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迷信
由于生活经验,思想发展的不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或说弱点。孔子的“三戒”就指出了少年时的“色”,中年时的“斗”与老年时的“得”。其中“得”,一般理解为“贪得无厌”的“得”。确实不少老年人对钱财更加关注些,也就是常说的人老爱财。这一点应该基于对老年生活缺少保障的担忧,不能完全归之于贪。贵族视金钱如粪土,不理不识,慷慨大方,乃是他们从小就没缺过,自有人给他们打理,用不着紧张。还有句老话说,人老迷信。不是说信仰坚定,而是指神神鬼鬼的禁忌多了起来,或者说心中的恐惧不安多了起来,从而表现出来一种固执坚守的情绪。迷信引起盲目,盲目则无理性。毫无疑问,人老之后会失去或部分失去理性,历史提供了无数例证。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闲人无聊信口胡诌出来的,一定是在累积了许多人生经验后,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
文革后,母亲进入老年,她的习惯有了很大变化,从以前反感迷信,改为重拾老家的一些传统。比如,大年三十,一定要留一盏灯通夜长明,假若不小心灭掉,她会沮丧,不开心。而在以前,她特别要求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看见我们睡觉不关灯,还要教训一顿。
相对于人老迷信,人小迷信则少一些。这肯定与理性无关,而是少不省事。 小时候,夜晚,我常听有表演天赋的表哥绘声绘色地讲些鬼的故事。每到要紧处,还伴以手电光的闪烁映衬,益增诡异恐怖,但内心并不十分害怕,只觉得很有点刺激好玩。因为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男孩子尤其喜欢逞能,显示胆大。
后来毛泽东提倡党内树立不怕鬼的精神,家里发了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是从《聊斋》等古籍中辑录的。我看得津津有味,特佩服其中描写的一位秀才,不信邪,把几次三番骚扰他的鬼气得没辙,竟害怕再见他了。我心中暗想,鬼最好不要招惹我,它吓不坏我,我却能把鬼吓晕。
小孩心中都有黑色恐怖,黑夜、黑屋子 ,凡是光线暗的地方都容易让小孩产生不安全感。其实别说小孩子,大人照样恐黑。连常胜军38军初入朝鲜,一听“黑人团”也不免心虚起来。记忆中在小学里,我常搞点小坏。半夜装神弄鬼吓唬小朋友,或者在晚上讲鬼的故事,别人一夜竖着汗毛大睁双眼不敢睡,我却在梦中笑得满腮哈喇子。有段时间,学校宿舍楼维修地下暖气管道,出口敞开着。夜晚,我几次趁人不备拉上几个朋友钻进去玩地道战,即使在里面迷了路,半天找不到出口也不惊慌。
进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更无禁忌。毛是打伞的老和尚,我们则是伞下的小秃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鬼,也什么都不怕。长辈们常说的白色恐怖,我没有经历过,但到文革中,我逐渐对红色恐怖产生了畏惧。无论红色恐怖或白色恐怖都充满疯狂、仇恨、鲜血与冤魂,它制造了大批无辜、卑鄙和嗜血的人,理性在那时被嘲笑践踏,毫无安身之地。
陕北农民迷信较多,历史上就有好巫、信鬼神的传统。我以无神论者自居,常常笑话他们,在一些他们认为晦气的地方、时候以及人的面前,我都敢挺身而出。走夜路,手中有根棒子,能抵挡恶狼袭击,便无所畏惧。人家死了人,我会主动帮忙,掘墓、抬尸都干过。听人说有一处石崖上凿出的古墓,当地人管它叫“干骨窑”,我独自寻去,扒在窑口的石板缺口仔细观赏了一番,看到里面两具完好的干尸,并排而卧,同穴而居,不但全无恐惧,反倒为“梁祝”一类情种感动起来。在老乡眼里,我这副德性就是他们口中说的“二杆子”。
要说我那时全无迷信,肯定是自吹自擂得过头了。受家庭和时代影响,我迷信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最科学最完备的理论,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我的一生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然而转变也在“九一三”后,许多人回忆那个时候都谈到不同程度的震撼,从毛的大病,到全社会的呆傻与思考。林立果大概没有想到会折戟沉沙,但他一定想到了林彪与毛的公开分裂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冲击力。我在震惊之余,开始出现了以前绝对不会想也不敢想的一些疑问。如为什么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总是呈现为你死我活的状态?几十年亲密战友一朝反目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为什么让人理解分歧?难道本身漏洞百出吗?这些问题又不敢说,每天憋着,自己老是心虚,觉得怀着鬼胎,生怕被人识破。
