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迷信
由于生活经验，思想发展的不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或说弱点。孔子的“三戒”就指出了少年时的“色”，中年时的“斗”与老年时的“得”。其中“得”，一般理解为“贪得无厌”的“得”。确实不少老年人对钱财更加关注些，也就是常说的人老爱财。这一点应该基于对老年生活缺少保障的担忧，不能完全归之于贪。贵族视金钱如粪土，不理不识，慷慨大方，乃是他们从小就没缺过，自有人给他们打理，用不着紧张。还有句老话说，人老迷信。不是说信仰坚定，而是指神神鬼鬼的禁忌多了起来，或者说心中的恐惧不安多了起来，从而表现出来一种固执坚守的情绪。迷信引起盲目，盲目则无理性。毫无疑问，人老之后会失去或部分失去理性，历史提供了无数例证。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闲人无聊信口胡诌出来的，一定是在累积了许多人生经验后，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
文革后，母亲进入老年，她的习惯有了很大变化，从以前反感迷信，改为重拾老家的一些传统。比如，大年三十，一定要留一盏灯通夜长明，假若不小心灭掉，她会沮丧，不开心。而在以前，她特别要求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看见我们睡觉不关灯，还要教训一顿。
相对于人老迷信，人小迷信则少一些。这肯定与理性无关，而是少不省事。 小时候，夜晚，我常听有表演天赋的表哥绘声绘色地讲些鬼的故事。每到要紧处，还伴以手电光的闪烁映衬，益增诡异恐怖，但内心并不十分害怕，只觉得很有点刺激好玩。因为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男孩子尤其喜欢逞能，显示胆大。
后来毛泽东提倡党内树立不怕鬼的精神，家里发了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是从《聊斋》等古籍中辑录的。我看得津津有味，特佩服其中描写的一位秀才，不信邪，把几次三番骚扰他的鬼气得没辙，竟害怕再见他了。我心中暗想，鬼最好不要招惹我，它吓不坏我，我却能把鬼吓晕。
小孩心中都有黑色恐怖，黑夜、黑屋子 ，凡是光线暗的地方都容易让小孩产生不安全感。其实别说小孩子，大人照样恐黑。连常胜军38军初入朝鲜，一听“黑人团”也不免心虚起来。记忆中在小学里，我常搞点小坏。半夜装神弄鬼吓唬小朋友，或者在晚上讲鬼的故事，别人一夜竖着汗毛大睁双眼不敢睡，我却在梦中笑得满腮哈喇子。有段时间，学校宿舍楼维修地下暖气管道，出口敞开着。夜晚，我几次趁人不备拉上几个朋友钻进去玩地道战，即使在里面迷了路，半天找不到出口也不惊慌。
进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更无禁忌。毛是打伞的老和尚，我们则是伞下的小秃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鬼，也什么都不怕。长辈们常说的白色恐怖，我没有经历过，但到文革中，我逐渐对红色恐怖产生了畏惧。无论红色恐怖或白色恐怖都充满疯狂、仇恨、鲜血与冤魂，它制造了大批无辜、卑鄙和嗜血的人，理性在那时被嘲笑践踏，毫无安身之地。
陕北农民迷信较多，历史上就有好巫、信鬼神的传统。我以无神论者自居，常常笑话他们，在一些他们认为晦气的地方、时候以及人的面前，我都敢挺身而出。走夜路，手中有根棒子，能抵挡恶狼袭击，便无所畏惧。人家死了人，我会主动帮忙，掘墓、抬尸都干过。听人说有一处石崖上凿出的古墓，当地人管它叫“干骨窑”，我独自寻去，扒在窑口的石板缺口仔细观赏了一番，看到里面两具完好的干尸，并排而卧，同穴而居，不但全无恐惧，反倒为“梁祝”一类情种感动起来。在老乡眼里，我这副德性就是他们口中说的“二杆子”。
要说我那时全无迷信，肯定是自吹自擂得过头了。受家庭和时代影响，我迷信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最科学最完备的理论，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我的一生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然而转变也在“九一三”后，许多人回忆那个时候都谈到不同程度的震撼，从毛的大病，到全社会的呆傻与思考。林立果大概没有想到会折戟沉沙，但他一定想到了林彪与毛的公开分裂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冲击力。我在震惊之余，开始出现了以前绝对不会想也不敢想的一些疑问。如为什么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总是呈现为你死我活的状态？几十年亲密战友一朝反目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为什么让人理解分歧？难道本身漏洞百出吗？这些问题又不敢说，每天憋着，自己老是心虚，觉得怀着鬼胎，生怕被人识破。
