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立秋时 洒泪悼故友 （上）
和自己曾经在崇明这块盐碱地上一起苦苦挣扎过的农友吴勤峰也是在这样暑去凉来的立秋时刻骤然离世的，虽然已经整整三年了，但我还是隔三差五有事没事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神神叨叨的向亲朋好友提起他中年早逝的悲恸之事。
峰哥比我大两个月，都是上海市建设中学七四届的初中毕业生，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我们一同被分配在崇明跃进农场的十一连队。那段日子里，我于大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他倒是在食堂里养的白白胖胖的。
峰哥没少照顾我，经常把食堂里好吃的偷偷带回寝室给我享用。（十七八岁的我正值发育长身体之际，饭量特别大，曾记得有一次晚饭吃了四两的糖醋排骨以及半斤米饭，紧接着夜宵又是一两一个的面包一口气连吃十个，肚子涨得非常难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哼叫。）那时好象为了填饱自己的五脏庙的我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一般到连队的食堂买饭菜，都要趁人稀少峰哥当班时才去，他总是把我喜欢吃的红烧肉放在搪瓷碗底下，上面用白饭盖住，米饭上面仅是几颗青菜叶子。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的回城风骤然吹起，我和峰哥闻风而动，三天两头写信威胁自己的父亲，说是他们再不提前退休，就会闹出人命了，父亲们慌了神，在我们的软硬兼施下，也隔三差五的跑到厂党委办公室，频频向领导们施加压力，寻找各种理由提出退休的申请，最后终于使得我们如愿以偿了。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我们从农场先后顶替回了上海，在各自父亲的工厂里的生产第一线工作。我父亲是上海铝材厂的压轧车间的“早、中、夜”三班倒的普通工人，他所在的班组人称是全厂闻名的劳改班组，不但劳动强度高，而且又极其危险。我上班没有几天，就有“刚出狼窝，又进虎穴”的感觉。因为我周围的同事十个人中有六个人的手指在铝板的压延过程中不慎被无情的轧棍吃掉了，曾经亲眼目睹有个比费翔还要帅的老哥甚至被贪婪的老化机器吞噬自己整个一条右胳膊，他那长得像赵雅芝一样漂亮的女友也只是到杨浦区中心医院瞥了他一眼，随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峰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他是中国纺织机机械厂三班倒的翻砂工，尽管他屁颠颠的卖力工作，重活脏活抢着干，但工作那么多年以来，名字从来都没有在富丽堂皇的车间的积极分子，厂部的劳动模范的“光荣榜”上金光灿灿的出现过一次，他父亲在他进厂之前意味深长的关照过他：“在他们单位里顶替进来的是被看不起的最底层，领导利用可以，重用则不会，因为上面有共产党员、复员退伍军人、要求上进的积极分子以及技校毕业佼佼者层层的压着，要想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模狗样等于搬着梯子登天——门都没有。”
于是不满足于生活现状的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和厮杀，我利用业余时间恶补文理科的高中课程，在夺得高中文理两科的毕业文凭以后终于在三年以后考进了上海财经学院，大学四年又返回原来的工厂担任财务工作。工作没几年又考上了助理会计师。
一般人来讲，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总算做在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会喘口气，休整一下，顺便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办了，娶个娇妻，生个胖小子，继往开来，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却反其道而行之。 也许是受遗传影响，感觉自己的血脉里时常有一不安稳的骚动。
峰哥比我拼搏的更厉害，由于他天生对餐饮业有着特殊的敏感，厨房里的“十八般武艺”——烤、烧、煮、炒、煎等功能样样精通，在考得国家级和市级的“一级厨师”证书以后，于一九八六年毅然决然的打破自己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辞职到商海里撤网捕鱼捉虾，他曾经在上海的繁华酒家、远洋宾馆和金鼎酒家担任主厨，又曾经转战南北有时候会在苏州的党校承包食堂，有时也会多种经营，开自己的照相馆和搞房地产，风里来雨里去，吃尽艰辛却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
在上海的时候，我依旧厚脸皮的去到他管理的酒店和餐馆打秋风，白吃以后还要白拿，当然对于他眼花缭乱魔术般的娴熟厨艺我自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朋友和客人都赞扬我的烹饪技术不错，菜炒的“色香味”俱全，夸我生来就是厨师的料。我呢，唯有暗暗苦笑，这也许是历史的误会吧，因为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远渡重洋跑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来不亦乐乎的做伙夫，而且一干就是数十年，其实峰哥倒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厨啊。）
后来我迈出了人生最重大的一步，飘洋过海来到了蒙特利尔，峰哥依然在上海打拼，我们虽然远隔千山水，却彼此念念不忘，时时刻刻互相勉励。
只是万万想不到在我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峰哥竟然就这样毫不留情的抛下我们，我心里非常难受，堵得慌……
对于我经常祥林嫂般的长呼短叹，悲悲戚戚，周围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反而被我这种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深情厚谊深深打动。我在蹙额扪胸深表遗憾的同时，隐隐约约的凭自己的第六感觉如今的峰哥魂随风逝、命丧黄泉和当时他老婆大人——峰嫂的愚昧无知，黏黏糊糊有一定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