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籍港商钟安平案引起巨大争议（下篇）

尽管北京的高铭暄，张新宝等6位法学专家，对加籍港商钟安平案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上海和辽宁，以及香港的几位律师都把有关证据材料，呈送两级法院，并给全国人大，政协，高法，高检等写了信件，但这一系列努力都改变不了严峻而残酷的现实，这一切丝毫不影响辽宁地方官高压下的一起冤案的实施，它经过策划，包装和虚构，成为震惊一时的所谓“国企贪腐案”，其导致的牢狱之灾，使一个正值盛年的企业家入狱，不仅财散名去，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其家人亲友不能承受之重：这不是三年五年，这是比死亡还可怕的漫长刑期，枪毙一个人，只有一秒钟的恐惧和痛苦，而被判无期徒刑的钟安平，却要忍受无数个期待改判的黑夜的煎熬，他的夫人何太说，这个案子，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我们把房产抵押给香港银行得到的巨款，搞风险投资，钱进入辽宁国企抚钢，原以为抓住一次商机，却不料跌进了阴谋家的陷阱，我们不仅无功，而且有罪，还是仅次于死刑的无期，我们最了解自己，安平的父母不能接受，我和两个孩子都更不能理解，这是辽宁省地方官搞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此情何以堪？此恨绵绵无尽期啊。

 

2015年12月21日，这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对多伦多市民来讲，还不算太冷，但凛冽的寒风，对习惯了香港生活的何太而言，却是寒气逼人，她卷缩在湖边的一个小咖啡馆里，向外暸望，我急匆匆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细致地寻找她发给我的地址，一眼就看到她透过橱窗而射出的目光，那表情忧虑而警惕，令人心碎：她没有一点笑容，只有苦难凝聚的深沉的期待。像落井后陷入绝望的弱者的求助，使任何善良的人都无法回避和拒绝，这是我第二次与其见面，上一次是在10月26日的香港，是我拜访她及其父母等，而这一次是她的回访，是在她离别了许多年的加拿大。

 

虽然，彼此都非常清楚，面对国内的不独立的司法体制，面对全国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几篇小文章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但何太的观点是，正如先生入狱，她做为家人的能力微薄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弱小而不发声和发光，因为如果亲友都不努力，再有谁去关注安平的遭遇？如果不及时地将案件的真相告知世人，鉴于中国监狱的惨况，她的亲人随时都可能倒下，随着服刑期限的日历，年复一年地被苦难撕碎，钟安平的青春和生命，像落叶一样，一片片地凋萎，漂落，远逝，不仅他自己及家人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得势的徇私枉法者也变得肆无忌惮，他们继续做恶，就会有更多的枉法追诉案件横行，因此，胜利的结果更重要，却十分渺茫，但战斗的过程，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只要我们努力，就对得起先生，也永远不会后悔。

 

何太回忆说，刚开始，先生被拘捕时，最初是不相信法院能判，后是不相信会重判，当一切展示在眼前，精神几乎崩溃了，甚至想到自杀，由于可靠的消息来源说，她也是上了“黑名单”的，故不敢回国旁听先生的庭审，但钟安平的父母等多人，都去聆听了辽宁地方官操控下的法官的表演，钟的70多岁母亲说，这样的不顾事实的审判，太不公平了，她当时气得昏死过去，而80多岁的钟父也病情加重了，何太听到判决结果，与两个孩子哭成一团，难过和忧愤的心情，持续了大半年，她几乎什么也做不成，公司业务停顿了，国内的朋友离去了，她全部精力用来写信，发到全国很多部门，包括一些新闻媒体，但一切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她最不能容忍的是人世间的冷漠，写信时，常常一边写一边哭，泪水打湿了申诉信，但全国人大，政协，高法，高检等，没有一家回复只言片语的，她的眼泪流干了，希望慢慢地破碎了。

 

以前的何太，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也不太介入公司业务的家庭主妇，钟安平是典型的北方大汉，公司的经济问题，一般很少与太太提及，因此，当羁押中的钟安平忍受不了刑讯逼供，不得不违心的写信，让何太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提供所谓的贪腐犯罪证据时，她因为没有经验和单纯轻信，竟把一份钟安平与韩玉臣之间交流的便笺传给专案人员，这就成了阴谋家们诬陷钟的所谓证据，因此，每念及于此，她扼腕叹息，泪流满面。尽管如此，高明暄等北京法律专家仔细研讨这份以欺骗和恐吓手段得到的材料，尔后认为：“股票按20%分红材料”作为钟与韩有非法获利的唯一证据，而它所要证实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应受到严重质疑。

