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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 胡风女儿回忆师大女附中的日子:可以望个无穷的远

张晓风: 胡风女儿回忆师大女附中的日子:可以望个无穷的远

博客

可以望个无穷的远 可以暖暖青春的梦

——《夕阳之歌》胡风

1954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大操场里,一个短发女孩从正在举行高中入学考试的教室里走了出来,靠着双杠休息。看校门的老工友问她:“同学,还没到点,你怎么就出来了?”她答道:“我考完了,也检查过了,挺容易的。”老工友说:“我说同学,你一定会考上的。”这女孩就是我。几天后发榜,我果然考上了。在我父亲1954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晓风考取师大女附中(高中)。”而每当我回忆起母校来,首先记起的就是操场上的这一幕。

在当时的时代风气教育下,我们都成了理想主义者

在这一年前的1953年8月初,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居到北京,这时,我应该插班上初三念书。搬家之前,父亲曾问过周扬的夫人苏灵扬,能否让我去她任校长的师大女附中上学。她的回答是,学校不收插班生。父亲也就不再多说。于是,我在离家不远的女六中(现在的156中)念了一年初三。第二年毕业后,我居然自己考上了这所全国知名的学校。这回,父亲显得特别高兴,我也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自豪。

当年我的同班同学很多是从初中直升来的,这之前还有“公费生”和“自费生”之分(公费生就是干部子女,生活用品等都是公家发的,什么都不用交费,也就是供给制;而自费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要交学杂费、书本费和中午的伙食费),不过,到我入学时,似乎国家已全部转成薪给制,也就没有“公费生”和“自费生”之分了。虽然一些同学的父母是高干,但她们处事都很低调,从来不提,所以同学间也都不大清楚。大家穿着都很朴素,同学间关系也很单纯。

看校史介绍,女附中是1917年成立的老校,老早就是优秀的名校。解放后,学校吸收了育才中学和华北中学的女生部,学校就不但以学习成绩优秀著称,且思想进步,政治上紧跟时代。

在五十年代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下,学校的各方面都深受其影响。听一些初中就在这儿就读的同学说,她们那时上俄语课有苏联教师,还给她们起了苏联女孩子的名字呢。我们看的最多的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革命英雄主义的名著;唱的歌曲是《小路》、《山楂树》、《共青团员之歌》、《卡秋莎》等;开班会、过团日时,黑板上写的主题词是:“友谊”、“同志爱”、“祖国”、“理想”……1955年,卓娅的母亲来我国访问,还特地到我们学校参观,那可是我校的光荣啊。我们那代同学在当时的时代风气教育下,都成了理想主义者。我当然也不例外,刚一入学,便积极要求入团,争取进步,立志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梦想着将来当个科学家或工程师,为国家做贡献!


1954年夏,张晓风一家在北海公园珍珠梅旁

 

同学们对学习的兴趣,就是这样被一位位老师提高起来的

在将来为祖国争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感召下,师生们都努力保持母校的光荣名声,学习特别努力,每年的大学入学率在全市都名列前茅。继苏灵扬任校长的胡志涛校长,是长征老干部,认真严肃,极有风度。而老师们(当时不称老师,而是称先生)讲课时的风采和魅力,我至今仍是历历在目。尤其是几位特级老师:王明夏先生、张玉寿先生、张继恒先生,都教过我们班。印象中的王明夏先生,上课时提着一块小黑板进来,讲定理解方程可真是条分缕析,逻辑清晰,一句废话也没有。她一步一步地引导解答难题,使我们对数学不但不觉得枯燥难懂,反而感到兴趣盎然,以致我在睡梦中还在解几何难题。

前几年教育界在反思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时曾提到,我们那三年的语文课本(那时叫“文学”课)为编得最好的一套。那是,从《诗经》起,循着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精选各阶段的优秀范文——《诗经》、《左传》、《论语》、《史记》、唐诗、宋词、元曲、白话小说等(这套课本我一直珍藏着,有时还要翻翻它)。高一时的语文老师我已记不得姓什么,只记得她讲古诗时绘形绘色地朗诵讲解,把我们都带到了诗句体现的境界里去了,听她的课可真是一番享受。虽然我看过的文学书籍够多的了,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却不了解,如没有这样的课堂学习,我就不会有起码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可惜不久,她就被调到阿尔巴尼亚教课去了,后来的文学老师教学水平都不及那位。

