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下延川，但愿不仅是寒暄

姜维平

 

2月13日至15日，春节前夕，习近平回到陕西省的延安，第一站就是他40多年前插队劳动7年的地方——延川县梁家河村。于是，海内外的媒体多有报道，但呈现两极，国内由于言论管制，几乎全是一片赞扬声，海外则贬大于褒，前者不需多谈，后者总的来看，大多认为他是作秀，至多不过是逢年过节时礼节性的寒暄，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也经常如此，甚至一些已入狱的被证实是贪官的人，也不脱俗套，但这次是在全国史无前例的一场反腐运动中，习近平回“家”探亲的，而且，大清洗式的运动方兴未艾，故显得意义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道：这次春节前的延安之行，透露出什么政治信号？

 

官媒的报道说，46年前，15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住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秋天才离开这里，整整7年时间。也就是说，习近平第一次下基层，一下就是7年。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曾将这首诗改动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显然，习近平下延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怀旧，想回到当年劳动的地方，重温故事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刚接班的领导人，恐怕没那么简点，如同他两年前去深圳首倡改革开放一样，他的团队策划，安排他去延川，主要是针对目前中共执政危机，所做出的明智之举，毫无疑问，贪腐已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死穴”，从70多只大老虎的落马，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假如再不刮骨疗伤，中共在一夜间垮台，整个社会进入动乱，绝非危言悚听，习近平也好，王歧山也罢，都在延安窑洞土炕上挤过，深知民间的疾苦，岂能不忧虑而愤怒，所以，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力拔千钧打老虎，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所以，我写过《王歧山打老虎，动了真格的》一文。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搞廉政反贪，目的非常清晰和明确，是为了“救党”，也就是说，还得靠各级官员按照现有政治框架工作，于是，他们留恋父辈的耀邦式的，仲勋式的清廉和勤恳，这是不容怀疑的，顺理成章的，既使是那些坚定的反共的人，也不得不敬佩胡耀邦，习仲勋和赵紫阳等，他们没有理由不怀念自己的老一辈，我想，习近平精心选择这个时候去延川，当然有晚年怀旧色彩，但总的看，还是强调榜样和引导的作用，似乎在说，你看，我当年下乡时，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住窑洞，睡土炕，吃一样的饭菜，干一样的农活，但现在一些干部却越来越不像话，抓一个贪官，查抄的不义之财，少则百万，多则上亿，以至像薄熙来等大老虎那样，多得法院都不敢直言，因为如果如实告诉老百姓，就会引发“情绪爆炸”。

 

这方面我自己有些体会，不能说，不也有一点怀旧情绪：1974年9月7日，笔者也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那时搞“厂社挂钩”，我父亲是市政府农牧业局的保卫科长，我就下到新金县泡子公社谷泡子大队，呆了4年多，类似习近平的经历，与其大同小异，但我没入党，不是不想入，而是我表现懒散，入不进去，我们最大的共识是：那时的基层干部比较清廉，一是社会风气比较好，干群关系融洽；二是经济条件太差，也没什么可贪的。记得我到村干部王鸿宾家，看到的情景愕然，除了一口大铁锅和房梁上嗮的苞米棒子，他家什么也没有，我们知情吃得比他们要好一点，但后来到了1978前，形势就开始变了，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只有认识人儿，才能走后门儿”，它概括了官场生态，有一些知青为了回城而挖门路，给干部送礼（烟和酒，但不兴送钱），有些女知青则投怀送抱的，一旦事败，就反咬人家“强奸”，害了不少干部，等1978年我考上大学之后，慢慢地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演变了，以至“六四”以后，贪腐之风盛行。我想，习近平很了解中国的现状，他想力挽狂澜于既倒吧。

 

官媒的报道说，习近平的言行明白无误地告诫广大干部：要下基层，而不是跑上层。这就点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处，是否要因为制度性的大面积腐败而动大的手术，浏览网上浩如烟海的言论，不外乎是三派，反党，改党和爱党，第一种是“逢党必反”，只要中共做的一切都不对，要彻底清算；第二种是分清好坏，一部分党员是对的，好的，或较好的，不能一概打倒，应当改革，抑恶扬善，优胜劣汰；第三种是“拥党派”，只要是党做的都是对的，谁批评党就是敌对分子，必须严惩。我属于第二派吧。从我观察看，这一届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王歧山，李克强等人，都是“改党派”，而改革从反腐入手是抓住了“牛鼻子”，是收拢人心，顺应民意，而又凝聚社会共识的，像习这一次下延川就是要以身作则地告诫各级领导，要干活别贪钱，要下基层而不是“跑部钱进”。

 

“跑部钱进”是薄熙来创作的词句，意思是领导干经常要带点海参等礼品，到北京国家各个部委办去跑步，请吃饭，拉关系，批项目和争资金，再回到基层搞建设，应当讲这是立竿见影的，大连上个世纪经济发展比较快与此有关，大连的一些人怀念薄熙来与此有关，但一些“跑部钱进”的领导，包括薄熙来，谷开来在内，都借机贪污受贿，他们通过律师事务所和惠瑞斯故问投资有限公司，贪占掠夺的钱财数以亿计，这在大连已不是“神马”秘密，显然，习近平现在所提倡的不是“跑部前进”，而是“下乡干活”，也就是他到延川去释放的另一强烈信号，用实例来提醒党员干部：你们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搞官僚主义。

 

但是，多年形成的僵化的干部选拔体制，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单是榜样作用和回归旧情，恐怕治标不能治本，权力是某一个上级领导人授予的，假如他人品像胡耀邦那样好，可能他选得人就无大碍，假如他是徐才厚那样买官鬻爵的家伙，就会权钱交易，出多少钱就给多大的官，这样问题就大了，当上官的人就要索贿，连本带利捞回来，实际上，现在一切都在商品化，官场也是如此，中国有，外国也有；共产党有，民进党也有，人性的弱点都会应运而生，所以，习近平什么事都亲自去做，工作会很累，比如这次下乡就比较辛苦，我不怀疑他的诚意，也为他对待梁耀才的慷慨解囊而感动，但中国太大，积怨太多，干部太贪，民众太苦，与其事必躬亲，疲于奔命，不如深思熟虑，举一反三，抓住更大的“牛鼻子”，把竞争机制引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以前，我在基层也做过采访，了解一些情况，像村一级的官员，已有一些地区就是民选的，比如旅顺口区水师营的长城镇，它选出的干部就比较清廉，因为贪占懒惰的人没有选票，但上级领导怕失去权力而停滞“升级民选”，把试点局限在村一级，不敢再推进，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可怕，乡一级，镇一级，县一级，市一级干部完全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海选，权力由老百姓授予，上来的干部自然不必贿赂上级，当然，还会有“贿选”的新问题出现，这也不要紧，可以用司法来规范，为了不引发官场裂变，政治崩盘，可以分几步走，省级以上暂不要动，下面的基层乡镇县区可先变，这样的变革是制度性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如果习近平做了，社会就会动乱吗？我认为正好相反，不乱反安，它既救国也救党，救无数的贪官污吏，救现在更救未来，等习近平，王歧山退休了，也少出贪官，岂不皆大欢喜？