七十年代末，在青年学生中流行UFO、外星人、黑洞等神秘话题。现在看来真不能小瞧了那些讲述和探讨。它拓展了思维的新角度，传统的神鬼观也发生了变化，许多过去纠缠不清的事情可以用外星文明来解释。古代神话不再是神话，诸神不再是神，而是比我们文明程度高得多的外星人。这些新奇得让人着迷，让人兴奋。当然这不是单纯的科学探索，而是和思想解放步调一致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现存社会制度、思想进一步审视。
八十年代初，我陪同几位老先生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傣族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与解体毫无惊奇感，认为和他们千年来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度没有多大区别。在西双版纳领主制下，有一部分田是共耕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所有权属于领主。这和公社集体所有，保留一些自留地相同。所以他们说，“和我们以前一样”。这动摇了我头脑中旧存的一些观念。与此同时，一些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告诉我，有些巫师真的有法术，那可不是什么水中立筷子、扶乩念咒一类小把戏，而是能够在学者们挑剔的慧眼紧盯之下操纵两个凳子打架。“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只好说是高级魔术”。这让我对以往的所谓“迷信”，多了几分宽容。既然不能解释，凭什么否定人家？
上个世纪末，世界上掀起了风水热。 在美国，由于激烈竞争、势单力薄造成的不安全感，使港台人在买房时特别迷信风水。受他们影响，许多原本买房只知在钱上计较的大陆人也开始讲究风水。时间长了，听的多了，我们竟也被传染了。当知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院不种鬼拍手（白杨树）”的禁忌后，我甚至想到，文革时家庭遭罪，跟这一条大有关系。六四年，房管局的人把我家窗户、走廊上的原有木雕花纹装饰拆去，把院中仍然生机勃勃的海棠树连根刨掉，改种了白杨树，果然两年后，批斗、抄家降临。美国也逃不脱风水的魔咒。我家社区有一户欧裔美国人，本来生活很好，每到周末假日，必定倾巢出动游山玩水飚车耍酷，爽到走路都是一路“恰恰”。他的前院有一棵梨树，枝繁叶茂，主人不喜欢，砍倒肢解丢弃。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男主人丢了工作，受不住打击，开枪自杀。人说，不该随便改变风水，改则祸至。想到这些，不由人不半信半疑起来。本来我看家里的镜子并无异常感觉，现在则不对了，一看到，首先想起的老是这种物件的另类功能，总觉别扭，下意识躲着它们，直怕把我照得现了原形。毕竟我动过鬼心眼，打过鬼主意，怀过鬼胎，从不是完人。
翻翻书，看看何谓风水。好家伙，古代有关风水的著作可谓洋洋大观，光敦煌卷子列举的相阳宅的书就有24种。虽然和中国古代的各种学问一样，打着黄帝、周文王、孔子、子夏等名人旗号托名伪作者不少，但是其中有关房屋营造环境与设计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体现了古代的美学与经济学观点，有些颇令我赞赏。如《黄帝宅经》不看好房屋庭院大而无当，虚华无实，主张“不衰莫移”，“计口营造”，这比当今许多孜孜追求大房子的人务实合理多了。
看得多了，发现很难达到风水设计的最佳境界。现代人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像古代达官贵人一样随心所欲，选择完全可心称意的房子。常常在千挑万选买到后，才发现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我的一位朋友，在买房前，明确订立几条不买的规定。看了几百处，费时大半年，中意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最后到手的几乎没有逃脱最初必须规避的那几条戒律，弄得捶胸顿足欲哭无泪。
禅宗为什么在中国流行？那是因为简化了许多虚礼功课，满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需求。可是风水凭什么大行其道？它的理论让人弄得很复杂，规矩太多。结果不单是思想安慰，还是物质追求。你如果迷信，那是需要本钱的。为了恪守或规避禁忌，必须添置相应设施，甚至大兴土木。就算仅仅增加几面反射抗拒邪气贼光的镜子，也得挑形状做工好一些的吧。若再买屏风、鱼缸、花草、字画、窗帘等等弥补缺陷的摆设，绝不是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的。
