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呈: 为了纪念二姐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米兰·昆德拉

王呈:     为了纪念二姐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毓华，二姐王毓真。大姐性情善良，长得也好看，二姐文静而聪慧，相比之下，母亲更偏爱大姐。大姐因病而早逝，母亲为她的死而悲恸伤心，因此过了两年，母亲也去世了。亲戚们当时对她说“您还有二姑娘呢”，但母亲仍然难以释怀失去大女儿的心痛。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但因为国家战乱、经济崩溃，作为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家庭，也是每况愈下。在那个时代一切人都希望通过变革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和一个安定的社会，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我的姐姐和哥哥，他们不例外地受到大时代的感染和冲击，追求新的思想和道路。

二姐的性格从小很要强，对自己很严格，做事有条理，因此后来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是顺理成章的。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成绩优秀，从来没有落后过。小学北师附小——中学幼稚师范（后来的女一中）——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全部免费）。以至家里留着她上学时得过的奖状，整整装了一个小木箱。当时的辅仁是教会学校，有些课是用英文讲，世界史就是英文的一大厚本，书中有很多精美的插图、名人像、世界各地的艺术品、绘画、雕刻、建筑，我常看它。以至后来我到艺专去学习雕塑，都是由此而引发的。

二姐非常能够苦读，每天早晨我还在被窝里（当时窗前有一个大炕，母亲带着我们，她睡中间，哥哥和我睡在母亲的右手，姐姐睡在母亲的左手）躺着时，她已经在桌子前面读书，念英文……。念得甚至我也能背出几句来。不过我的英文并没有因此而优秀，二姐对我英文成绩不好而不满，可是对此她也是无可奈何。

二姐因为年纪比我们大，因此思想成熟和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也早。她常读一些新文学小说。如万象书局出版的鲁迅、巴金、沈从文、徐志摩……的选集。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以至张资平、张恨水的小说我们都看，由此我们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小的时候二姐和我及哥哥的关系是和谐的、快乐的。冬天的夜晚，外边天气寒冷，为了节约不点灯（过去用煤油炉）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唱着学校里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夏夜便搬了藤椅，坐在院子的树下煽着扇子纳凉，任凭萤火虫在身边上下飞舞。秋天的晚上对着月夜星空听秋虫和蟋蟀的叫声，直至深夜。春天她带着我们约了同学一起到中南海去照相。回忆起当年荒凉的中南海和空静的北海，我们姐弟同学在一起的欢聚，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二姐在家中基本上是一个只读圣贤书，不管家中琐事的人，父亲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们家中唯一上了真正大学而且毕了业的。哥哥去解放区后，她也在假期中去了解放区，至于她后来怎样入的党，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家中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种影响下，我也和他们一起完成了许多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前，夜晚上街贴“告全市人民书”，给各学校送“解放军将要进城，各校负责人等候人民政府来安排”的通知。的确也忙的不亦乐乎。

在这时由哥哥的同学介绍二姐和顾传淦认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解放后他们从家里搬出来，到西单东铁匠胡同去住。二姐的工作总是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多了，她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先是教书，后来又到教育局，然后去四清，文革前又回到女一中，但只要有机会，她总要抽出时间来看我，我则在星期六和胡勤婉去看她，直至文化大革命。

二姐和顾传淦的死对我是很突然的，因为我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即使在文革初期她挨了打，被剪了头发，在接触中都没有感到有消极的情绪。但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二姐成为了学校里要被清理的主要对象，这对二姐的压力就太大了。因为什么呢？她是一个思想真实而单纯的人。多年来培养起来的信念—对党组织和毛泽东思想的相信是很深的。凭了它而参加了革命队伍，而参加了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行动，这一切都是太清楚不过了。

革命成功了，日子好过了，天下是我们的了，但没多久这一切都变了。一起干革命的人，情同手足的人都变成了敌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翻了个个儿。昨天的同事今天就成为了陌路人，人世间甚至没有了亲情。儿子可以带人打自己的老子，孙子可以在奶奶的脸上贴大字报。最亲爱的党和领导都无踪影，天上没了日头，人们都掉进了黑暗的冰窖里，真理、正义、伦理、道德、尊严都躲在了厕所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早就被鞭子、棍子、打跑了。

假如我设身处地，也遭到这种境遇，我会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当时二姐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徘徊在河边，无路可走，无处可投，无家可归，无理可说，这时她所依赖的组织在哪里，英明的党在哪里？我不想把他们说成英雄，也不想把他们说成弱者，我觉得他们是实在的有血肉的，有自尊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遭到了如此的待遇，但我了解，当整个社会的良知都被泯灭的时候，我们也许都要选择那美丽的的火坑，使我们永远安息的冰冷的泥沼。”

音乐界当时上海有个女钢琴家顾圣婴，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因为什么？因为不许她弹钢琴，不让她再弹和听她心爱的肖邦，没有了钢琴和肖邦，她的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

北京中央歌剧院的指挥小提琴家黎国荃（也是我的老师）他在文革中也自杀了。他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尊重别人甚至于对学生也很客气，从不伤害人。运动来了，平常他最熟悉的人让他跪在地上，污辱他，他善良的心被彻底地打碎了。他头脑中美好的世界变成了地狱，世上没有同情心，爱心，没有了是非。 他们和二姐、顾传淦同样是真诚的、善良的、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们到最后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容纳他们。

他们的遭遇是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和奥斯维辛同样的悲剧。

王毓真，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北京市人。中学就读幼稚师范（解放后的女一中），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解放后任女一中教员，教导主任，后在北京市教育局工作，六四年回女一中任付校长，党支部副书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从被关押的学校偷跑出来，在无路可去的环境下，和其丈夫顾传淦一起投河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