七十年代末,在青年学生中流行UFO、外星人、黑洞等神秘话题。现在看来真不能小瞧了那些讲述和探讨。它拓展了思维的新角度,传统的神鬼观也发生了变化,许多过去纠缠不清的事情可以用外星文明来解释。古代神话不再是神话,诸神不再是神,而是比我们文明程度高得多的外星人。这些新奇得让人着迷,让人兴奋。当然这不是单纯的科学探索,而是和思想解放步调一致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现存社会制度、思想进一步审视。
八十年代初,我陪同几位老先生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傣族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与解体毫无惊奇感,认为和他们千年来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度没有多大区别。在西双版纳领主制下,有一部分田是共耕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所有权属于领主。这和公社集体所有,保留一些自留地相同。所以他们说,“和我们以前一样”。这动摇了我头脑中旧存的一些观念。与此同时,一些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告诉我,有些巫师真的有法术,那可不是什么水中立筷子、扶乩念咒一类小把戏,而是能够在学者们挑剔的慧眼紧盯之下操纵两个凳子打架。“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只好说是高级魔术”。这让我对以往的所谓“迷信”,多了几分宽容。既然不能解释,凭什么否定人家?
上个世纪末,世界上掀起了风水热。 在美国,由于激烈竞争、势单力薄造成的不安全感,使港台人在买房时特别迷信风水。受他们影响,许多原本买房只知在钱上计较的大陆人也开始讲究风水。时间长了,听的多了,我们竟也被传染了。当知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院不种鬼拍手(白杨树)”的禁忌后,我甚至想到,文革时家庭遭罪,跟这一条大有关系。六四年,房管局的人把我家窗户、走廊上的原有木雕花纹装饰拆去,把院中仍然生机勃勃的海棠树连根刨掉,改种了白杨树,果然两年后,批斗、抄家降临。美国也逃不脱风水的魔咒。我家社区有一户欧裔美国人,本来生活很好,每到周末假日,必定倾巢出动游山玩水飚车耍酷,爽到走路都是一路“恰恰”。他的前院有一棵梨树,枝繁叶茂,主人不喜欢,砍倒肢解丢弃。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男主人丢了工作,受不住打击,开枪自杀。人说,不该随便改变风水,改则祸至。想到这些,不由人不半信半疑起来。本来我看家里的镜子并无异常感觉,现在则不对了,一看到,首先想起的老是这种物件的另类功能,总觉别扭,下意识躲着它们,直怕把我照得现了原形。毕竟我动过鬼心眼,打过鬼主意,怀过鬼胎,从不是完人。
翻翻书,看看何谓风水。好家伙,古代有关风水的著作可谓洋洋大观,光敦煌卷子列举的相阳宅的书就有24种。虽然和中国古代的各种学问一样,打着黄帝、周文王、孔子、子夏等名人旗号托名伪作者不少,但是其中有关房屋营造环境与设计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体现了古代的美学与经济学观点,有些颇令我赞赏。如《黄帝宅经》不看好房屋庭院大而无当,虚华无实,主张“不衰莫移”,“计口营造”,这比当今许多孜孜追求大房子的人务实合理多了。
看得多了,发现很难达到风水设计的最佳境界。现代人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像古代达官贵人一样随心所欲,选择完全可心称意的房子。常常在千挑万选买到后,才发现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我的一位朋友,在买房前,明确订立几条不买的规定。看了几百处,费时大半年,中意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最后到手的几乎没有逃脱最初必须规避的那几条戒律,弄得捶胸顿足欲哭无泪。