人生识字糊涂始，风水 知道得多了，越发无所适从。各种风水书互相矛盾，这本这样说，那本那样讲，你说对，他说错。粗看面面俱到，细一想无一不是含混其辞，故作神秘。
后世各种风水说差不多都以《周易》为源头，以《周易》解说者和继承者自居。《周易》我是看过的，说老实话，并不完全懂，我相信，真正读懂的人，全世界数不出两位数来。难不是难在思想高深，科技超前，难在言语简洁模糊，语焉不详，而这正好被一些人利用来推销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本书只是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与思想意识。它揭示了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可知性和不可知性，或社会实践上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对前者它以占卦方式进行，对后者则以个人的修养补救。其中固然有一些有益的思想启迪后人，但整个来看基本保持在原始思维水平。夸大它的神秘性，往往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古代有“善《易》者不占”一说，堪称智者的认识，足可剥下大多数说易讲命理者的炫目外衣。稍微想想，不难明白，难道古人的智慧远远高于今人？人类思想的发展今不如昔？我们是有许多困惑，但这不是说解惑的钥匙铸造于远古。今人的使命不是迷恋古代，而是创造未来。对待古代哲人和典籍，必须尊重，深入理解，却不能肆意歪曲变形，更不能匍匐其脚下。对历史人物或思想，《史记》早已指出，“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两千多年，这点毛病从没改过。
从历史上看，风水应验吗？毛家无后，有人说何健刨了他的祖坟，破坏了风水。那么其他帝王呢？历代都是极其重视阴阳宅的选择，从顶尖高人占卜、求神问卦、审视地理形势、到设计、建造，层层严格把关，结果怎样，不用多说了吧。
既然很难符合理论，很难预测结果，左想右想，不知所措，干脆还是放开些，管他谁谁谁。有的风水书，说来说去，被自己套住了，按他的理论，根本找不到普通人能居住的地方，于是只好自己打圆场“君子则吉，小人则凶”。那好吧，有这一条就好办了，一点不用麻烦，“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居之，啥风水都被克住了。《易经》占来卜去，八卦演成六十四卦，最后还得归结到《易传》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先做好人，增强本身正气，什么魑魅魍魉，凶恶僻邪，全都退避三舍，不敢兴妖作怪了。假如再有什么意外，如天灾人祸，就不是个人能掌控得了的。我信这个。
文革后，母亲进入老年，她的习惯有了很大变化，从以前反感迷信，改为重拾老家的一些传统。比如，大年三十，一定要留一盏灯通夜长明，假若不小心灭掉，她会沮丧，不开心。而在以前，她特别要求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看见我们睡觉不关灯，还要教训一顿。
相对于人老迷信，人小迷信则少一些。这肯定与理性无关，而是少不省事。 小时候，夜晚，我常听有表演天赋的表哥绘声绘色地讲些鬼的故事。每到要紧处，还伴以手电光的闪烁映衬，益增诡异恐怖，但内心并不十分害怕，只觉得很有点刺激好玩。因为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男孩子尤其喜欢逞能，显示胆大。
后来毛泽东提倡党内树立不怕鬼的精神，家里发了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是从《聊斋》等古籍中辑录的。我看得津津有味，特佩服其中描写的一位秀才，不信邪，把几次三番骚扰他的鬼气得没辙，竟害怕再见他了。我心中暗想，鬼最好不要招惹我，它吓不坏我，我却能把鬼吓晕。
小孩心中都有黑色恐怖，黑夜、黑屋子 ，凡是光线暗的地方都容易让小孩产生不安全感。其实别说小孩子，大人照样恐黑。连常胜军38军初入朝鲜，一听“黑人团”也不免心虚起来。记忆中在小学里，我常搞点小坏。半夜装神弄鬼吓唬小朋友，或者在晚上讲鬼的故事，别人一夜竖着汗毛大睁双眼不敢睡，我却在梦中笑得满腮哈喇子。有段时间，学校宿舍楼维修地下暖气管道，出口敞开着。夜晚，我几次趁人不备拉上几个朋友钻进去玩地道战，即使在里面迷了路，半天找不到出口也不惊慌。
进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更无禁忌。毛是打伞的老和尚，我们则是伞下的小秃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鬼，也什么都不怕。长辈们常说的白色恐怖，我没有经历过，但到文革中，我逐渐对红色恐怖产生了畏惧。无论红色恐怖或白色恐怖都充满疯狂、仇恨、鲜血与冤魂，它制造了大批无辜、卑鄙和嗜血的人，理性在那时被嘲笑践踏，毫无安身之地。
