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调查——两清中对崔巍的政治的和历史的调查

引言：
    震撼世界的中国1989年学潮由于执政党采取武力行动被结束后，中国国内在执政党的主导下，经过将近1年的舆论宣传和政治心理攻势，于次年的9，10月（准确时间待查考）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两清”即清理清查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波及的主要领域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以及政府机构。目的是甄别领导、参与、支持乃至同情这场学潮的广大普通民众，包括学生、学者、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政府机关和上述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人员。

作为当时以非中共党员身份担任原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87级卫生系政治辅导员的我，受到上级指令要求对本班学生崔巍、李传文、袁津玮（可能还有叶浩森，时间太久不记得了因而不能确定）等进行个案调查并向校党委提交调查报告。这几位同学被纳入调查范围不是我向有关部门（即校保卫处）提供的原始信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从未向任何上级任何部门提供过任何有关信息。我相信是他们本人的活动早已被保卫处注意到的结果，也许是本班学生中极少数人越过我这个环节向上级举报的结果。在那次学潮中，我既没有鼓励也没有反对学生们的行动，唯一一次干预过他们。这是由于有一天李传文拿着话筒在宿舍楼喊着要大家罢课游行。我当时阻止了他的行动，告诉他说，罢课不罢课游行不游行不能由你说了算，应该让大家投票决定。于是，全班同学聚到了一个大教室对此进行了表决。结果是大多数同意罢课和游行，仅极少数几个反对。正是由于这个首例，此后本班的一切活动均以此惯例做出决定。当然，主要的发起人是李传文等。但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惯例，在此后的“两清”运动中李传文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当年在同济医科大学内，参与学潮最积极、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广的有三个班级和一个系，它们是86级卫生系、87级卫生系、86级第二临床医学系以及法医系。其中，86级卫生系的黄穗是本校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因而也是后来遭受最严厉处罚的学生。本班由于每次（最初的爆发除外，那是令人无法预测的）活动都是集体投票决定，所以，显示出良好的组织与管理。

接受调查任务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恐怖的气氛即将来临。当时掠过脑海的唯一想法是宁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能让我的学生受到处分。理由是反正我已经毕业有工作了，而他们则可能面对无法预测的严重后果。这是当年读书期间在读到一本关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时（好像是张抗抗的一本小说，不确定），小说主人翁表现出的对其学生的个人情操。

当年的个案调查都是用信纸手写的，几易其稿，最后通过行政体系呈交给了校党委主管部门，相信这些材料现在还在保卫处等部门存放着。记得调查任务完成后，校党委主管学生政治工作的副书记王西明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质问道：“按你这样的写法你们班就没有一个要受处分了。”并以强硬的口气要求我重写。我则回以同样强硬的口气拒绝修改。最终，87卫没有人被处分。这使我感到欣慰。

2007年10月间，我回了一趟国内。将自己保存的一些个人笔记以及后来用计算机打印的关于个人统计方法学研究的原始文字材料等带了回来以图有朝一日能重新整理。今天，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保存完好的、关于崔巍的个案调查材料。读后依然思绪万千。这是当时作为年仅25岁的我写下的，它反映了当时我的认知水平以及对待此事的态度。在此，我不作任何修改，原文照搬，以飨读者。

由于这是最原始的手稿，有几处添加涂改，最终存档的原始文件可能在个别文字上与此略有出入，但不会有显著的差别。

个案调查说明

    崔巍，男，安徽宣州市人，共青团员。1969年10月生于周王中学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党员。1987年考入同济医科大学环境医学系。

一、基本情况
    崔巍在其大学同学和老师的眼里，是个为人正直、朴实、勤奋读书、精于思考、有独立意识、踏实肯干的人。说他好读书，并不是由于他对专业的热爱所致。他喜欢读的书主要是中西方哲学（包括马列哲学）、宗教和中国古典文学等作品。对专业则并不感兴趣，各门医学课程的平均成绩仅66.77分（百分制）。

入学后，他能积极参加班级及学校学联的工作。因工作能力较强，不久即担任校学联学术部部长。在他担任学术部长期间，曾组织过社会问题辩论赛、英语竞赛等影响较大的活动，受到学生们的好评。他所在的班级经常组织政治学习、演讲会、主题讨论会等，崔均能积极参加，并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班上有一定的影响力。1989年1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字里行间，“作为个人，在实现人类幸福的理想时是多么伟大，……，不同于任何过去的个人奋斗和个人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个人充分实现的最佳组织”。他希望“在共产党的组织中去作更伟大的个人奋斗和个人实现，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全人类的人。”