禅宗为什么在中国流行?那是因为简化了许多虚礼功课,满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需求。可是风水凭什么大行其道?它的理论让人弄得很复杂,规矩太多。结果不单是思想安慰,还是物质追求。你如果迷信,那是需要本钱的。为了恪守或规避禁忌,必须添置相应设施,甚至大兴土木。就算仅仅增加几面反射抗拒邪气贼光的镜子,也得挑形状做工好一些的吧。若再买屏风、鱼缸、花草、字画、窗帘等等弥补缺陷的摆设,绝不是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的。
人生识字糊涂始,风水 知道得多了,越发无所适从。各种风水书互相矛盾,这本这样说,那本那样讲,你说对,他说错。粗看面面俱到,细一想无一不是含混其辞,故作神秘。
后世各种风水说差不多都以《周易》为源头,以《周易》解说者和继承者自居。《周易》我是看过的,说老实话,并不完全懂,我相信,真正读懂的人,全世界数不出两位数来。难不是难在思想高深,科技超前,难在言语简洁模糊,语焉不详,而这正好被一些人利用来推销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本书只是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与思想意识。它揭示了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可知性和不可知性,或社会实践上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对前者它以占卦方式进行,对后者则以个人的修养补救。其中固然有一些有益的思想启迪后人,但整个来看基本保持在原始思维水平。夸大它的神秘性,往往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古代有“善《易》者不占”一说,堪称智者的认识,足可剥下大多数说易讲命理者的炫目外衣。稍微想想,不难明白,难道古人的智慧远远高于今人?人类思想的发展今不如昔?我们是有许多困惑,但这不是说解惑的钥匙铸造于远古。今人的使命不是迷恋古代,而是创造未来。对待古代哲人和典籍,必须尊重,深入理解,却不能肆意歪曲变形,更不能匍匐其脚下。对历史人物或思想,《史记》早已指出,“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两千多年,这点毛病从没改过。
从历史上看,风水应验吗?毛家无后,有人说何健刨了他的祖坟,破坏了风水。那么其他帝王呢?历代都是极其重视阴阳宅的选择,从顶尖高人占卜、求神问卦、审视地理形势、到设计、建造,层层严格把关,结果怎样,不用多说了吧。
既然很难符合理论,很难预测结果,左想右想,不知所措,干脆还是放开些,管他谁谁谁。有的风水书,说来说去,被自己套住了,按他的理论,根本找不到普通人能居住的地方,于是只好自己打圆场“君子则吉,小人则凶”。那好吧,有这一条就好办了,一点不用麻烦,“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居之,啥风水都被克住了。《易经》占来卜去,八卦演成六十四卦,最后还得归结到《易传》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先做好人,增强本身正气,什么魑魅魍魉,凶恶僻邪,全都退避三舍,不敢兴妖作怪了。假如再有什么意外,如天灾人祸,就不是个人能掌控得了的。我信这个。
文革后,母亲进入老年,她的习惯有了很大变化,从以前反感迷信,改为重拾老家的一些传统。比如,大年三十,一定要留一盏灯通夜长明,假若不小心灭掉,她会沮丧,不开心。而在以前,她特别要求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看见我们睡觉不关灯,还要教训一顿。
相对于人老迷信,人小迷信则少一些。这肯定与理性无关,而是少不省事。 小时候,夜晚,我常听有表演天赋的表哥绘声绘色地讲些鬼的故事。每到要紧处,还伴以手电光的闪烁映衬,益增诡异恐怖,但内心并不十分害怕,只觉得很有点刺激好玩。因为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男孩子尤其喜欢逞能,显示胆大。
后来毛泽东提倡党内树立不怕鬼的精神,家里发了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是从《聊斋》等古籍中辑录的。我看得津津有味,特佩服其中描写的一位秀才,不信邪,把几次三番骚扰他的鬼气得没辙,竟害怕再见他了。我心中暗想,鬼最好不要招惹我,它吓不坏我,我却能把鬼吓晕。