陕北农民迷信较多，历史上就有好巫、信鬼神的传统。我以无神论者自居，常常笑话他们，在一些他们认为晦气的地方、时候以及人的面前，我都敢挺身而出。走夜路，手中有根棒子，能抵挡恶狼袭击，便无所畏惧。人家死了人，我会主动帮忙，掘墓、抬尸都干过。听人说有一处石崖上凿出的古墓，当地人管它叫“干骨窑”，我独自寻去，扒在窑口的石板缺口仔细观赏了一番，看到里面两具完好的干尸，并排而卧，同穴而居，不但全无恐惧，反倒为“梁祝”一类情种感动起来。在老乡眼里，我这副德性就是他们口中说的“二杆子”。
要说我那时全无迷信，肯定是自吹自擂得过头了。受家庭和时代影响，我迷信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最科学最完备的理论，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我的一生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然而转变也在“九一三”后，许多人回忆那个时候都谈到不同程度的震撼，从毛的大病，到全社会的呆傻与思考。林立果大概没有想到会折戟沉沙，但他一定想到了林彪与毛的公开分裂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冲击力。我在震惊之余，开始出现了以前绝对不会想也不敢想的一些疑问。如为什么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总是呈现为你死我活的状态？几十年亲密战友一朝反目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为什么让人理解分歧？难道本身漏洞百出吗？这些问题又不敢说，每天憋着，自己老是心虚，觉得怀着鬼胎，生怕被人识破。
七十年代末，在青年学生中流行UFO、外星人、黑洞等神秘话题。现在看来真不能小瞧了那些讲述和探讨。它拓展了思维的新角度，传统的神鬼观也发生了变化，许多过去纠缠不清的事情可以用外星文明来解释。古代神话不再是神话，诸神不再是神，而是比我们文明程度高得多的外星人。这些新奇得让人着迷，让人兴奋。当然这不是单纯的科学探索，而是和思想解放步调一致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现存社会制度、思想进一步审视。
八十年代初，我陪同几位老先生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傣族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与解体毫无惊奇感，认为和他们千年来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度没有多大区别。在西双版纳领主制下，有一部分田是共耕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所有权属于领主。这和公社集体所有，保留一些自留地相同。所以他们说，“和我们以前一样”。这动摇了我头脑中旧存的一些观念。与此同时，一些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告诉我，有些巫师真的有法术，那可不是什么水中立筷子、扶乩念咒一类小把戏，而是能够在学者们挑剔的慧眼紧盯之下操纵两个凳子打架。“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只好说是高级魔术”。这让我对以往的所谓“迷信”，多了几分宽容。既然不能解释，凭什么否定人家？
上个世纪末，世界上掀起了风水热。 在美国，由于激烈竞争、势单力薄造成的不安全感，使港台人在买房时特别迷信风水。受他们影响，许多原本买房只知在钱上计较的大陆人也开始讲究风水。时间长了，听的多了，我们竟也被传染了。当知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院不种鬼拍手（白杨树）”的禁忌后，我甚至想到，文革时家庭遭罪，跟这一条大有关系。六四年，房管局的人把我家窗户、走廊上的原有木雕花纹装饰拆去，把院中仍然生机勃勃的海棠树连根刨掉，改种了白杨树，果然两年后，批斗、抄家降临。美国也逃不脱风水的魔咒。我家社区有一户欧裔美国人，本来生活很好，每到周末假日，必定倾巢出动游山玩水飚车耍酷，爽到走路都是一路“恰恰”。他的前院有一棵梨树，枝繁叶茂，主人不喜欢，砍倒肢解丢弃。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男主人丢了工作，受不住打击，开枪自杀。人说，不该随便改变风水，改则祸至。想到这些，不由人不半信半疑起来。本来我看家里的镜子并无异常感觉，现在则不对了，一看到，首先想起的老是这种物件的另类功能，总觉别扭，下意识躲着它们，直怕把我照得现了原形。毕竟我动过鬼心眼，打过鬼主意，怀过鬼胎，从不是完人。