在1989年4 ~ 6月间，崔是一个比较积极活跃并有独立行动的人。他曾在4月下旬拟以学联学术部的名义组织“关于北京学潮动态”的报告会，被学校发现并及时制止。随后即在学生区和行政楼等处张贴小字报，主要内容是关于民主、人权、新闻自由等言论，是校园内较早出现的一批小字报。自从五月十六日我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开始，他均积极参加游行，并被同学推举参加“游行协调小组”，但因北京及时戒严，崔在该小组中事实上未做任何工作。五月十九日晚间，他从新闻中得知北京戒严的消息后，于第二天凌晨贴出“我绝食”的大字报表示个人抗议。此举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同学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后在学校、父母的关怀教育下，他撤回了绝食宣言，并经学校批准，于五月二十五日随父母离校返乡，此后未再参与学潮。

在事后的反思和学习中，崔变得沉默寡言，有一段时间消沉、酗酒，对时事麻木，却对宗教、气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专业）学习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滑坡，他的4门功课不及格全是在学潮之后的一年中出现的。

崔之所以有上述行动，是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所形成的思想基础密切相关的。而这种经历和思想基础又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这一广阔的背景之中。

二、个人经历

崔出生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时期，在他有所认识能力时，文革刚刚结束，但那一时期人们心灵中所遗留的极左路线的伤痕、经济的萧条、改革开放与旧观念的冲突以及封建社会的旧俗等，无不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抹上一层浓浓的阴影。他发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的与他在学校中所受的教育之间的巨大差别。

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小机关里。耳闻目睹了许多难以理解但对他幼小心灵影响极大的人和事。原以为这里的人们都是为了一种像纸上宣传的一样是为了“主义”、“制度”而作贡献，然而，他最终发现“人们生于此间，顾得最要紧的是性命和生活”。家乡的贫穷落后和种种封建旧俗的愚昧行为使他难以忍受这种现实，但他只是在宗教的条文中才找到了答案：“万物万事均归于无常有形之中，于形体物质之间找寻衣食，便总不能脱去轮回的了。”

他对宗教的兴趣，源于他所感觉的一种神圣的做人的职责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他认为“宗教兴趣很少是外在迫力使然，它实在是人内心的一种心理倾向，人的灵魂不可能无所依托。……人不能将自己的心灵完全孤立，人太需要相互理解和信任，哪怕只是两个人。人的本质特性纯乎天然的发现实在含有宗教的意味，却并不一定非以宗教的形式（表现，此为本人所加）罢了。”

他对个人生活及生存意义的理解，是始于童年时代的小事。他的非常喜爱的表姐放牛时掉在水里淹死了。他很想去看看，可父母不答应。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有机会去她的坟上看看。在这一“社会环境中，由公德习俗所规定的种种行为规范，实在有时存于人们短浅的目光中，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实乎困难，人与群体的沟通更是如此，使一个个体不能循自己的意愿行事。若给我一次机会去接受另外一种文化的熏陶，我一定接受，来塑造我新的生活。因为那氛围实在太伤害任何一个纯乎天性的孩童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窒息的环境中。”

他在自述中引用了斯宾诺莎的《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第178页的一句话就很能说明他接受的思想：“所以，当我们说某个事物是好的时候，我们只是指它与我们对这一类事物所见有的一般观念完全符合而已。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早已说过事物必须与它们的特殊观念相符合（其本质必须是一个圆满的本质）而不是与一般［观念］相符合，因为它们根本不会是这样的。”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告诉他不要相信已有的观念，并用这种观念去评价某个新生的事物，而必须把握这一新事物的本质的客观规律，使自己的观念与这一规律相符合，而不是与已有的一般观念相符合。他之所以引用这句话，足以说明在他看来，他生活的时代与此相悖的情形是常有的。

他自小追求一种完美，但他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却是太多的阴暗面。他曾在初中时代写了一份关于家乡的种种阴暗面的长达十页的报告，塞在在公社党委任秘书的父亲的办公桌里。可父亲淡淡地一笑，把稿子还给了他。直到现在，他也没能想清这是怎么回事。他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句话表达了他所理解的完善的含义：“人能够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而自由存在，而在这种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自由存在（筹划）之际成为他所能是的东西。这就叫人的Perfection（完善）”（《存在与时间》，　　页）。

在他所读的书籍中，某些传记无疑给了他不良的影响，倒不是说被树传的人有什么问题，而是树传者的浮夸和想当然的文风。这种文风表现在现实社会的宣传和教育中，则显得苍白无力，多空洞说教，贻误人子。缺乏真实、缺乏对历史的责任感使他厌恶，变得愤世嫉俗。他渴望真正地切住时代的脉搏，但各种借鉴西方的思潮和反思的文字使一个中学生的他感到茫然，变得无所适从，在思想上成了一个“无人要的孩子”，渐渐地，他对人生和社会变得意气消沉了。