小孩心中都有黑色恐怖,黑夜、黑屋子 ,凡是光线暗的地方都容易让小孩产生不安全感。其实别说小孩子,大人照样恐黑。连常胜军38军初入朝鲜,一听“黑人团”也不免心虚起来。记忆中在小学里,我常搞点小坏。半夜装神弄鬼吓唬小朋友,或者在晚上讲鬼的故事,别人一夜竖着汗毛大睁双眼不敢睡,我却在梦中笑得满腮哈喇子。有段时间,学校宿舍楼维修地下暖气管道,出口敞开着。夜晚,我几次趁人不备拉上几个朋友钻进去玩地道战,即使在里面迷了路,半天找不到出口也不惊慌。
进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更无禁忌。毛是打伞的老和尚,我们则是伞下的小秃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鬼,也什么都不怕。长辈们常说的白色恐怖,我没有经历过,但到文革中,我逐渐对红色恐怖产生了畏惧。无论红色恐怖或白色恐怖都充满疯狂、仇恨、鲜血与冤魂,它制造了大批无辜、卑鄙和嗜血的人,理性在那时被嘲笑践踏,毫无安身之地。
陕北农民迷信较多,历史上就有好巫、信鬼神的传统。我以无神论者自居,常常笑话他们,在一些他们认为晦气的地方、时候以及人的面前,我都敢挺身而出。走夜路,手中有根棒子,能抵挡恶狼袭击,便无所畏惧。人家死了人,我会主动帮忙,掘墓、抬尸都干过。听人说有一处石崖上凿出的古墓,当地人管它叫“干骨窑”,我独自寻去,扒在窑口的石板缺口仔细观赏了一番,看到里面两具完好的干尸,并排而卧,同穴而居,不但全无恐惧,反倒为“梁祝”一类情种感动起来。在老乡眼里,我这副德性就是他们口中说的“二杆子”。
要说我那时全无迷信,肯定是自吹自擂得过头了。受家庭和时代影响,我迷信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最科学最完备的理论,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我的一生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然而转变也在“九一三”后,许多人回忆那个时候都谈到不同程度的震撼,从毛的大病,到全社会的呆傻与思考。林立果大概没有想到会折戟沉沙,但他一定想到了林彪与毛的公开分裂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冲击力。我在震惊之余,开始出现了以前绝对不会想也不敢想的一些疑问。如为什么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总是呈现为你死我活的状态?几十年亲密战友一朝反目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为什么让人理解分歧?难道本身漏洞百出吗?这些问题又不敢说,每天憋着,自己老是心虚,觉得怀着鬼胎,生怕被人识破。
七十年代末,在青年学生中流行UFO、外星人、黑洞等神秘话题。现在看来真不能小瞧了那些讲述和探讨。它拓展了思维的新角度,传统的神鬼观也发生了变化,许多过去纠缠不清的事情可以用外星文明来解释。古代神话不再是神话,诸神不再是神,而是比我们文明程度高得多的外星人。这些新奇得让人着迷,让人兴奋。当然这不是单纯的科学探索,而是和思想解放步调一致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现存社会制度、思想进一步审视。
八十年代初,我陪同几位老先生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傣族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与解体毫无惊奇感,认为和他们千年来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度没有多大区别。在西双版纳领主制下,有一部分田是共耕的,有一部分是自耕的,所有权属于领主。这和公社集体所有,保留一些自留地相同。所以他们说,“和我们以前一样”。这动摇了我头脑中旧存的一些观念。与此同时,一些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告诉我,有些巫师真的有法术,那可不是什么水中立筷子、扶乩念咒一类小把戏,而是能够在学者们挑剔的慧眼紧盯之下操纵两个凳子打架。“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只好说是高级魔术”。这让我对以往的所谓“迷信”,多了几分宽容。既然不能解释,凭什么否定人家?
