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岁月系列：脑海深处的饥饿记忆

      读罢莫言的自传体小说《吃相凶恶》，既沉湎于过去那个饥饿的年月很久不能平静，又对莫言描述的那种由于饥饿所形成的凶恶吃相和过去的自己及农友如此相像而哑然失笑。在已逝去的生命历程中，有来自躯体和精神的种种不同感受，其中有些感受是不好忍受的，特别是莫言所描述的饥饿感，的确不是一种好滋味，可能只有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人才会有深刻的体会。
      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人一直是吃不饱的。战乱、瘟疫、饥荒等灾难伴随着祖辈们一路走来，不仅摧残着肉体，而且还会随时夺去生命。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人从小就有过吃不饱饭的经历，那是个物质匮乏、没有票证难以生存的年代，特别是三年灾害时期，大城市的最低粮食配给虽然有保障，但多是些难以下咽的“洋籼米”，还要搭配山芋、六谷粉等杂粮，很少荤腥，肚里没油饭量就大，几乎人人会挨饿，家家粮食不够吃。记得早饭都是煮点胡萝卜或者在照得见人影的粥汤里和点“面糊涂”垫饥。也许那个年代胡萝卜吃得太多，哪怕现在的营养专家把胡萝卜素吹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碰胡萝卜。
      下放农场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干农活体力消耗大，一个月四十斤的饭票定量根本不够，再去添加饭票，零花钱又没有了，所以不敢放开吃，老是觉得饿，每个月的饭菜票一发下来，就先要敞开胃口大吃一顿。第一年的秋收过后，食堂用新打下的大米做饭，和吃惯的籼米饭相比，这新大米煮的饭油光闪亮，柔软可口，没有菜也能吃下半斤。无聊而又时常挨饿的农友们，趁着手中有粮开展了吃饭比赛，规则是每位参与者交二两饭票，在规定的时间内吃下最多米饭的为胜利者，众人上交的饭票就归其所有。我知道自己绝无夺冠的可能，但本着游戏精神和兄弟情谊，也积极的参与进去，最后的胜利者是一位绰号“吃不饱”的农友，在半小时内吃了三斤米饭。就在这次比赛中，我也创造了个人生命史上的记录：一顿吃了一斤半米饭。有一年的端午节前，一起搭伙吃饭的一位农友的父亲来农场探视，背来四十个粽子，想着让儿子饿的时候能补充几天，因为担心其他农友收工回来后分食，他父亲前脚刚走，我们似饿虎扑食，四个人以风卷残云般的速度把四十个粽子全部报销，我胃口最小，吃了六个，最厉害的吃了十五个。现在想来不可思议，什么配料都没有的白米粽、赤豆粽也成了美味佳肴。
      在崇明农场最大的盼望就是返回上海休假，除了能躲避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更是改善伙食，补充营养的最好时机。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放假，我从开河工地上直接回家，和几个农友穿着套鞋，裹着破烂的棉大衣挤上长途汽车，又在南门港坐双体客轮到吴淞码头。由于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饭，长途汽车又慢又挤，几经周折后饿的两眼发黑，上岸直接走进五十一路汽车终点站旁的点心店，我们一行五人，一人叫了一碗小馄饨，还买了三斤锅贴，刚发了十几元钱的年终奖，很是财大气粗。我拿着票据排在煎锅旁，轮到我时，一锅锅贴还有一半多。“要多少？”师傅问，“三斤！”我拉开了嗓子。这一回答立刻让后面排队的市民炸了锅，要知道锅贴一次做一锅，总共才有二斤，一般市民吃点心都是一两、二两买的，如此大手笔还是第一次见到，都给了我们，他们就还要等待很长时间。排在我后面的一位中年人和我商量：“小师傅，这半锅你们也不够，我只要二两，是不是先给我？”“不行。”我断然拒绝，我们正饿着呢。后面还有一位姑娘走上来商量：“我只要一两。”站在一旁的农友厚着脸皮打起哈哈：“小姑娘，一两就不要买了，和我们一起吃吧。”姑娘看见他满脸胡茬、浑身泥浆的活鬼样，吓得花容失色，赶紧退回到队伍里。就这样，在市民们鄙视的眼光下，饥肠辘辘的我们敞开肚子饱餐了一顿。
      改革开放后，农村分田到户，极大地挖掘出农民种地产粮的积极性，中国的粮食问题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传统节俭的国人终于摆脱了几千年来对饥饿的恐慌。现在返沪看到的就是那些在马路边的行乞者，也没有要饭吃的，他们只要金钱，这说明他们的肚子不饿，想着讨点钱回老家盖楼房去。对乞丐来说，有幸生活在没有饥饿的日子里，真是莫大的幸福，对我来说，虽然挨饿的日子已过去了几十年，但至今想来都觉心慌，那种在大田里拄着锄头望食堂，企盼着早点收工的饥饿，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忘记。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有了油水，身体开始发福，我也不敢像莫言那样吃起饭来依然是“奋不顾身、埋头苦干”，但记着过去的饥饿感，才会懂得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连饭都不能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