 

专家们的结论是，从材料原始记载的内容看，丝毫看不出有显示“韩玉臣20%股票分红”的内容，而是专案组事后要求钟安平在便笺上将“20%分红系分给韩玉臣”字样加上去的，这是高压下伪造的补加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律师会见记录看，钟一直强调受到了刑讯逼供，他反诉称，“给韩20%获利材料”正是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结果，我想，无论钟的指控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想，而且容易鉴别，不妨退一万步吧，我假定钟和韩有这一协定，但20%是多少钱，这可以评估，这笔钱进了韩的账户没有？只要没进，如何认定他们共同贪污犯罪呢，正如一个人扬言要“抢劫”，但尚未实施，能算抢劫犯吗？所以，高明暄说，从一开始就“使该证据大打折扣，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充足的证据证明钟在进行股票购买时与韩相互勾结，共同获利的事实，那么就不能认定钟利用韩的职务便利，与其共同侵吞了巨额国有财产。

 

由于何太非常清楚钟的案情，也悔恨自己被专案组愚弄的“帮倒忙”之举，故有时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先生，我在何太位于柴湾的办公室里，看到她精心保存的许多陈年红酒，一瓶瓶地摆放在柜子里，她说都是先生出事前收藏的，她不舍得喝，更不忍送人或变现，她想象着明天钟安平就会平反回家，和他一醉方休。

 

实际上，根据我的经验，专案人员奉上级指示办案，是有明确目的和任务的，辽宁的高官和东北特钢的领导已商量好，要用加害于港商钟安平的办法，抢夺他的财产，这个案子叫“戴帽子”的案件，也就是专门为一个人定身量做的，既使没有这份伪证，他们也不会罢休，他们会不惜徇私枉法的代价，绞尽脑汁再搞一个花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我对何太讲过：不必过去自责，那样对心理自救不利，谁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都会被诱骗上当的，我太太也体验过这个滋味。搞刑讯逼供的冤假错案的坏人，都是一个师傅教的，手法大同小异，结果影响深远。只要判决生效之后，就很难平反昭雪。虽然，周永康和薄熙来倒了，原司法厅长张家成也抓了，连南关岭监狱长高鹰也在2015年8月被双规，但他们的党羽大多数还盘踞在辽宁的公检法司。这些人经手冤案，赚了许多“黑心钱”，怎么肯吐出来？他们不拼死抵抗才怪呢。

 

我细心阅读了有关钟安平的判决书，它又臭又长，文字很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满纸荒唐的谎言。钟安平连国家公职人员都不是，如何定罪贪污？而他所利用的韩的权利，也不成立，韩才是东特的二级法人，实际上是三级，因为钟案涉及的是抚钢下属的合资企业：西进公司，专家们认为，被告人钟在向西进公司增资和收购股权的过程中，利用韩玉臣的职务便利，以虚假经济行为为掩护真实犯罪意图，共同非法占有国有资产人民币7121，44元的事实，这一指控，证据不足，法律适用有误。

 

相反地，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在向西进公司增资或收购股权的过程中，钟认真履行了出资业务，而且对公司的净资产，请第三方机构做出了客观，公开的评估，这就说明钟入股西进公司是一个程序完全正当的市场投资行为，钟只是把自己的资金放到一家国企的篮子里，钟占多大股份，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而是客观的资产比重决定的，而这一比重，在其投资入股时是简单，客观，透明，公开地显示出的，不应当因为事隔多年之后，长官意志发生变化，再按其他标准，对国有资产做出一个更高的评估价，就否定前面依据正当程序做出的净资产评估价值，更不能用二者的差价做犯罪金额。我的想法与专家一致，那就是，假定二次评估价值比较合理准确，可以据此重新商定中港双方的持股份额，用不着抓人判刑，而辽宁的两级法院一定要这样做，必有法律条款之外的不可告人的阴谋。

 

