术研究规则，把志怪小说当史实，不懂佛教经典教义，心理阴暗，只会八卦的戏说写家，用俄们陕北话说：年轻人破柴胡抡哩。

我没有兴趣关照谬论。《续玄怪录》所载“延州妇人”一事，一些中外学者已经做过细致研究，不过，似乎还少有人从古代陕北地区的文化心理特点的角度探讨，所以也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

陕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仍，人民饱受生死煎熬之苦。先秦时，这里在戎狄、晋、赵、魏、秦手里几经易主，战争规模之大，今人绝对难以想象。比如，公元前331年，秦魏雕阴之战（今绥德一带），光魏国就损失8万人。城门失火，作为池鱼的平民百姓能免于殃及之灾吗？秦汉以后，这里依然是草原民族南下劫掠，中央王朝北上抵御的重要通道。在连年不休的征伐互搏中，许多北方民族都曾在这里迁徙、定居、排斥、融合，包括羌、猃狁、戎狄、胡、匈奴、鲜卑、党项、契丹、女真、吐蕃、蒙、回等，甚至西域、天竺等地的传教者也络绎于途，史不绝书，至今还可以在富县和子长等地的石窟与佛教建筑中看到他们的形象。而北方民族从中原和南方抢掠来的人口也在陕北被集中安置，如南北朝时，大夏赫连勃勃曾建“吴儿堡”。战乱加重了徭役赋税，加深了贫穷，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陕北，不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天生反骨，喜欢铤而走险，相反，他们的忍受力举世罕见，血管里流淌的是“宁走十里远，不走一步险”的温吞血。另外，这里始终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清末回回之乱的血腥遗迹，直到五十年前，依然有迹可寻，让北京知青们深感惊诧。

陕北人在天灾人祸以及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等多重压迫下，想在荒原野沟中寻找桃花源而不可得，深感“马瘦毛长屁股深，穷人说话没人听”，所以他们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上。

清末大学士王培巡视三边，发现陕北受儒学影响甚微，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化外之地。但是他也忽略了历史上佛道等宗教对陕北的渗透。如果真在陕北住过几年，而不是轻松旅游一圈，你会切实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宗教气氛。

几千年来，陕北也确实成为适合各种宗教蓬勃生长的沃土。陕北一些龙山文化遗址中，有聚落中日常居住小房围绕公共集会大房的现象（类似仰韶文化），而大房的白石灰地面中央有明显具备宗教祭祀特征的图案（有人认为是后世“中霤”祭祀的原型）。四千年前的石峁古城，石墙内有规律地放置玉器，墙体绘有色彩斑斓的壁画和人头像雕刻，应该也是具有宗教祈福含义。壁画内容有待拼接修复（粗看似乎接近美洲金字塔壁画），暂时无法解读，但人头像雕刻则可能是城市的保护神。陕北人的保护神之一是黄帝，陵墓在此。人文初祖乘龙升天，连自家小猫小狗都捎上的传说，让人羡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被沾光提携交好运，恐怕是人们都愿常作的春秋大梦。汉代祭祀黄帝的祠在陕北不止一个，多达四所。祭祀的目的，当然是媚神，希望得到庇佑。古代，南方的巫比较有名，其实陕北的巫也不含糊。汉武帝生病，遍请四方巫医无效，还是听人推荐，用了上郡（即今陕北一带）的巫，才痊愈。司马迁说，这位神汉讲的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武帝偏偏特信，一听就龙颜大悦。他把上郡巫藏在深宫，作为御用专属，秘而不宣。若不是太史公揭露，后世不会知道陕北还曾经有过这等宝贝。佛教在陕北兴盛于唐代，大盛于宋代，现存石窟多为宋人开凿。唐宋以降，佛、道及各种民间淫祀在陕北相当发达，香火极盛。尤其是佛、道，成为周边地区的朝拜中心。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陕北产生了“延州妇人”的传说。由唐人李复言收录在《续玄怪录》中（该书已亡，残存《太平广记》）。

“昔延州有婦女，白晳，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呢薦枕，一無所卻。數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釀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鏁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啟以驗之。眾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鏁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

