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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死因，是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会议结束时，因他过于激动，心脏病猝发。
胡适去世那年（1962年）本计划好了要到美国去，后来因事拖延，表面上说是医生劝他不去。其实，如他自己所说：“我会被医生劝阻得住吗？我是为了（中央研究）院里没有人主持，不能离开，才说接受医生的劝告。”可知胡适有些话不过是婉转推脱而已。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胡适自己说的一段话最耐人寻味：“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梁实秋曾做过猜测：“是否指自己不够心狠手辣?”
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中简述了胡适最后情景：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选举七位新院士，胡适投下了赞成票。他的心情很愉快，兴致勃勃地周旋于他热爱的同事之间。将近黄昏时，院士们正纷纷告别离去，他心脏病猝发倒地。半小时后与世长辞。（林语堂认为：）他嘴角的微笑说明他已经如愿以偿，为学术殉身。”
女作家张爱玲在《忆适之》中说：“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齐如山在《挽胡适之先生》一文中说，按胡适先生的病症，“倘能小心，不至如此，盖因对于研究院开会……，兴奋过度，以致有此不幸。”
关于胡适生命的最后场景，我尽量搜集许多不同的记载，加以参照对比、查核落实，现将我认为比较可靠的实际情况，整理如下——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五时，举行欢迎新院士酒会。会前，台大医院还准备派医生、护士在现场照顾胡适，但胡适忌讳医生护士的白衣，说：“今天的会是喜事，（来了穿着白衣的）像是要办丧事。”不承想，这句玩笑话竟不幸成了谶语。
当天应邀来宾，到一百多人。下午五时正点，胡适先生高高兴兴的走到麦克风前致辞，他幽默而又得意地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接着，副院长李济讲话，不免表露几分悲观情绪：“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
李济特别提到胡适几个月前（1961年11月6日）所作的英语讲话：《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篇演讲词译成中文发表后，曾受到徐复观、叶青等人的“围攻”；还有一个“立法委员”廖维藩，竟然在“立法院”对胡适的演讲提出质询。现在李济重提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胡适听了，顿时脸色就变了。
这时，胡适的秘书暗示胡适不要生气，胡适却连连摆手，不要他管。接着是物理学家吴大猷讲话。他提到：“刚才李济之先生谈到科学是否在中国已生了根的问题。我想我们不必对这点太悲观！”
胡适听到这时，连连点头，并对吴大猷的意见表示赞同。
于是胡适再度站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激动，这主要是因为李济副院长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胡适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的到会，使胡适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的心境。
胡适郑重地说——
“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讲到这里，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检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
胡适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六点半，宾客们开始回去了。胡适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微笑着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跟他一起不愉快。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人，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六时三十五分，胡适先生晕倒在地上，没有再醒过来。一代哲人，就这样在环绕他周围的许多学人的无限悲痛之中，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