上个世纪末,世界上掀起了风水热。 在美国,由于激烈竞争、势单力薄造成的不安全感,使港台人在买房时特别迷信风水。受他们影响,许多原本买房只知在钱上计较的大陆人也开始讲究风水。时间长了,听的多了,我们竟也被传染了。当知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院不种鬼拍手(白杨树)”的禁忌后,我甚至想到,文革时家庭遭罪,跟这一条大有关系。六四年,房管局的人把我家窗户、走廊上的原有木雕花纹装饰拆去,把院中仍然生机勃勃的海棠树连根刨掉,改种了白杨树,果然两年后,批斗、抄家降临。美国也逃不脱风水的魔咒。我家社区有一户欧裔美国人,本来生活很好,每到周末假日,必定倾巢出动游山玩水飚车耍酷,爽到走路都是一路“恰恰”。他的前院有一棵梨树,枝繁叶茂,主人不喜欢,砍倒肢解丢弃。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男主人丢了工作,受不住打击,开枪自杀。人说,不该随便改变风水,改则祸至。想到这些,不由人不半信半疑起来。本来我看家里的镜子并无异常感觉,现在则不对了,一看到,首先想起的老是这种物件的另类功能,总觉别扭,下意识躲着它们,直怕把我照得现了原形。毕竟我动过鬼心眼,打过鬼主意,怀过鬼胎,从不是完人。
翻翻书,看看何谓风水。好家伙,古代有关风水的著作可谓洋洋大观,光敦煌卷子列举的相阳宅的书就有24种。虽然和中国古代的各种学问一样,打着黄帝、周文王、孔子、子夏等名人旗号托名伪作者不少,但是其中有关房屋营造环境与设计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体现了古代的美学与经济学观点,有些颇令我赞赏。如《黄帝宅经》不看好房屋庭院大而无当,虚华无实,主张“不衰莫移”,“计口营造”,这比当今许多孜孜追求大房子的人务实合理多了。
看得多了,发现很难达到风水设计的最佳境界。现代人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像古代达官贵人一样随心所欲,选择完全可心称意的房子。常常在千挑万选买到后,才发现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我的一位朋友,在买房前,明确订立几条不买的规定。看了几百处,费时大半年,中意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最后到手的几乎没有逃脱最初必须规避的那几条戒律,弄得捶胸顿足欲哭无泪。
禅宗为什么在中国流行?那是因为简化了许多虚礼功课,满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需求。可是风水凭什么大行其道?它的理论让人弄得很复杂,规矩太多。结果不单是思想安慰,还是物质追求。你如果迷信,那是需要本钱的。为了恪守或规避禁忌,必须添置相应设施,甚至大兴土木。就算仅仅增加几面反射抗拒邪气贼光的镜子,也得挑形状做工好一些的吧。若再买屏风、鱼缸、花草、字画、窗帘等等弥补缺陷的摆设,绝不是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的。
人生识字糊涂始,风水 知道得多了,越发无所适从。各种风水书互相矛盾,这本这样说,那本那样讲,你说对,他说错。粗看面面俱到,细一想无一不是含混其辞,故作神秘。
后世各种风水说差不多都以《周易》为源头,以《周易》解说者和继承者自居。《周易》我是看过的,说老实话,并不完全懂,我相信,真正读懂的人,全世界数不出两位数来。难不是难在思想高深,科技超前,难在言语简洁模糊,语焉不详,而这正好被一些人利用来推销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本书只是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与思想意识。它揭示了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可知性和不可知性,或社会实践上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对前者它以占卦方式进行,对后者则以个人的修养补救。其中固然有一些有益的思想启迪后人,但整个来看基本保持在原始思维水平。夸大它的神秘性,往往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古代有“善《易》者不占”一说,堪称智者的认识,足可剥下大多数说易讲命理者的炫目外衣。稍微想想,不难明白,难道古人的智慧远远高于今人?人类思想的发展今不如昔?我们是有许多困惑,但这不是说解惑的钥匙铸造于远古。今人的使命不是迷恋古代,而是创造未来。对待古代哲人和典籍,必须尊重,深入理解,却不能肆意歪曲变形,更不能匍匐其脚下。对历史人物或思想,《史记》早已指出,“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两千多年,这点毛病从没改过。
从历史上看,风水应验吗?毛家无后,有人说何健刨了他的祖坟,破坏了风水。那么其他帝王呢?历代都是极其重视阴阳宅的选择,从顶尖高人占卜、求神问卦、审视地理形势、到设计、建造,层层严格把关,结果怎样,不用多说了吧。
既然很难符合理论,很难预测结果,左想右想,不知所措,干脆还是放开些,管他谁谁谁。有的风水书,说来说去,被自己套住了,按他的理论,根本找不到普通人能居住的地方,于是只好自己打圆场“君子则吉,小人则凶”。那好吧,有这一条就好办了,一点不用麻烦,“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居之,啥风水都被克住了。《易经》占来卜去,八卦演成六十四卦,最后还得归结到《易传》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先做好人,增强本身正气,什么魑魅魍魉,凶恶僻邪,全都退避三舍,不敢兴妖作怪了。假如再有什么意外,如天灾人祸,就不是个人能掌控得了的。我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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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