翻翻书，看看何谓风水。好家伙，古代有关风水的著作可谓洋洋大观，光敦煌卷子列举的相阳宅的书就有24种。虽然和中国古代的各种学问一样，打着黄帝、周文王、孔子、子夏等名人旗号托名伪作者不少，但是其中有关房屋营造环境与设计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体现了古代的美学与经济学观点，有些颇令我赞赏。如《黄帝宅经》不看好房屋庭院大而无当，虚华无实，主张“不衰莫移”，“计口营造”，这比当今许多孜孜追求大房子的人务实合理多了。
看得多了，发现很难达到风水设计的最佳境界。现代人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像古代达官贵人一样随心所欲，选择完全可心称意的房子。常常在千挑万选买到后，才发现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我的一位朋友，在买房前，明确订立几条不买的规定。看了几百处，费时大半年，中意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最后到手的几乎没有逃脱最初必须规避的那几条戒律，弄得捶胸顿足欲哭无泪。
禅宗为什么在中国流行？那是因为简化了许多虚礼功课，满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需求。可是风水凭什么大行其道？它的理论让人弄得很复杂，规矩太多。结果不单是思想安慰，还是物质追求。你如果迷信，那是需要本钱的。为了恪守或规避禁忌，必须添置相应设施，甚至大兴土木。就算仅仅增加几面反射抗拒邪气贼光的镜子，也得挑形状做工好一些的吧。若再买屏风、鱼缸、花草、字画、窗帘等等弥补缺陷的摆设，绝不是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的。
人生识字糊涂始，风水 知道得多了，越发无所适从。各种风水书互相矛盾，这本这样说，那本那样讲，你说对，他说错。粗看面面俱到，细一想无一不是含混其辞，故作神秘。
后世各种风水说差不多都以《周易》为源头，以《周易》解说者和继承者自居。《周易》我是看过的，说老实话，并不完全懂，我相信，真正读懂的人，全世界数不出两位数来。难不是难在思想高深，科技超前，难在言语简洁模糊，语焉不详，而这正好被一些人利用来推销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本书只是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与思想意识。它揭示了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可知性和不可知性，或社会实践上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对前者它以占卦方式进行，对后者则以个人的修养补救。其中固然有一些有益的思想启迪后人，但整个来看基本保持在原始思维水平。夸大它的神秘性，往往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古代有“善《易》者不占”一说，堪称智者的认识，足可剥下大多数说易讲命理者的炫目外衣。稍微想想，不难明白，难道古人的智慧远远高于今人？人类思想的发展今不如昔？我们是有许多困惑，但这不是说解惑的钥匙铸造于远古。今人的使命不是迷恋古代，而是创造未来。对待古代哲人和典籍，必须尊重，深入理解，却不能肆意歪曲变形，更不能匍匐其脚下。对历史人物或思想，《史记》早已指出，“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两千多年，这点毛病从没改过。
从历史上看，风水应验吗？毛家无后，有人说何健刨了他的祖坟，破坏了风水。那么其他帝王呢？历代都是极其重视阴阳宅的选择，从顶尖高人占卜、求神问卦、审视地理形势、到设计、建造，层层严格把关，结果怎样，不用多说了吧。
既然很难符合理论，很难预测结果，左想右想，不知所措，干脆还是放开些，管他谁谁谁。有的风水书，说来说去，被自己套住了，按他的理论，根本找不到普通人能居住的地方，于是只好自己打圆场“君子则吉，小人则凶”。那好吧，有这一条就好办了，一点不用麻烦，“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居之，啥风水都被克住了。《易经》占来卜去，八卦演成六十四卦，最后还得归结到《易传》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先做好人，增强本身正气，什么魑魅魍魉，凶恶僻邪，全都退避三舍，不敢兴妖作怪了。假如再有什么意外，如天灾人祸，就不是个人能掌控得了的。我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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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