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始皇陵
陕西临潼的始皇陵。去过的人不少，若是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采访一下，你了解秦始皇吗？你熟悉始皇陵吗？恐怕没有几个答案是圆满的。
除了少数历史学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赢政是残缺不全的。
除了不多的考古学家，大多数人对始皇陵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
专注在考古发掘资料中的个别器物，那是古董商的兴趣。
仅仅把考古资料作器物分类、组合、器型、断代等方面研究，那是考古研究的初级阶段，仅仅是为更高层次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
如果把考古与文献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复原当时的思想、文化、风俗、科技、人物，那才可以说开始具有了认识历史的眼光。
中国的考古，尤其是史前与先秦考古，长期以来深受“挖宝”，生搬硬套外国理论的干扰，不是见物不见人，以偏概全，就是研究结果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严重脱节。应该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把握，很不到位，认识肤浅，理解偏差。原因不外文献缺失，或语焉不详。唯其如此，才需要进行研究。如果都说得很清楚，不可能产生歧义，那还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干什么？这还在其次，尤为重要的原因是史家才、识、德的不足，真相摆在面前，仍然视而不见，或以一孔之见否定不同意见。人人都见过开水沸腾，但不是人人都能由此发明蒸汽机。
人们对始皇陵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西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一直停留在文献记载上，准确些说，受司马迁引人入胜的描写影响，人们对始皇陵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地宫的装饰设计与随葬财宝上，而对整个陵园的布局没有清晰印象。
从七十年代发现秦俑，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地面，启动了对陪葬坑的专题研究。
随着在陵园内外发现的陪葬坑逐渐增多，人们对始皇陵的整体布局及其文化意义有了全新认识与探讨的可能，进入了一个由朦胧逐渐趋向明朗的新阶段。
目前我们知道，始皇陵除了高大的封土堆、地宫和二者之间的呈两个“凹”型相对的九层高台，还有围墙圈护的陵园、地面建筑群、陪葬坑，以及可以包括众多陪葬坑的大陵区，远远超过了古代文献记载的资料。
四十年考古发掘，揭露的新发现很多，但也让人更加困惑。因为，数量和品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陪葬坑，看起来似乎毫无章法，不少超出陵园范围，只能算作大陵区的一部分。即使不断扩大陵区范围，仍然无法与中国传统的对称美学统一起来。《周礼》所说“冢人（陵园规划主管）”的职能之一是掌握王陵居中，“左昭右穆”的安排，除了有亲疏辈分的区别，显然也有对称的意义。据河北战国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整个陵区的布局是严格对称的，与始皇陵几乎没有相同的地方。相比起来，埃及胡夫金字塔的陪葬墓排列得十分整齐，倒有几分《周礼》的气象。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按照一般说法，始皇陵园的布局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以及死后延续生前荣华富贵的欲望。这在理论上不能算错，但是显得空洞和抽象，没有始皇帝的个人特征。
所谓“事死如事生”，并非始皇帝个人的观念，甚至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大古文明，哪个不是这样？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玛雅无不如此，每发掘一个陵墓，精美的随葬品便引起全球同声惊叹。这些随葬品不就是为了使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延续奢华的生活吗？希腊古代首领的墓葬直接安排在城中心，摆出一副与故居臣民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架势，比其他文明葬之郊外或远离城市的地方，更能体现“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丧葬是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明伊始，中国就与其它地区的古文化不同。当埃及正在地面堆砌高耸的金字塔时，中国则流行“不封不树”，即没有地面标志，如隆起的土堆、树木等。其它文明的丧葬一开始便寻求高度，塔尖和墓冢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深邃的天空。而中国则专注于地下，也就是阴间。阴阳悬隔，先人之鬼，生活于“阴宅”。汉代人说黄帝葬桥山有很小的丘陇，恐怕不一定可靠，大概是战国人造的假古迹。截至目前，还没有在殷商王陵、西周大型墓葬发现坟丘遗迹。汉代刘向说，从舜到秦穆公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坟墓，与此大致吻合。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出现了坟丘，战国时则成为普遍现象。秦人“大作丘陇”，至迟到战国后期惠文王时已经出现。