同学们对学习的兴趣,就是这样被这一位位老师引人入胜的讲课提高起来的,学习根本不是负担,而是乐趣。记得,当时我的课桌里放满了一排排课外辅导书,自己找习题做,从不用家长督促。就这样,还要抽空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世界名著看。我们家的文艺书籍虽多,差不多的名著都有,但总还有缺漏的,好在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看书又快,往往一晚上就能看完一厚本,第二天再去借。虽有一些可能是“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但对个人道德情操的成长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校里还有形形色色的课外小组可以培养学生的业余爱好,同学们在校的生活是非常充实和快乐的。

当年我们的成绩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以5分制计算,没有排名次,从成绩单上看大家差距不大。我觉得这样做比现在的百分制排名次要好得多,更有利于提高同学的自信心。连续六年(包括初中)各科成绩都是5分(相当于百分制的90分以上)的同学,高中毕业时可以获得金质奖章;仅高中三年各科都是5分的,毕业时获银质奖章。我因身体廋弱,体育课总是勉强及格(3分),所以,毕业时没得银质奖章,只得了一个铜质奖章。得银质奖章和金质奖章的同学,往往可以直接保送上北京师范大学。不过,这一项到1955年学校改制为“北京实验中学”后便取消了。

学校很重视体育,每到冬天,操场上会泼上水,上体育课便是练滑冰,这大概是一般学校没有的条件。因为我体育成绩不行,每到运动会时,眼看着身穿竹布汗衫白长裤校服的同学们进入会场,自己不能参加,总是羡慕不已。

由于学习成绩是5分制,大家无法分高低,但有一项我们却是在暗中比赛的,那就是书写方面。老师们的板书都很漂亮,课代表们也不甘落后,在黑板上写老师所留的作业时都尽量写得好看,大多数同学的作业本字迹也是既干净又漂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

 

班里团组织对我做工作,要我揭发父亲的“罪行”

入学不久,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召开了,报上公布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列有父亲为四川省的代表。我高兴地指着报纸上他的名字给同学们看,感到很自豪。但不久,对父亲的批判文章就一篇接一篇出台了,标题都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小集团”等字样。我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又不敢去问父母。大概是因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能理解,我干脆就在学校里住宿,不常回家。

1955年5月13日那天,正是星期五,看到报上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改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我感觉如雷轰顶,立刻被震懵了,完全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周末也就没回家,直到下一个星期六(5月21日)才回到家中。到家一看,那可真是物是人非了。父亲和母亲都不见,一问方知他们都被带走了。外婆流着泪对我讲述了那天的情景。

父母被带走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七十多岁的外婆和七岁的弟弟。一夜之间,我不得不成了大人,要应付所有的事,还得管家。在当时的形势下,整天听着大喇叭中的讨伐声,看着报上的大字标语和声讨的文章,连走在我家的胡同里,都有孩子们在我身后喊口号。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能让我钻进去,躲开这一切,心里可真是不好受啊!本来就内向的我,这之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再也难得有笑容了。

班里团组织对我做工作,要我揭发父亲的“罪行”,划清界限,站稳立扬。当时,虽然我打心眼儿里不认为父亲会是什么“反革命”、“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但作为一名要求进步的青年,绝对不会怀疑党和政府的英明,也绝对不会怀疑所有这些材料。我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能回忆揭发出父亲的大量“反动罪行”,这样,不仅帮助了党和政府,解除了自己的思想负担,还能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可惜,穷尽记忆也揭发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来。

后来,我据实写了一些,既没有添枝加叶,又不懂得人言亦云地把父亲痛骂一顿。几次材料写下来,组织上对我失望了,我的入团愿望没能实现。好在那时还不兴“狗崽子”说,老师和同学既没有歧视我,也没有开什么批判会,他们还是希望对我有所帮助,让我尽快进步,有些课任老师甚至一直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1984年5月,张晓风与父亲在北京饭店文联招待会上 

 我这才死了心,认了命,开始找工作

到高中毕业时,正值1957年,国际形势严峻。春季,我们每天围看教室后面贴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虽然不大懂得,但还是很关心,偶尔也有议论(后来得知,我的两个同班同学因为有“错误”言论,再联系上她们的家长都有“问题”,在毕业前被加以团纪处分,一位只好到工厂去当了工人,一位没考上大学上了中专)。

