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忆我的良师益友瞿希贤

2008年3月19日，在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大赛合唱比赛总决赛的现场，我接到合唱指挥大师严良堃先生打来的电话。严先生当时只沉痛地讲了一句话：“蓬勃，她走了。”我当即明白了严先生的话却 不知该说什么好。是的，瞿希贤先生的辞世在我的思想准备之中，但也是我极不愿意接受的现实。毕竟，我实在舍不得失去这位良师益友。

说先生是我的良师，是因为在我们相识的二十多的年里，我向她学习了很多的音乐思想和做人的道理；而说她是的我益友，则 我为她的忘年之交，并叫我“小朋友”。其实，二十多年来，我从没有叫过她一次“老师”，始终都称她为“先生”，并把她作为自己的师长和楷模。

先生辞世，媒体上马上就有这样的消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作者，作曲家瞿希贤病逝。”一时间，我的头脑中出现了先生皱眉摇头的样子。因为，在经历 了“文革”中六年七个月的牢狱生活之后，在对“文革”和“文革”前一个时期的个人思想和创作深刻反思之后，先生对自己的某些作品也有着不同于先前的看法。

说起我与先生的相识，还是在1984年。当时，词作家金波老师建议并介绍我与先生见了面，并请先生为我的合唱团创作童声合唱曲《我们和你们》。2005年9月，当我在北京音乐厅指挥瞿希贤合唱作品音乐会时，我把音乐会命名为《我们和你们》，就是要以此来感谢二十年多来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举办了这场音乐会仍感到欣慰！因为它表达了我对先生的感激，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在音乐会之后，先生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听自己的歌会那么紧张。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喜欢我的歌，我把每一首歌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了吧？！”再后来，当听了我们为音乐会录制的实况录音后，她又兴奋地打电话来长谈了一次。她说：“我非常激动！这一次我是真正在欣赏了，我可以回想那每一个时刻！”

刚开始认识先生是她打电话来询问我对她的作品的意见。那时，我还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让我给她的作品提意见对我是有困难和有压力的。可先生在电话那边等 着，我也只好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和先生一直就以这样的方式交流着，彼此都直来直去。而且，实际上我们都很敏感，谁也不可能有什么想 法是能够隐瞒的。

1986年以后，我在中央电视台指挥“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先生曾为我编配过一些童声合唱歌曲，我也曾指挥录制过先生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作品。后来，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感到自己的创作力不如以前了，我要挂笔了。”听先生这样一说，我心里感到很难受，难道一位大作曲家的创作就这样终止了吗？那时真是几多感慨、几多遗憾呀。

2003年，在北京“非典”肆 虐期间，先生打电话来说要寄赠一本新出版的合唱曲集。能够收到她的赠书当然高兴，但我告诉她先不要寄来，等疫情过去后我自己去取。可是，这书还是很快就寄到了，我看到书的附录中记着每一首作品的创作时间、首唱合唱团和指挥的名字。我知道，这就是她的风格，只要见过一次、合作过一次，她就会永远记住你！

2004年 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突然想要带先生去吃一次上海菜。我到了她家里对她说：“今天的天气真好！我的车就在门口。”先生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不必说 了，我哪儿也不去。你中午就在我这儿吃饭。”当时，我真是感到吃惊：“她都八十六岁了，怎么思维还这么敏捷，反应还这么快！”而后，她拿出两个大碗对我 说：“你先自己待一会儿，我得到对门‘要饭’去，不然怕是不够呢。”记得我也开玩笑地说：“您的衣服可不够破，要不化个妆、拿个棍儿再去？说不定还能要得 多些呢。”现在想想也要感谢李珏阿姨，我没少吃她家的饭。

与先生交往多年，谈得最多的是这样几个话题：一、她的作品。二、我的工作。三、中外合唱艺术发展的情况和动态。我从来都没有请先生给我讲过课，只是很愿意去与她畅谈。因为，每次的谈话都能使我受到启发，并且受益匪浅。

先生去逝前曾说：“你是最了解我作品的人了。”我说：“不对，严先生最了解你的作品。”她想了想，点点头说：“对，但你是年轻人中最了解我的作品的。”先生这样说大概是觉得和我谈过太多她的作品。

我 确曾多次地同先生谈论她的作品。我认为，她的合唱创作前期的代表作首推《牧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后期作品中最好的应该是《把我的奶名叫》、 《飞来的花瓣》。她说：“《牧歌》是我的眼珠子。”“《把我的奶名叫》有较多的人情味儿，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有更多人性化的表现。”先生还问我：“《牧歌》首演时你听到过吗？”我说：“也许听过。”她听到这个回答后有些吃惊，但又猛然反应过来说：“你不是还没出生吧？”我说：“是，但已经快出生了。也许是“胎教”吧。”笑过之后，先生对我讲了《牧歌》的创作经过。那是在1954年，有一天中央乐团接 到一个为外国元首演出的任务。周恩来总理提出，不要只唱革命歌曲，也要唱一些优美的艺术歌曲。于是，她连夜改编了这首后来享誉国内外的无伴奏混声合唱《牧歌》。第二天，中央乐团合唱队排练并演出了这个作品，也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有趣的是，先生从没有去过内蒙。她对《牧歌》风格的把握主要来自舍拉西和安 波的演唱和她对内蒙草原生活的想象。在那个年代，这首作品完美的表达了人民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梦想、追求、创造、赞美，使它得到了人们长久的欢迎，并成为 我国合唱创作中的珍品。瞿先生晚年曾这样评价这首作品：“基本满意。但现在来看，手法还是简单了。”