其他文明求高不是目标，人们心中渴望的是尽可能地接近生活于天上的“上帝”与各路神仙，方便沟通。在《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的话，“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天”。金字塔就是天梯的一种形式。中东地区的“通天塔”，最高一层是巴比伦的大神马尔杜克休息起居的神庙。雅典城中的最高处，供奉的是雅典娜、波塞冬。罗马万神殿的穹顶敞开的圆口也是诸神出入的地方。玛雅金字塔的顶端平台通常是挖人心献祭诸神的场所。
中国古代与神交往也是在高处进行，多半是在山上，或筑坛祭拜。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地的古人想法一致。但是中国坟丘的出现，与神没有关系，主要是为标识地点，便于祭拜（如孔子为母修四尺之坟），对上层社会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区分等级，不同的高度，代表不同的等级身份。这一观念延续至今，“八宝山死人也分等级”，不独是周恩来的感慨吧。
大概就是由于古人更加注重阴间生活，所以文献上对始皇陵的记载多集中在地宫内玄妙的装饰设计与无比奢华丰富的陪葬品，而忽略了地面建筑。当然还有地面建筑很快被焚毁与设计者保密及灭口，致使后人不甚清楚原有格局的意义等原因。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前无古人的统治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始皇陵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无来者。不但中国尤其是宋以后刻板布局的皇陵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地球上除了埃及金字塔，没有可与匹敌的。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应该告诉世界一个独一无二的始皇陵，不一样的器物、组合、形制与文化思想。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停止过探索，前不久，《唐都学刊》2013年第29卷第2期发表的刘九生先生的大作《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为徘徊已久的始皇陵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思路，打开了一扇封闭两千年的大门。文章触及的恰恰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揭示的，是秦陵考古的软肋。自2009年，刘先生从发现秦俑不是兵马俑，而是秦的禁卫军“郎官”团队，到揭示铜车马并非始皇专车，而是献祭昊天上帝的祭品，终于独辟蹊径，提出了始皇陵墓坟丘是仿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堆造与陵园布局呈现了古代宇宙观的新说。其中坟丘原有的三级分层式（如今已被自然风化侵蚀看不到了）分别代表了昆仑的三个境界，最高一层可供长生不死的神仙“太帝”居住。坟丘掩盖的建于地宫之上的仿昆仑“增城九重”的九层高台，是始皇用于与昊天上帝交往的“地天通”。坟丘周围的建筑与陪葬，如秦俑、铜车马、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百戏俑坑等，甚至排水系统都可与古人描述的四象五宫廿八宿一一对应。同时，始皇陵不是孤立的，它有专属道路连接都城咸阳，由信宫，后改为极庙（以象天极）直达丽山（秦时对始皇陵的特称）。也就是说，从咸阳到陵园都是当时人对宇宙天象认识的图谱演示。我觉得这是目前对陵区分布状况与总体布局的最合理解释。天象不对称，上应天象的陵区布局只要方位准确就不必也不需对称了。
据此，我想到现在考古称作的“坑”，在始皇陵建造时，是覆盖有地上建筑的。它们作为星象通过地上建筑显示出来，应该是可以观赏的。观赏的最佳角度不在地面，而在陵园背靠的骊山望峰。唐宋时传说望峰的名称由来是“言筑陵者望此为准”，可能刚好弄颠倒了，实情应是望峰可以最全面完整地欣赏陵园蕴含的星象图。南美洲的纳斯卡地画、北美洲印第安人修筑的禽兽形土墩，在地面看不出所以然来，必须凌驾其上，高空鸟瞰，才能领略全貌。始皇陵园的布局是否也有这种意味？由此，我们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想到，重新考虑如何理解司马迁记载的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含义，究竟是指墓内穹顶上的装饰描画，抑或是地面的星象布局，或者墓内与地面兼具“天文”？