法院指控钟非法侵吞国有资产，数额巨大，手段狡猾，实际上占不住脚，钟根本就没有评估的权利：谁都知道，投资人增资行为后的股份额度应当按照出资比例来界定，而首先要对国企的净资产进行评估，由于方法，标准，范围，内容，水平不同，就会导致评估差异的问题，那么，钟和哪个评估单位有勾结和暗度陈仓的事？我翻遍了所有的判决文书及其它材料，均没有。因此，只要行为人没有在评估时营私舞弊，既使评估不够完美，也不能推定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便利侵吞了国有财产，更不可把不同评估计机构不同净资产评估报告的差价，直接认定为犯罪所得，如果法院一定要按照地方领导的长官意志判，那就是大连人讲话“大彪子思维。”

 

简单地再次回顾钟安平经历的商战过程，有助于突破这种荒唐无理的“大彪子思维”：2007年5月28日，他以实际控制的香港兴益认购西进房地产公司，增资1000万，且实际上把真金白银打进了公司，从5月31日的账面净资产价值看，他占55，56%的股权，但2012年12月16日，辽宁省检察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净资产重新鉴定，得出评估价值6615，54万元，该院直接据此乘以55，56%的股权，即，6615，54万元x55，56%=3676万元，这样就成了钟安平的犯罪所得，大连人把神经病叫“大彪子”，你说，这种只有小学生才做的算数题，竟成了辽宁公检法抢钱的所谓“证据”，是不是“大彪子思维”？高明暄，冯军等专家的用语很文雅：这一推断显然不具有合理性，要我说，这是办案人的“脑子”叫驴踢了，“彪”到这种程度，把一个关进大牢，就用这样的算法，也不知今夕是何年？

 

由于加籍港商钟安平投资分为两步，上述这种算法也进行了两次，2008年1月，抚钢集团董事会通过转让其在西进持有的44，44%股份的决议，1月6日，辽宁玺明会计师事务所确认西进公司截止2007年12月31日，净资产评估为2473，37万元，3月5日，抚顺市国资委，抚钢集团，安平担保公司，抚顺产权交易中心签订了转让合同，约定价款1100万，他们当时乐得要命，这一情节有照片和媒体报道为证，但后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摆脱了濒临破产的命运，又后悔了，立即翻脸不认人，这就像一个居民，在经济危机时把祖辈留下的房子卖了，虽然廉价，但换了面包，免于饿死，等到经济走出底谷，房价开涨时，有些婉惜，经常发牢骚，后来房价暴涨，又特别后悔而愤怒，就去找了抢盗去新房东家打劫。

 

我的形容非常形象而生动，当时辽宁省公检法的一些人，就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拿上述的44，44%的股权来说，2012年12月16日，新的评估额一个跟头，翻成了8205，41万元，并再以此数去乘以44，44%=3446万元，（扣除200万的保证金），显然，两次“大彪子算法”，算出了两个“贪污犯”，都判了重刑，法律专家高明暄又文明地说，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要我说，叫驴踢了的脑袋又灌满了水，堂堂的两级法院，用这样的荒唐的数据，如果把人送错疗养院，也可以一笑置之，但现在是关进南关岭监狱，我在那里被羁押了多年，知道苦度铁窗生涯的艰难，那真是“度秒如年”，生不如死，死去活来，如同畜生，故囚徒称“难过岭”，用“畜生”而不为的谎言，把人关进牢房，这叫什么呢？

 

我建议读者用类似算法，再做一道“大彪子题”：你用2012-2007=5，这就是说，5年前的一个评估，事隔5年后，再追认一个新的评估，而且，是在把人质抓了以后，根据领导关于“钟安平有罪”的推定，再去找司法机关指定的一家评估公司做出新的结论，显然，这家公司或者是不敢得罪公检法，违心地顺从“省霸”的指示，或者根本就是同流合污，比如，某人的亲友办的公司，专以徇私枉法而敛财，因此，3675+3446=7121多万元的犯罪额，已在“司法油子”的深思熟虑中，正好可以判他“无期”，把人关到死，把钱全抢光。那么，这样做，还要抚顺国资委干什么，他们2007年如何评估的，辽宁省长陈正高是如何承诺人家港商的，抚顺市的领导是怎样答应钟安平的，抚钢是如何被赵某掏空的，又是如何走出困境的，抚顺望花区是如何兴旺房地产的，中国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在哪里，这起案件对中港，中加关系的不利影响何在？这一切都不在官员的思考范围之内。可怜的何太，望断天涯路真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