1963年创作的混声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先生最成功的创作之一。不过，在文革的经历和对文革的反思之后，先生晚年否定了这首作品，并不愿意人们再演唱这首歌曲。2005年我与她讨论她的作品音乐会节目单时，曾几次提出想把这首作品作为返场曲目都遭到了她举双手的反对。她甚至连夜将童声合唱《我们和你们》改编为混声合唱，她说：“我使你没有了返场曲目，现在赶出了这首算是我赔你的吧。”对于这首作品先生说：“有负疚感。”

混声合唱《把我的奶名儿叫》（黄宗英词）创作于1981年， 该曲经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出后立即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后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在国际上获得反响。亚洲广播联合会收听到该曲后曾当即来函索要乐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也很快地将此曲选入《亚太歌曲》第三集。我个人认为，这是先生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先生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因为她本人也喜欢这个作品。2006年，我带合唱团去新加坡演出，音乐会的第一首歌《把我的奶名叫》刚刚唱响，台下的一位老人就不禁潸然泪下了，她是钢琴家巫漪丽。中场休息时，巫老师到后台找到我，交给我两封匆匆写给我的和瞿希贤的信。这两封信的内容都回忆了当年瞿希贤、张 权、巫漪丽这三位女艺术家共同创作歌曲《把我的奶名叫》的情景，其文感情真挚，令人感动！（加上作词的黄宗英，共有四位女艺术家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最初创 作）后来，我回国后把信件交给了先生。她说：“你再去新加坡时帮我给巫漪丽带封信。”可惜这件事已经无法再做了，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桦词），是先生创作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它发表于1958年《儿童音乐》创刊号，1980年再获得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比赛的一等奖。在作品发表二十二年后还能够被评奖，可见这首歌曲的艺术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今天，二、三十岁以下年龄的青少年和儿童已基本上没有谁知道瞿希贤了。但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87年瞿希贤把它改编为童声合唱曲，2007年该曲被选入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的指定曲目。不过，先生本人对这个作品不满意，认为改编得不成功。我曾几次想请她在最后仍有可能的时间里，把这首她的影响最大的歌曲重新编配。但因为这个话题会直对着她将离去而无法张口。

前面提到，“文革”使先生经历了一场灾难。虽然，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有人要抓先生时立即让秘书打电话说：“不能抓瞿希贤，她为人民写过许多好歌，今后人民还要唱她的歌。”但是，转眼之间，“四人帮”的魔爪还是把她抓走了。这段历史她不愿意多讲，但内中的打击和痛苦是不难想见的。谈到这段经历之后的情况时，先生 说：“再次拿起笔来的感觉还是很沉重的。”她谈起为电影《陈毅将军》谱写音乐的情况：“这是我从监狱回到家里后不久便接受的创作任务，要知道六年零七个月不能够接触音乐后，我已经不会写了。但陈毅在文革中的经历与我的经历有一些共同之处，所以我对这个电影的内容有共鸣。我是坚持着一边看书重新学习作曲技法 和理论，一边写电影音乐的。我写得真是很慢，也很艰苦。”听先生这样讲，我暗自吃惊，也由衷地佩服她的毅力，并且知道了她是哪样坚强的人。但是，先生又总 是那么的谦虚和低调。对于所取得的成就，她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2005年的一天，她对我说：“前几天我去了一趟上海。”我问到：“去干什么呢？”她说：“他们给了我一个奖。”我再问：“是什么奖？”她说：“中国电影百年（音乐）终身成就奖。”这 是先生在八十六岁高龄时获得的最后一个奖。我说：“您的一生真是很有成就，也很辉煌了！”她说：“其实也没什么，和我的同学们相比，我没有他们写得好，真的。”

纵览先生的音乐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能够以满腔热忱敏感地把握时代脉搏，真诚地创作出符合时代的音乐，并唱出了人民心声的人。

首先，是《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这是一部以江西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大合唱。全曲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农民暴动到迎接全国解放的历史过程。1956年，《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的创作完成，并在北京全国第一届音乐周首演。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题材有分量，布局构思缜密，表现手法多样。其中采用的一些 民歌素材和从人民熟悉的革命歌曲中寻获的乐句，使人们对音乐中表现的艺术形象有着很强的亲近感。关于这部作品，先生说：“当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建 设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的思想与当时的环境是非常合拍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我思想上的共鸣。”所以，对于这部作品，她本人的态度 是满意和肯定的。