“反右”开始后的一个晚上,学校把我们拉到北师大的大礼堂(似乎是在德胜门附近),参加对某教授的批判大会。虽然我已有过1955年运动的切身体验,但真正的批判会的架势,这还是第一次领教。人们纷纷上台揭发批判,虽然没有后来“文革”时那样的揪斗,那也还是给被批判者加上了若干“罪名”,甚至涉及个人品德。堂堂知名教授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切,当天夜里便上吊自杀了!他的一个女儿正是我的同班同学,成绩优秀,能歌善舞,但由于父亲的问题,当年没能考上大学,便去了茶淀农场(北京农业技术学校),第二年别人都保送上了大学,她却又一次因父亲的问题未能上成大学,后来到丰台一农村小学去教书,并在那边结婚成家,最后因婚姻不幸,早早自己结束了生命。

回过来说我自己。那年的高考没被大学录取。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考得不好,报的志愿太高,便自学一年后又考了一次。后来方知我的分数并不低,只是因为政审通不过,所以上不了大学。我这才彻底死了心,认了命,开始找工作。

那年月,高中毕业生还比较吃香,可是对我来说,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工作条件极差的工厂车间里当学徒工(现在知道,1957年8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在大会上传达过高考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要贯彻阶级路线,要考虑家庭出身,要考虑家长是否有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凡这方面有较大问题和不清楚的,一律不予录取……于是,我这个“反革命头子”胡风的女儿当然更不能上大学了。须知,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其中不少人的罪名中就有一条是“为胡风鸣冤叫屈”!)

前些年,朋友给了我一本某老干部的回忆录,其中提到了与我有关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负责1959年农业机械学院春季招生工作时,看到过一份未录取考生的档案,考试成绩490多分(满分是500分),据他回忆,该考生从照片来看眉清目秀,考卷字迹也同样清秀。在政审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的意见,大意是:该考生张晓梅系“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胡风的女儿,与反革命集团头目的父亲胡风,划不清界限,曾几次到监狱与其父见面。最后,表上盖了“不宜录取”的红章。看到这段文字,我顿感五味杂陈。虽然此人将我的名字搞错了,对是否报过农业机械学院一事,我也记不得了。实际上,自1955年5月父亲被拘捕,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十四年后获“监外执行”回到家中,我才得以再次见到他,这期间,我从未被准许到监狱中去看过父亲,我更不会主动要求去见他,招生委员会却说我去看过几次,那自然是划不清界限了。对于不知情顶着的这项罪名,我可真是无话可说了!


毕业照,后排左起第6人为张晓风

 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评上了研究员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又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北京郊区的一个国营农场,当上了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差不多的农活和不属于农活的劳动我都干过,总之,我下定决心在农场扎根劳动。既然农民们能世世代代在地里劳动,我为什么不能呢?在那里,我与现在的爱人相识、相知、相爱,后于1965年底结婚,在农场破旧的小屋里成了家。

我所在的农场虽在农村,但也并非世外桃源。毕业多年后,竟又与女附中有了“关联”。上面派来的“四清运动”工作组的一位成员,竟是女附中教务处的老师,她当然知道我的情况,便想方设法从我周围来往的青年工人中寻找我“立场不稳”的线索,也想从我们周围弄出个什么“集团”来,作为农场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证明。好在我们和农场的老工人们关系较好,从我们身上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信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未能将我们揪上台来批判。好在不久,工作组撤消,她回校去了。这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夫妇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此事说来话长,在此就略过不表了。

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正式平反,父亲的工作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顾问,我也同时从劳动了20年的农场正式调到艺术研究院,担任他的秘书,协助他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我的爱人通过其他途径调回了城里,我们的家也安到了京城。父亲于1985年6月8日去世之后,我致力于整理他的文稿及各种材料,编辑出版他的著作、书信、日记、各种史料以及母亲的著作等。当然,自己也写些有关文章,出版著作。终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评上了研究员,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回母校已是1987年校庆时,离开她30年,学校变得认不出来,同班同学相见也须先报一下名才行。大家,无论是事业有成还是身处平凡的岗位,都始终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不负当年老师们的教导。近年来,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初期学校红卫兵暴行的报导:她们甚至折磨并打死了卞仲耘校长,那几位可敬可爱的特级教师都被揪斗……这些都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和难过。如果不是亲见亲历过“文革”时期的种种,我真难以想象,十几岁的女附中学生竟下得了手干得出这样的事来!但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女附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全国并不是个例。虽然校史中这耻辱的一页不可能抹去,但我们这所百年名校终将通过反思跨过这一切,继续教书育人的优秀传统前行!

在女附中,我度过了三年最幸福的青春年华,那是我难忘的记忆!

 

文与图/张晓风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胡风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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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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