这个传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延州（西魏置，隋改延安，唐又称延州，辖今延安地区部分县）乱搞的女人，其原型应是在唐中期安史之乱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陕北女子。乱世佳人，怎样生活？曾经居住在陕北的杜甫知道，我们也不难想象。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没有亲戚帮助，孤苦伶仃，除了出卖自己，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和遮风挡雨的地方，她还能干什么？或许她可以凭借容貌给财主做小，但她却选择了我的身体我作主，不依附任何人的艰难道路。二、当地民众对女子抱有相当纠结的看法，既可怜她，又鄙视她，还玩弄欺负她。一边从她身上获取快感，一边把她视为可耻的“人尽夫”的“淫纵女子”。这是世俗虚伪道德的写照。以上两点，是乱世中常见的现象，应是真实的故事。三、胡僧的出现，给故事安装上了一个神圣的光环，延州女子原来是“大圣”的“锁骨菩萨”，她不仅骨骼如勾结锁状，异于常人，而且思想境界更让人叹为观止。不是百姓要可怜她，而是她在怜悯众生，对众人一视同仁，用大慈悲心，乐于施舍，对尘世的欲望，并不看得那么猥琐下流肮脏。这一节，应该不是华夏传统的思想习俗，而是受外来思想影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能忽悠。

一些学者研究，大约从唐玄宗到武宗会昌毁佛，是中土密宗的极盛期。西方高僧相继来华，译出大量密教经典。密宗不禁男女交合，认为性交是修行成佛的方便途径，是圣僧普度众生的方法之一，喇嘛教的欢喜佛就是出于这一观念。密宗的佛母、明妃等女性传教引路者，是从印度教对女神的崇拜转变而来，并不掺杂丝毫淫思邪念。从延州妇人传说中可以看出密宗流行的情况。同时，她具有“锁骨”的特征，也是佛经中描述的佛祖三十二相之一（《長阿含經》卷第一：“太子三十二相……八者鈎鎖骨。骨節相鈎，猶如鎖連。”）。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证明妇人与众不同，是菩萨降临，度化凡人的。愚蠢猥琐的芸芸众生看不透菩萨的圣洁本意，一旦点醒，才能更真切地体会肉眼凡胎跟“大圣”的天差地别。

由于密宗的观念跟华夏本土传统与宋儒理学有相当距离，所以以后便被改造为广为人知的“以欲止欲”的“马郎妇”和“鱼篮观音”的故事，进一步淡化了“淫邪”成分。

就像人们看《红楼梦》，有人看出了淫邪，有人看出了宫廷内斗，有人看出了阶级斗争。我从这个传说中看到的是古代陕北人渴望救苦救难的菩萨出世，带给人们快乐，哪怕是短暂的也好。

类似的观念还可以从唐代产生的关于“肤施”的传说中看到。肤施是陕北自战国以来就有的地名，具体何处，没有定论，但最早在现陕北榆林地区内，应无异议。其名含义，有人说肤即大，施即移，定名肤施为纪念迁移。我则觉得有点牵强，可能是当地土著戎狄语的音译。延安在战国秦汉时称高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才在延安置肤施县，属延安郡。从唐以来，把佛经中关于尸毗王割身饲鹰救鸽的故事搬到了延安，用来解释肤施的含义，并煞有介事地伪造了尸毗岩、尸毗墓。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已经揭穿，因为有肤施名时，佛教还没传入，而且尸毗王墓被宋代鄜延守将发掘，地表的唐碑，已经字迹漫漶，难以辨认。墓内除了金银玉器，骨骼稍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与佛教有关。用尸毗王故事阐释肤施，仍是身处苦难的陕北人渴望救世主，大救星的反映。

《东方红》的创作经过，大致是沿用了黄土高原民歌《芝麻油》的曲调，38年被诗人安波填了新词，改为《骑白马》的抗日歌曲。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又改编创作了最初的《东方红》。佳县贴近黄河，土地贫瘠，在陕北都不算好地方。县城建在一道狭窄的石梁上，名“佳”，实穷苦。这是缺啥便吆喝啥的典型例子。穷山恶水也能出形胜地，当地的香炉峰自是一绝，而道教的白云观更是遐迩闻名。每年三月三、四月初一至初八、九月九都有大型庙会，是秦、晋、蒙、宁、甘等地进行朝拜和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道教和佛教一样，也都有救苦救难的内容，对劳苦大众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佳县农民不可能全然无动于衷。据李有源的孙子介绍，当年李有源还受到佳县县委门口挂的横幅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启发，很快唱出了成名曲。他孙子没有说的，则是陕北人世代遗传的浓厚宗教感情和渴望救星的情结。想想插队时，劳作一天，僵卧土炕上，听着夜来风雨声，看着窗户上透明塑料布粘附的吹落花瓣，也会自然幻想，有朝一日，某人会拿着盖有大红章的纸片，宣布调我去某大城市的重要单位（梦止于此，当个啥头儿就不敢想了）。霎时，云开雾散，东方红，太阳升。

这件事不好笑，也不奇怪，尽管它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思想格格不入，但确是土生土长、根深叶茂、千年不衰的期盼。就是这一小小的期盼，变幻出多少啼笑皆非、阴晴不定、难辨莫测的诡谲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