1980年， 当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半夜里在校园内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当时，瞿希贤和王凯传正在北京大学，他们立即创 作了混声合唱《啊，中华，我的祖国》。反映了在十年浩劫之后，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女排的胜利鼓舞着人民呼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心声。

1984年， 面对着中国改革的大潮，先生创作了混声合唱《当代中国之歌》（李幼容词）。已故的著名合唱指挥家秋里和聂中明生前都十分喜爱这一作品，并把它列入了他们的 保留曲目之中。秋里更曾提议将其改名为《当代中国改革之歌》，可见这个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紧密结合的。

1985年，中国科学考察队第一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先生创作了混声合唱《致意南极》（晓光词），表现了人们对神奇南极的向往以及科考队员们的兴奋心情。

1997年香港回归，七十八岁高龄的先生又创作了混声合唱《祝福你，香港》（王健词）。这表明她依旧关注着国家的大事，与国家同欢喜、共忧愁。

总之，一个作曲家能够使自己的心随着亿万人民的心一同跳动，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这样的品德是高尚的。

2000年 以后，先生决意淡出。她谢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但却十分欣赏电视节目中对于其他艺术家的介绍。有一次，先生打电话来让我赶快看一下凤凰卫视采访黄飞立先生的专题节目，并说：“这个节目做得真好！”后来我告诉先生，凤凰卫视希望我帮助他们联系您做一期您的专题节目，但是被我谢绝了。先生很明朗的说：“你做得对！我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了。否则，就对不起前些年拒绝过的那些人了。”

在这一个时期，先生曾经特别担心今天的青年不再理解和欣赏她的作品。她总说，“我是上个世纪的人了。”我告诉她，我几次在大学里开音乐会都演唱半场她的作品，而且演出效果很好。我又把节目单和演出的照片带给她看，她看过后是那么的高兴,她 给学生们写了这样的信：“感谢你们在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全部演唱了我的作品。真的，我很意外！直到看见节目单才相信这是真的！去年，你们唱过我的十三首作 品，使旧作增添了新的青春光彩。现在，你们又花时间认真排练，并听说唱得很投入。真抱歉我不能到现场来听，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从进高中懂事起经过了七十年的历史沧桑。现在，基本属于二十世纪的年老的我，和基本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年轻的你们，居然在合唱艺术中产生了共鸣！不知道是不是简单的和声与质朴的人情味 吸引了你们？不用回答，听到歌声就行了。你们的音乐会使我感到非常幸福！谢谢你们！”

晚 年的瞿希贤平和，也更有人情味儿。她愿意同别人讨论她的作品，关心现在国内合唱艺术发展的状况，关心国内的各项合唱活动。她还关注国际上合唱发展的动向，并主动地去了解和研究目前外国流行的合唱创作方法。虽然，她不再进行创作，但有时却还让我给她看一些新的外国合唱作品的乐谱。

2006年，我应邀担任了第四届世界合唱比赛的评委工作，赛后回到北京与先生谈了中国合唱与创作在世界比赛中的表现。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她只是间或的提出问题，然 后认真地听我的介绍。我说了比赛中反映出的中国合唱的主要问题，也说了她的作品在演唱时的情况。当我说完了之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蓬勃，你说得我无地自容！”我知道她是在自责，责备自己没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合唱作品，没有为中国的合唱团提供更多、更有竞争力的参赛曲目。我当时连忙安慰她说：“我的合 唱团在这次比赛中得到了金奖，这是个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参赛时就演唱了您的《牧歌》，我们回到北京后还给陈至立等中央领导做了汇报演出。先生没有回答我， 她只是摇了摇头。

以后，当她病重住院后我对她说：“您要好起来！等出了院我再开一次您的作品音乐会。”这次，先生沉思着对我说：“你以后再不要专门开我的作品音乐会了。现在我知道了，以后还会有人唱我的歌，这已经让我很欣慰了！”

先生最后一段日子里饱受了病痛的折磨，她那超人的敏感和睿智此时也成为了她的包袱，使她在对于生死的企盼之间徘徊。先生的一生坎坷波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和谦逊，也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强和痛苦。她去世前不无艰难地对我说：“我这一生，甜酸苦辣都品尝和经历过，值了！”

先生离开我们了。每当我想起她时，她的音容笑貌也依然鲜活。每一次的回忆，也都令我落泪。可是，我也享受着经历过的那些谈话和教诲，并庆幸曾经有她作为我的 良师益友！我仿佛又看到我们在谈论音乐和她的作品，而她带着企盼的目光说出的一句话曾经是那样地打动了我：“我希望我的歌里有更多的人性化的表现，要像春雨一般的‘润物细无声’！”

来源： 中国音乐评论网   http://www.zhongguoluyi.org/n344c1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