既然，坟丘与九层高台是仿昆仑，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地宫中以水银制作的江河湖海实际上是模拟蓬莱三山所在的大海？从始皇统一后出巡，11年间5次有4次都是东巡，而且在震慑宣抚关东的同时，不忘找寻仙人，索取仙药，足见对东方蓬莱神学系统的倾心。他在晚年沉迷于神学，宁愿放弃“朕”的尊称，而改为长生不老的“真人”，“真人”这一名称即来自东方神学。因此，在陵墓中融合西方的昆仑神学系统与东方的蓬莱神学系统可能性极大。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始皇陵封土顶端“太帝所居”的地方，与中东通天塔顶端的性质相同，是否暗示着昆仑神学系统与巴比伦文化的联系？而“地天通”九层高台与埃及金字塔的天梯作用相仿，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跨一大步，不能不让人想到，华夏与西方的交流绝非始自周穆王西游，交往的种族也绝非周原出土的蚌雕塞种人头像那样单一，就连一向视为荒诞不经的《拾遗记》所载始皇与乘潜艇、掌握神秘光源的宛渠国人聚会，听他们神侃天地初开的亲身见闻，是否也宣示着始皇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除了刘九生先生，没有人从战国、秦的神学系统与宇宙观的角度重新全面考察始皇陵的。这一新视角又是基于对始皇个人特点与当时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及精神世界的深刻认识，与汉代人论及秦政弊端每每指斥其大兴土木，积土为山，以仿昆仑相近。很显然，过去人们低估了始皇对东西方两大神学巫术系统融合的推动作用。更没有认识到基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产生的丽山陵园总体营造的主导思想，“是以比类取象为核心的天人相应或天人合一整体观”。
始皇之后，再无人有咄咄气势、勃勃野心、昂昂自信与沉沉迷信建造类似的陵墓。汉武帝的茂陵封土在高度上几可追平，几座陪葬墓如霍去病墓仿祁连山型，卫青墓仿阴山，有点个性，带着始皇陵封土“象山”的影子，但在文化意义上则差得何止万里，尤其是武帝墓内光顾填充财宝，以致最后塞都塞不进去，没有一点空间，像个贪得无厌的土财主，与始皇陵地宫的奇思妙想更是毫无可比性。
经过四十年的考古发掘，现在人了解的始皇陵园与陵区布局远较古代文献记载丰富多了，足以激发人们提出各种猜想。不过，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遗址、克利特宫殿、希腊神庙、印度古史、玛雅文明等至今存在大量奥秘一样，始皇陵也离全面复原的期待差得很远，综合研究揭开本来面目仍尚需时日。
刘先生的大作开拓了思路，打破了多年来始皇陵研究的停滞状态，但仍带有推测成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比如，按照中山王陵《兆域图》铭文，对陵园的规划设计图应该一式两份，一存国家档案馆，一留在地宫。始皇陵有没有类似的图版？将来条件许可，发掘地宫，或可大白天下。另外，虽然陵园总体设计的意图是始皇授意或者亲自制定的，但由于死后尚未最后完工，不排除二世有一些修改与遗漏的项目，所以很可能与图纸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一些陪葬坑的位置不一定能纳入星象图说。
古人对天文的重视程度，超出了今人的理解。玛雅人神秘的天文知识，非洲原始部落对天狼星的传说，让人惊叹不已。古代中国人敬天畏天，谦卑地对天“察言观色”，任何变化都会与人间的命运联系起来。中国古籍对天文与“人道”的关系论述很多，如《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陆贾《新语》说“先圣”时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天象与人道的对应，说起来复杂，其实民间一直把它简化为“天上一颗星，地上一条命。”军人死了，“将星陨落”；科举、升学，文曲高照。文学作品中，诸葛亮临终有星象显示，梁山好汉36天罡，72地煞。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巫史神学的传统。如果说黄帝是第一个用天文气象名称命名手下职位的人，，那么始皇则是第一个把当时人掌握的宇宙观与神学系统全面运用到陵墓设计上的人。这一实践既彰显充满想象力的宏大构思与气魄，又符合华夏文明传统，既形象再现了《尚书》“天之历数在尔躬”，又透露了自己是天地中心主宰的定位。你可以痛恨，可以批判，可以怒斥，可以嘲笑，可以不屑，但最终不能不让人由衷感叹，千古一帝，岂是浪得虚名！
然而，历史不是由梦想、愿望、理想掌控发展的，自以为摸到了宇宙的脉搏，已经成为“真人”，可以主导天地万物，以超人的精力拼命工作，“恶言死”，要传万世的始皇帝，绝不会料到，病逝不久，陵园尚未完工，起义军杂乱的脚步便震响在“丽山园”地宫的头顶，昆仑之上，太帝所居的神圣地，沦为凡人跳跃欢呼胜利的平台。始皇躺在水银横流的地宫中，想着自己精心布局的星象图，大概会敲着铜棺痛心疾首地说，俄的神呐，天运变了，扫帚星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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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