就是在这种时候，他来到了大学。这时，新的环境和美好的未来构成了他脑海中的新的理想。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重新以自己的心去面对现实。他接触了比中学时代多得多的哲学书籍，有了更广阔的、深厚的交流人群。在他的心中，珍藏着对人类、对自然的爱。尽管人们可以无情地数落自己的过去，却不能指责这种纯真的爱心，因为它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高尚和永恒的价值，是一种激励人前进的力量。他在自述的最后引用了罗素的一段话，来总结他到现在为止的人生：“人的生命，是短暂而虚弱的；命运早晚定会将无情和黑暗降临在他或他的同类身上。在善恶上盲目的，对毁灭上漠不关心的全能者，在它的冷酷之途上行进着；对人类来说，今天他注定要失去他最挚爱的人，他自己明天就要经历黑暗的门扉。在不幸早晚降临前，能使他短暂的生命显得高贵的高傲思想，有待珍惜；藐视命运奴隶之懦怯的恐惧，崇拜自己亲手所建的灵地；不沮丧于机运的主宰，而从主宰我们外部的生活之反复无常的暴虐中，存有心灵的自由。”（《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页）

以上我们探讨了他的思想成长的轨迹。这种思想的轨迹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它离不开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以及崔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其中所感觉和行动的一切。

三、社会历史背景

一九八九年的学潮（原稿中我仍然使用这两个字）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她（原文如此）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原文如此）第一次彻底地剥夺了私有者，摧毁了私有制，在大陆范围内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其次，这样一个新型国家是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而资本主义未经充分发展的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在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带着必然的历史的烙印。而封建社会是专制、愚昧和落后的混合体。个体意识（即个人对自身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运的意识）和社会意识（即个体意识的社会化）均缺乏和淡薄。在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出具有独立意志并将独立意志溶入（应为融入）社会而发挥作用的个体。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我国社会的民主观、法制观与西方国家相比距离很大。个人对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不成熟，而这一切，恰恰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每个公民所要求的共识。第三，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一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进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第四，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抛弃了极左路线，致力于国内经济与政治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走过的曲折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所带来的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也是历史对我国提出的客观要求，是符合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的伟大社会实践。第五，我国处在一个动荡、发展和复杂的世界环境中。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在物质文明的建设实践的竞赛中，处于暂时落后的地位，再加我国本来就有着落后的历史，挨打被侵的耻辱，社会各阶层无不在寻找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的方法，而人类社会的各种历史与现实的产物也无不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随时叩击着我国的大门，向它提出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第六，经济落后。这一特点在改革开放后尤显突出。尽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与现代世界的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而且这种距离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七，改革开放遇到了阻力，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仍迟迟未能进行。当然，还有许多特点和问题，但我们认为上述特点是主要的，带有根本性的性质，是引起近几年国内自由化思潮泛起的主要原因。近几年自由化思潮的主要理论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对党的领导的否定，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集权制一样的专制政权；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不是真理，只是一个哲学流派，不适合中国国情；三、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的否定，认为社会主义是空想，公有制扼杀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四，对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思想专制”的批评，提出了思想自由的主张；对道德领域的批判集中在“集体主义”的观念上，认为“集体主义”是对个人的消融（应为消溶）和忽视。

自由化思潮的宣扬者主要是通过上述的批判来说明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其所运用的武器有两个来源：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通过对儒学理论的批判来挖掘现代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借古喻今。二是借鉴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诸如人权与自由论、公民观、契约论、法制观、理性与非理性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等，其中的核心是人权、自由和法制。它们是构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经过上述讨论后，有人提出了诸如“球籍”、“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冲突等现实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问题，并按上述理论提出了政治与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方向。

所有这一切，通过对资产阶级哲学家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介绍和评论，通过书刊、广播、电视及日常言谈等各种途径，影响着不同的人们，尤其是大学的青年师生，当然也影响了崔巍，并构成了崔的思想的主要基础。他接受了这些，把它们作为一种信念留在自己的心里，并准备为之付出自己的热情。

通过上述分析和论述，我们已基本阐清了崔巍参与学潮的主要思想及社会原因。我们希望能客观地、不带成见地阐明事实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弄清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

四、总结与建议

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挑战不仅在物质建设领域存在，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基础提出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注意吸取人类进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物资与文化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不至于在理论上显得软弱无力。

２．中国共产党不能放弃改革开放的路线，更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社会主义是有效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式，但有待发展和完善。其发展和完善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的道路。闭门是造不好“社会主义”之车的。如果社会主义最终不能提供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结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３．对自由化思潮，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批判地吸收并为我所用。采取文化的禁闭不是永久之策，而且后期的消极影响会更大。同时，应运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成效教育人民。事实是最好的教育和说明。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的进步。这是最终战胜自由化思潮，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的根本保证。

４．应引导青年的读书和评论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应关心青年的思想成长，鼓励他们读好书，培养健康的思想和行为。

５．改革学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目前我国的政治理论课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重复的多，空洞的多，脱离实际，枯燥无味。学生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一现状应得到根本改变。否则，其消极影响将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